这“向左！向左！！向左！！！”的呼声，是格外引人注目的。它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趋向，一股涌动于激进的年轻人中的思潮：在党的领导下，一路“向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导向。正是在这一点上，《红楼》第4期的编者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
首先，这一期刊物的编辑指导思想就是不合时宜的。如前引《编者的话》中所说，编者的着眼点是“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情况”；这背后是一个历史的眼光与学者立场：编者显然意识到这一段整风鸣放在北大校史，以至中国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此，需要“真实地反映”其“情况”，保存原始的资料，以流传后代。于是，在刊登“正面”文章的同时，也将其所针对的“反面”材料“附录”：比如，在《我们的歌》之前，“附”上了张元勋、沈泽宜的《是时候了》；在《年轻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孙》后，“附”上了陈奉孝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等。编辑对这期选登的《贴在墙上的诗》的处理，处处都显示了一种历史感。比如大部分诗都保留了写作或贴出的时间，这就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3）
这样的编辑指导思想与方法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鲁迅早就说过，论战总是双方的，如果只取“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因此主张“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题未定”草（八）》，《鲁迅全集》卷6，页446。他自己编的杂文集里就经常附录论战对方的文章。而且看来《红楼》第4期这样的编辑方针也是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理解和支持的：这一期《红楼》的发行量高达一万份，这是创记录的，创刊号最初发行一千册，后来加印也才有二千份；原因就是许多师生都是将其当作“历史资料”，特地购来保存，或作为反映北大整风运动情况的“可靠刊物”寄赠自己的亲友。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载《红楼》第5、6期。但从批判者的眼光看，这就是扩散了右派的影响，“客观上”帮了右派的忙。
而且尽管编者主观上也想区分“香花”与“毒草”，就有了前述“正面”文章与“反面”文章的不同处理；但当时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什么是“香花”、“毒草”，也并不容易区分，这一期《红楼》就将后来被划作右派的江文的《新“乐府”诗选》作为“正面”文章刊登出来，也许因为是讽喻诗，又是古体新用，艺术上颇有特色，编辑格外看重，还特地加上了花边，这就更闯了大祸：因为就在6月14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姚文元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该文以《文汇报》与《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在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的讲话的不同编排处理为例，强调报纸的“编排也有政治性”。并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按语，进一步提出“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以此断定《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这样，《红楼》第4期对“右派分子”江文的新乐府诗的编排处理，要受到猛烈的批判，就更是必然的了。
同时受到尖锐批判的还有一首题为《一个“党员”的自我礼赞》的诗及其编排处理。这也是一首讽喻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既然我是个共产党员，/就说明我是站在群众之前；/我是旗子，是真理的化身，/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焰”，这本是对某些党员以“特殊材料”自居的思想的一个嘲讽，这在当时自然要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据后来编辑部的检讨说明，他们本来是准备将其作为“反面”文章处理，但匆忙间竟忘记了加上“附录”二字，就作为“正面”文章登出来了。但就算是一个技术性差错，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政治错误”。
批判者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红楼》第4期的编者追求“真实地反映我校的整风运动的情况”，从编辑思想上看，是犯了一个“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错误：编者“将当时学校大字报上的右派言论和批驳右派的文章兼收并蓄，好像他们自己不是战斗的一员，而是站在一旁，向读者指点说：‘你们看啦，当时双方是这样斗争的！’编辑部缺乏鲜明的立场，缺乏鲜明的战斗性”翟奎曾：《评〈红楼〉》，《红楼》第5、6期。；而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客观主义’其实是更接近右边的”张建：《什么倾向——评〈遥寄东海〉》，《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4号。。
更为传达着党的意志、急剧“向左”的批判者所不能容忍的，是《红楼》第4期编者将这期刊物命名为“整风运动特辑”。后来在批判者的压力下，《红楼》编辑部作了这样的检讨：“当右派面目早已暴露无遗的时候，当同学们正和右派坚决战斗的时候，还把右派进攻说成是‘整风运动’，这不消说是多么严重的敌我不分了。”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在这份检讨中，还特意说明了一个情况：此期刊物是6月初编辑的，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尽管已经发表，但反右运动并未全面展开，北大的反右运动如前所说，是6月16日党委书记作了全校动员报告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当时一切都还不够明朗。但因印刷制版等原因，这期刊物到7月1日才出版，形势已经大变了。其实这背后还包含着编辑部同人对前一段运动，以及当下运动的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解。这集中反映在这一期作为头条发表的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一文中。正如编辑部的检讨中所说：“它所占的地位和篇幅，显然就决定了这一期的基本倾向。”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这篇文章最引人注目，也为批判者抓住不放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该文在观察、描述鸣放时期的北大运动时，始终认为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归罪于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想否定社会主义”，但“在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意见倒是一致的”；他们因此坚持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应当领导人民扩大民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党才能永远不脱离群众。”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4）
