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房里有坏人，愿做刀下该死人；小妹房中无坏人，用何交代出我门？
嫂嫂听了小妹说，打个团团出了门。开了大门送哥嫂，开开后门送情人……
小汉唱的这是《和姐歌》，它还有着很长的内容呢。
一边劳动一边唱歌，是劳动人民忙中取乐的方式。圩区农民们唱的歌，内容多以爱情为主，间或是生活内容的，篇幅有长有短。所唱的种类繁多，有耘田歌、车水歌、舂米歌、打夯号子和划龙船的歌，更有天真活泼的儿歌和放牛娃唱的粗俗豪放的山歌，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被统称为“民歌”。民歌唱得农民们苦中有乐，兴趣盎然。
秋天，双晚稻子也和传统的中稻、晚稻一样，获得了好丰收。实践使人们对双季稻产生了由衷的宠爱。也让人们真正体会到了人民政府真心实意地关心农民的实在之处。他们在高兴之余，又非常感动：哪里见过衙门里的人关心过农民的生产呢？如今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真算是生在福中了。从此以后，凡是政府的号召，农民们都热心拥护。
农民们收上来了，国家收购新粮也开始了。这一年国家对稻谷定价，每百斤仍然是六元六角。大丰收以后，粮价仍然能够稳定，大家卖粮积极性很高。除了口粮种子和交足农业税外，多余的几乎都卖给了国家。
国家为了多收购粮食，努力地增加着库容，除了在各自然村设有临时收购点外，还在水运便利的河口——沿河村设立了大粮站。卖稻送到大粮站，另外还加“脚力”，也即送稻去的运力。于是，为了多挣钱的人，便不嫌路远，每担都挑着老秤150至200斤。他们到沿河粮站，五六里路，每天早上一担、上午、下午各两担，五担跑下来，一般人累得够戗了，可是，居然还有人一天跑六、七担的。
粮站收购粮食服务态度特别好：冷茶免费满足供应，卖稻的只要一到，立即看样过磅，决不无故耽搁。因此，卖稻的速度很快。才丰收的农民，为了能有现钱，改善生活条件，在良好的环境下，又激发起今后的生产积极性。好象幸福的日子就在眼前，只待自己吃苦耐劳，就能“心想事成”了。
秋收以后的东圩人，有了粮食，卖了以后，又都有了点钱。他们都要改造遭水灾回来后窝居的小棚子了。于是，开始购买建筑材料，为改进居住条件做着准备。
①此后双季稻在沿江一带成了农业生产的主要格局。面积逐步扩大到了总耕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
②接季：从前农民粮食老是不够吃，种点速生庄家补贴缺粮的困难。这种方法，叫做“接季”。
③和糰：用炒爆的穤米加糖浠搓成球状的糖食。用以象征“欢乐团聚”的祝福，
④分田分担：一分田收获过秤称一百斤；分田分担，一分田收获一个挑担，约一百五十斤之谱。本文所说的亩，除已有说明外，都是指老亩。
⑤蝗虫，结虫，抽心虫：都是农业害虫。其中结虫，是稻包虫，钻心虫是螟虫。
⑥老董四说小汉不懂，其实，当时的农民全不知道：被他们称做“鬼火烧稻”，是水稻白叶枯病；而“开缺瘟”则是稻飞虱所为。
⑦歇放田：荒芜没有耕种的田。尤如人劳动中休息一放的意思。
十五、新农村；农民憧憬新生活；好形势，农村括起急进风
农民们丰收了，有了粮；卖了粮，又有了点钱，对政府推广的双季稻，信心百倍。人人喜气洋洋，对将来充满了希望。
东圩村上破圩回来窝的小棚，现在都在改造了。人们买来毛竹，正而八经地撬起草屋来。老人、妇女天天搓着草绳子，因为“草屋三间，草索一担”呢。赵恒顺破圩回来后搭建的棚子本来就做了长期打算，是在正屋地基后面建起来的。现在他在原来恒发的房子地基上做了三间两头落头厦①门向南的草房，把自己朝西的房子地基与原来的晒场地连接起来。棚子还留着做了农具房。这样，赵恒顺的晒场、房子都宽畅多了。 赵恒利的两堂房子都被水冲走了。破圩后荣春一房住到乡里的关帝庙里去了，他小儿子荣秋又在县城念书，常年不在家。家里就荣夏配亲后夫妻俩，加赵恒利夫妻四口人，他们在老屋基场上，即赵恒顺房子南端、村中路紧西处做了堂三间草房。赵恒发的房子按道理也能做成瓦房了，可是，他认为他房子凑合着还能住，加上目前经济并不很宽裕，他打算等个年把，经济更好了点的时候，再备些材料，做堂象样的房子。于是，他只弄了点泥浆，将砖码的墙缝迷糊了一下，一家人还照旧的住着。
赵恒发有了点钱，觉得应该打扮一下韩妹妮。因为韩妹妮自从来到他赵家后，什么装饰品也没有。正月里，他到谷口找银匠，花了两百斤大米，给韩妹妮打造了一副银耳环。二月二的这天，村上许多姑娘和年轻妇女穿耳朵，韩妹妮也把两只耳坠子穿了洞，将耳环戴了起来。
