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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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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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这“麻猴”零售也没几个钱,附加值极低。幸亏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免费劳动力。别看这个小小的“麻猴”,制作也不那么容易。先把成捆的大麻运到看守所中间的空场,然后由劳动号(有特许劳动权的犯人,一般都是当地犯人。)用大铡刀,把那些长麻铡成一尺长左右的短麻。然后,分捆成一把一把的。下一步是由有技术的犯人,把这些麻染成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下一个工序是:把这些色麻分发下去给老弱病残的犯人,让他们用梳子把这些麻梳成像蚕丝那样通透柔软,发出缎子般的光泽。
  我和老七算是青壮劳力,就被分配到成品车间。三年多来,由于我们是同案,所以一直关在不同的牢房,在死刑号都是如此。如今,到了车间,我们俩的车床就可以挨着,就可以畅聊一通了。这里所谓的车床就是木制的土车床,我们就用这种车床依次把不同颜色的麻毛,用一根铅丝把它们拧在一起。生产出我们这个工厂的唯一产品——麻猴。监狱长为了刺激生产力发展,把我们的产量和我们伙食的定量绑在一起。
  一开始,当地的青年农民手头都比我们利索多了。他们认定我们肯定玩儿完了。他们吃最高的定量,我们吃最少的定量。这还不算,一不留神,我还把自己的手掌给剪了个大口子。这又让那些青年笑得喘不过气儿。但是,也和大多知青一样,三个月以后,我们的技术突飞猛进,渐渐地我们就开始吃最高定量,而新来的农民只好吃最低定量。而且,即使是有技术的老农民,也不可能再追上我们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进行了技术革新,不但把那个车床进行了彻底改造,还把当地多少年来拧“麻猴”的标准程序和姿势都进行了改革。这些改变,地位的转化,并没有引起饶阳当地人和我们之间的矛盾。他们很朴实,能面对现实。笑话我们的时候很真诚,佩服我们时也很真诚。 。。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2)
我们把这里的“麻猴”产量翻上去不只一番,这里环境因此就变得更加宽松。一天,张所长高高兴兴地把我们集合起来发表讲演,说我们的改造已经初见成果,现在产量上去了,超额完成了任务。可是,质量也要严格把关。质量过关以后,下次改善,一定有猪肉炖粉条。虽然,他的讲演时肯定刚喝了酒,但就算这么说说,我们也高兴。在饶阳我们一年标准改善伙食只有四次:“五一”、“十一”、“新年”、旧年(春节)。他老人家什么时候给我们吃猪肉炖粉条,那就不知道了。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我和老七都成了生产标兵,所以吃的比过去多多了。暂时不再被饥饿煎熬。其实张所长也没有给我们增加定量,他只是把新进来犯人的部分口粮挪给我们吃了而已。新来的犯人肯定完成不了生产指标。我们也没有因此良心不安,因为当地犯人都在这里呆不了多久,就被判刑去劳改队去服刑。在劳改队他们成了合法劳动力,到了那儿他们就不会挨饿了。而我们等于是死缓犯人,不知在这里还要等多久,所以自保为先。在这里开展生产之前,和我们一块儿来饶阳的北京气象学校学生邹宗志,就饿死在这里了。我们不想重蹈他的覆辙。
  开展生产对我们最大的好处是,我们可以在车间里天天一边拧麻猴,一边聊天。有时候,我们也一起唱歌。当地的青年也不时唱点样板戏或语录歌。有一天,我和老七唱起来《伦敦德里小调》。也许,那忧伤的情调很符合那时大家的心情,所以,我们俩就一遍遍小声唱着,不愿那旋律停止。不知不觉中,其他北京青年和当地青年都停止唱歌或聊天,整个车间都宁静下来,除了车床的嗡嗡声外,剩下来的就是我们俩的歌声。
  这时,我们俩才发现大家都在听这首歌,唱完这一段就自然停了下来。人们都没说话,大概还沉静在那个曲调中。过了一会儿,休息开饭了,几个青年走过来,有北京的,也有当地的,都向我们要歌篇,我和老七答应晚上值班的时候,帮他们回忆回忆,写出歌谱。
  第二天,我和老七把两个人的回忆加在一起,誊写出了一张歌篇。他们就拿去抄写了。此后,每天一上班他们就要求我们唱这支爱尔兰的老歌,他们就小声和我们合唱。几天之后,差不多整个车间的青年都学会了这支歌。以后每天,我们都必唱几遍这支歌曲,《伦敦德里小调》似乎成了这里的厂歌了。谁会想到,这首爱尔兰旋律会缭绕在饶阳白花花的盐碱地上。
  后来,我们也教给大家德沃夏克的《思故乡》。其实这支歌的歌词我都记不确了,只好自己根据大概那意思来填写,就这样以讹传讹教给了大家。后来还教给了大家许多歌,我和老七也自己趁机写了几首歌,也教给了大家。不过,那三年中,人们最喜欢唱的还是他们学的那第一首歌。
  我心中怀着美好的愿望,像苹果花在树枝上摇荡……”
  后来,人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开始自己写诗、写小说。我的程序就是这样,每晚在两个小时的值班时,自己写一段故事。第二天交给老七,他一边儿看一边儿帮我编辑、改错。第三天,在工余休息的时候,我读给大家听。
  我们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这珍贵的自由。
  那一段时间里,渐渐地,这样的写作就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每天万籁俱寂的牢房深夜里,我都要写上一千来字。对同一个车间的犯人来说,等于多了一个说书人。也许,每个写作的人都需要读者或者听众。而这里的犯人,在这里除了物质方面的饥饿以外,也有精神的饥渴。所以,我写作就有了动力。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23)