这大概是很能反映这一代青年内心对民主的渴求的，即使是投身于反右运动，也不愿意放弃这一基本的，也是根本的要求。因此，他们对当下的运动的理解，也是坚持“左右开弓”，也就是这一期《编者的话》里所说，要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一面进行反右斗争，“反对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一面“支持善意地助党整风的意见和批评”，也即坚持反对“三害”：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
这一期选录的发表于5月20日的一首《回答》大概是很能反映编者的立场的：“马列主义/是我们的灵魂，/教条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坚决地/清除教条主义，/我们/更坚定地/保卫马列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愧为/真正的/五四父兄的/子弟。”作为这样的基本思想与立场的体现，这一期除发表了许多可称为“反右檄文”的杂文、短论及诗歌、小说以外，还以相当的篇幅刊登了《儒林内史》、《新拍案惊奇》这类“反三害”的文学作品，而作为“贴在墙头上的诗”专栏首篇的《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更是高喊：“思想自由之花在五月的阳光下缤纷/真理的声音像春雷滚过初夏的长空：‘剿灭三害，助党整风！’”
这样的声音出现在反右运动中，自然要被认为是一种干扰，甚至是继续放毒。那个时代的逻辑是：党既然已经发出了“反右”的号令，一切都应该统一到党的这一意志上，而决不允许有另外的理解与行动。结局只能是这样：《红楼》编辑部最后作出检讨，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表现了立场的动摇”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并在组织上进行了改组：先是将编委中的右派张元勋、李任等开除见《本刊编辑部开除张元勋、李任》，《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第2号。，以后又彻底换班，另组编辑部。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校园里的学生刊物，由此开始的编辑指导思想、方针与组织原则上的根本变化。
在《红楼》编辑部的检讨中，在追查“犯错误”的原因时，谈到了两点。首先是在“编辑方针”上，《红楼》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习作园地”，“以发表作品为满足”，这就完全“忽略了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作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必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社会斗争”，“忽视了文学的目的性，忽视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实际上是削弱共产主义思想对文艺的武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路线的反映”。
其次，在组织原则上，《红楼》在《发刊词》中，“把党和学校行政、广大群众提在一起，只看作是支持和关怀的关系”，“没有坚决地依靠党的领导”，这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本刊编辑部：《我们的检讨》，《红楼》第5、6期。
于是，就有了改组以后的《红楼》的新的宣言：1958年第1期，为“纪念《红楼》创刊一周年”，《红楼》编辑部发表了题为《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的红旗》的文章，明白宣告：“我们公开承认，《红楼》是党的宣传工具，是党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的武器之一。它应当为政治服务，为党的事业服务，而不能脱离当前的###。”这也正是反右运动的目的：它要从政治、思想、组织上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而且是毫无例外的，即使是校园内的学生刊物也要置于党的绝对控制之下。这就是当时及以后一再强调的党性原则。
（五） 《浪淘沙》：坚持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尽管《红楼》竭尽全力地“改正错误”，连续编辑了“反右派斗争特刊”，“作为对同学的期望的答复”，但毕竟元气大丧，在同学中的影响逐渐减小。在反右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浪淘沙》。前述《红楼》第4期的重头文章张炯、谢冕的《遥寄东海》里写于6月20日的信中首次谈到《浪淘沙》于“昨天下午出版”，并介绍说“这是由《儒林内史》编辑部和求实书会（《清华园奇观》和《新拍案惊奇》的作者们）合办的同人刊物”。反右运动中有人写文章指明《儒林内史》是由中文系研究生二班的“全体党团员”编写的。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15）
《浪淘沙》第1期还是一个油印刊物，在编者《后记》里这样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淘洗三害的沙之外，我们还要‘淘’离开社会主义的泛起的那些沉沙沉滓，不让他们和许多善良的爱护党的意见和言论搅在一起，淆乱是非，引起混乱，是以将本刊定名为《浪淘沙》。”这样，尽管从总体上《浪淘沙》也是坚持“左右开弓”，第1期同时发表了揭露“三害”的《儒林内史》与揭露校内右派的《阿O外传》（这两篇也转载于《红楼》第4期）但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浪淘沙》及《红楼》发表的《儒林内史》也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判定为“歪曲和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党团组织原则，反对或不满党团的领导，丑化党团的领导干部”的“毒草”。见谭令仰：《〈儒林内史〉是毒草》，载《红楼》第5、6期。；但其重点却一开始就放在反击右派上。
它的第一个为全校师生注目的行动，是发了一期《号外》，公开披露了《广场》主编张元勋、沈泽宜在印刷厂被工人包围的消息。这样，也就把自己推向了反右的第一线。
在随后（6月24日）出版的《浪淘沙》第2期（已改为铅印）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现实告诉我们什么？》，就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强调“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还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应该在这场斗争中认清道路”，“（这）是维护社会主义和推翻社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然激烈，必然紧张，就不会像请客吃饭那样轻松”。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立场，观点，方法”的强调：“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一个人都应该经常给自己划一个问号：我所站的是什么立场，所持的是什么观点，所用的是什么方法。它的确是使我们从乱丝般的现实中辨别方向，判明是非，分清敌我的法宝。”可以说《浪淘沙》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是自觉地以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投入反右运动，不仅批判右派言论，也批判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