董正富的父亲老成旺，破圩回来后，还没到收早稻的时候就死去了。正富用从大先生五畅瓦屋上拆来的材料，在自己村当中老地基上做了三间瓦房，还用石灰里外都粉刷了，白幅昂昂。在众多草房的东圩村里，显得鹤立鸡群。董老二的假八间倒了，虽然房子材料没让大水漂走，可是砖瓦却碎了不少。现在，他把房子材料一分为二，分给了两个儿子，让他们各做房子单独居住了。在老屋基上，他的大儿子董正道做了堂草房，只不过墙不是泥巴壁，而是用砖砌的，在村上算是上好的房子。他带着小儿子小汉，在村当中离董正富房子东山墙丈把远的空地上、赵恒发门口三丈远的地方，做了堂小瓦屋，因为砖不够，只砌了北边半截墙，其他地方，还是做的泥巴壁的墙。于是，东圩村上算是有了两堂盖瓦的房子。相比之下，董正富的房子大，董老二的房子小，人们便叫董正富的房子为“大瓦屋”，叫董老二的房子是“小瓦屋”。
人们有了新的住房，生活算是安定了下来，于是，都一心一意地扑在了生产上。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协助乡里和中队干部天天做群众工作。他们向人民宣传说，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群众的好日子将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于是《东方红》②的歌曲到处都在唱，大人小孩都知道了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共产党是我们的领路人。人们听了这些宣传，越发充满信心，更加满怀希望地为着更理想的明天而努力。
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民们热爱新生活，工作队在号召农民们发展生产的同时，还努力提高农民们的文化素质。在“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的宣传中，农闲的冬天，到处办起了“农民夜校”。于是，东圩村东边的学校里，白天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晚上，则是成年的青壮年农民们学习文化的课堂。夜校开学的那天，赵恒发和村上二、三十岁上下的农民们都来到学校教室里，一字不识的农民们，在那里认真地上着扫除文盲的课程。他们的老师就是识得几个字的农民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师。一个阶段下来，许多人不仅能写自己的名字和*数字，还能写个借条、领条了。
夜校的学员们把课桌每两张并在一起，四个人各坐一方，中间放个煤油罩子灯，各人念各人的书。偌大的教室里，坐无虚席，济济一堂。一字不认的人，找能认得几个字的人询问；有人一个晚上能念几页的书，也有的人几天却念不了一页。鲁夯夯只念了三天，竟默默地不再来夜校了。赵恒发去叫他，他说：“我没心思，念不下去，不想念了。”二韩、赵恒生他们也只念了个把礼拜，也不再来了。不过也有人念的专心致志，典型的要算是赵荣夏了，他至于象正式学生上课一样，每天要写几大张纸的作业。一个冬学下来，他真正地扫除了文盲。
赵恒发领了一本都是繁体字的《农民识字课本》，念得很认真。可是，到头来也只能歪歪扭扭的写他自己的名字和*数字。冬季兴修水利开始后，大家一心扑到了圩堤上，夜校停了下来。学习了的字，大多数人没有心思温习。圩堤还没有挑完，已经认得的字，几乎忘得尽光。他们自己说是“又还了老师！”那些认过的字，每当看见了，虽然觉得面熟，却总念不出来。恒发和他的“同学”们，曾经一本正经的学习，到头来还是不认得字，心里好生别扭。于是，他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读书认字了。他们也知道温习的重要。赵恒发深有体会地说：“哎！这认识字也象认识人一样。经常见面的人，老远看见了，就能知道他是谁；而曾经认识的人，长时期不见面，偶然当面了，也总叫不出名字来。这识字啊，是需要经常的写呀认的才行。”可是他们那里能做得到：一到繁忙的时候，就忙得晕头转向，哪还想得起来读书写字！尽管这样，他们内心还是体会着：学了一点比一点没学确实要好得多！