在那个阶段,我和老七在干活的时候,最多的是聊社会上的风花雪月,自然会聊到许多遗憾的浪漫故事,就会有许多“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有晴雯那种“早知枉担了虚名,也没了远限”的那种遗憾。这些深聊让我决定写一个这样的爱情故事。因为从一所房子开始,又以同一所房子为结,所以小说的名字就叫作《房子的故事》。
  讲的是我小时候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我们院儿的后门是小雅宝胡同六十六号。而六十五号是一座北京胡同里难见的童话般的两层小楼,里面住着一个姓黄的老头。在楼上,还住着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因为她的穿着,和我周围的孩子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动画片里的打扮,举手投足也都是仪态万方。今天明白,这都是家教而已。而那时在我眼里,她就是童话中的公主。
  反右”的时候,黄老头自杀了,那天我在房上看见救护车如何来把老头拉走,也看见那个小公主面色苍白,嘴唇微微发抖,站在院子里。不久,我们搬走了,那一切就渐渐淡忘了。那就是我们童年的相遇。
  我大学时代,一个聚会中偶然遇见她。一聊,发现很谈得来,又好像在哪儿见过。她告诉我她在北京医学院读书,家住在小雅宝胡同六十五号。我恍然大悟。这时候我才知道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公主姓甚名谁。我才知道,原来她是黄老头的养女。而黄老头那次自杀并没有成功,如今仍然低调健在。
  那时候,我已经有个女朋友了,她和我都少年气盛,还都有些不可一世。所以,我们正在闹别扭,闹分手。
  也许,生活的际遇不同,黄姑娘则非常低调、通情达理也非常善解人意。于是,就觉得她才是最适合我的人。
  然后,我们开始来往。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的交往,必然遭到我们学校,我的同学,以至于我们家庭的坚决反对。
  *”中,她家再次受到更激烈的冲击,这次黄老头就没有再次躲过,终于驾鹤而去,她家也被某个红卫兵司令部占用了。好在,她当时还是学生,作为支持红卫兵运动的医疗队,被派驻到清华大学。
  我穿过风雨硝烟,在清华校园里的帐篷中找到了她。相顾无言,也无泪一行。最后,她送我出来,说:“你回去,做你同学的好同学,你朋友们的好朋友,做你妈妈的好孩子。离开我吧。”我的自行车消失在夜雾中。
  过了几个月以后,被几个老兵拉去他们司令部喝酒,没想到去的地方就是当年黄姑娘家。我们就坐在以前她的闺房里,这里已经被这帮孩子糟蹋得不像样子了。满地啤酒瓶子,杯盘狼藉,到处垃圾。万幸的是,这里居然还剩下来一个完好的电唱机。我放上一张,捷克的唱片《自新大陆》,这张唱片的第二乐章开始的旋律,就是当年我们俩最喜欢的一段。
  我正在一边儿闷头喝酒,一边儿在回想中玩味这旋律的时候,外面一个孩子大叫:快来,快来!这里有一个上锁的地下室,还没被抄过呢!说着,就抡起砖头开始砸那个锁。几个孩子都窜了出去,只有我还留在这里喝酒。
  外面传来咚咚地砸锁声,留声机里的定音鼓也在咚咚作响……
  这就是我在饶阳所写的《房子的故事》的结尾。既然是小说,我自然要加以渲染,加以演绎和八卦。每天在我们劳动休息的时候,我们这些秃瓢光着膀子,身上的汗水沾满了各种颜色的麻屑。他们端坐在一起,我一字一句认真地读着那故事,那些小伙子听得直眉瞪眼。
  只有一个在饶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就大不以为然。
  他叫柳陆森。他说:我打小儿在北京胡同里开玩儿,就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讲的这种事儿。我揣摩,你整个就是一个侃爷,别这儿蒙这帮傻孩子了。他们一听就以为北京到处可以遇见公主,你这不是害人家孩子吗?你以后再侃,得事先声明,这不过是你自己瞎编的。
  我的这些粉丝就轰他走,说:你不爱听,你就走人,真的假的不用你管,好听就得,谁像你这么弯弯绕?于是他们就把当地“四大弯”顺口溜改成:辘轳把,大弯针,豆芽菜,柳陆森。
  有一天,我念完那段故事之后,人们坐在那儿玩味着,默不作声。
  柳陆森突然开始背诵起一首这样的诗: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他读完以后,人们都七嘴八舌说:行啊,大弯针,有两下子,是你自己写的吗?
  他慢吞吞地说:“在这里边儿,都把你们给关傻了。这是著名诗人郭路生写的《相信未来》。你们真是井底之蛙,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的确如此。我真不知道郭路生在外边儿写了这首诗,我也不知道甘恢理写了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更不知道白洋淀还出了一群文学好汉。
  我的七十年代,就是在与世隔绝井底的一洼水里,和其他几个更小的青蛙,一起聒噪。不知道那算不算七十年代文化潜流,不知道那算不算文学。对我们来说,算什么都不重要。这些微小聒噪喜悦,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七十年代,是我生命宁静的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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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听敌台(1)
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可以说,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什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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