正当农民们宠爱新社会，庆幸新生活的时候，工作组加大了力度对农民进行着思想教育。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口号。教育农民一定要放弃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生产（把这种生活叫做“单干户”），走“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了使“教育农民”的政治运动与实际相结合，他们把解放以后出现的爆发户的典型，找了出来。把这些人当做“翻身忘本”的反面教材，向人们说明，单干户的结果，还是大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暴富，仍然是两极分化；势必出现新的无产阶级和新的剥削阶级；广大劳动农民还会被压迫、被剥削。
他们把这些典型的反面教材，编成话剧。其中《王武大忘本》③，说的是当初的老革命、当过副乡长的王武大“翻身忘本”的现实故事。有的地方还办了大型展览，将暴发户的财产当众展出。古往今来，凡是暴发的，总有些钱财来历不正当。这种展览，足以说明私有制的危害。被指定为“暴发”的人，都被定成了新式地主和富农，和土改时的老式地主富农一样，被列为专政对象。
在这样的运动中，政府号召农民由互助组，组织成初级社，以此做为迈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赵恒顺他们的互助组被指定为东圩村的第一个初级社，赵恒顺被指定为初级社的社长。他们初级社合并了四个互助组，十一户人家，名称叫：东圩初级农业合作社。
东圩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十一户人家，七户是贫农，三户是佃中农，只有一户是中农。赵恒顺互助组里的董老二因为是富裕中农，办社时，工作组不允许他参加。说农业合作社是贫雇农的组织，贫雇农团结中农，中农可以加入；哪里能带他富裕中农进社呢？一个月以后，东圩村又成立了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分别叫做董庄和合兴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样，全村人只董老二一户没入社了。董老二自然觉得比别人矮了一等。可是，到了秋天，不管是地主还是富农，都被揽进了合作社。好在东圩自从董先生一门搬走后，村上没有地主了。不然这些地主富农进了社后，是不准叫社员的，叫什么，政策没有说，他们在社里的劳动，叫做被“监督劳动”。
办初级社时，农民们原来私人的农具都被带到社里来用。也按照农具的质量作了价格，说等到秋天收上时，都要付给现钱。可是，政治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政策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人们的观念只能随波逐流，也日益的共产主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计较什么私人财产？于是，带进社里的农具谁也没再谈要钱的事了，全部做了“贡献”。赵恒发因为买了房子，没有钱购置大型农具，入社时，只有简单的随手用的小型农具。
人们在社里，觉得怪新鲜。在一起做活都要面子，生怕表现得平庸了，被别人看不起。这一年的生产比单干户并不逊色，秋天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年终分配，是按照劳动力和土地各占一半拿的报酬。劳动力少，缺少耕牛农具的人，认为搞合作社比单干强得多了。
进入一九五六年，政治形势更加火红。原来新镇范围内的五个小乡合并成了一个东圩乡，农民的初级社都公式化的被并成了大型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的规模就是原来的小乡；社以下是中队，中队的范围就是原来的村农会；中队以下是小队，小队就是原来的初级社。赵荣春当了副乡长，赵序宏还在高级社里当指导员。合作社虽然扩大了，可是，生产规模还与原来的初级社一样，仍然是十来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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