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近作及书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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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近作及书简- 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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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已为日本剥夺了。
  当时东北社会的主流意识,仍是延续千年的男性中心。日帝进占以后,他们武士道的大男子神魂对此更是助纣为虐,雪上加霜。广大妇女成为男人发泄肉欲发泄愤懑的弱势群体,苦不堪言。吴瑛刊登在文选第一辑(1940年)的小说《翠红》,就鲜明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个以肉体换取生存的底层妓女,理直气壮地向调笑她的男人又讽又骂:“听着!都是为了吃饭呀!我同你们一样是人,叫我疯娘们,我骑上你们的祖宗板,你们才是疯子呢……你们不也是低声下气地从人的脚底板下讨饭吃的吗?女人要是管嘛都牺牲了,一宿就能赚上你们好几天的工钱……”
  1986年,沈阳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女作家的专辑《长夜萤火》(收录了吴瑛的三篇作品)。当代作家陈放读了之后,写下了这样几句意韵深长的话:“面对这些女性灵魂的自我发现:寻找、挣扎、困惑、抗争、呐喊,血一样的吻和冰一样的柔情……我们仿佛听到了九天玄女和女娲从另一个世界送来的歌声……(1987《追求》3期)
  推算起来,陈放怕也有50岁了,在当代青年人眼中,是老陈了。当代青年看我们,怕更是朦胧了吧!我们盼望的只是理解。尽管我们的文字还没运用得十分得体、妥帖,思想、感情也没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反映的是一段历史,一段我们民族承受的苦涩、难堪、头悬杀身之祸的历史。和我们同一时空生活过的日本当时的《每日新闻》的记者(中园英助),在回忆、忏悔的名著《在北京饭店旧馆》(1992年一版,1993年四版,东京,筑摩书房。获读卖文学奖)中,用套红的大字书标写的是:“历史不容忘记”。
  1945年日帝投降,吴瑛为了逃脱汉奸之罪,悄悄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长春,隐姓埋名,在长江之滨一个小城谋到了一个图书馆员的糊口之所,背负着汉奸之枷,在有为之年黯然病逝。
  康濯同志主管“1937—1949新文学大系”的工作时,亲口告诉我,吴瑛的作品选进了大系。我欣喜之余便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这一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可是我没有找到他们,一点音讯也无,历史淹没了吴瑛和她的一家。我能做的,只有怅望冥冥九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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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张爱玲
1942年,当社会上把“南玲北梅”并称的时候,我读了张爱玲的《金锁记》。为她的深刻、浓艳所倾倒,而且暗自惭愧,无资格与她并列。
  我当时正沉迷于挽救和强壮我们的中国的崇高理想之中,因此,倾倒之余,不免有种难以分说的遗憾,遗憾没能在《金锁记》中悟出战胜金钱的亮色,这情感当然是出自我对文学理解的莽撞。
  正是那年的夏初,北京市有一个在中南海招待“名人”的赏花游园会。有人说:张爱玲从上海来了。原本不打算游园的我,兴冲冲地赶了去,为的是一睹这位才女的风采。又是一次难以分说的遗憾:在众多的仕女之间,千寻万觅,找到了一位似乎是张的女士,那人穿着绛红配有大绿云头的清式半长上衣,长发垂肩,被男士们簇拥着,从太平花甜香的行列中走来,衣着色彩的眩目,衬得白花极其淡雅。因为在众人的簇拥之中,我不愿插足进去,因此未能搭话。
  1944年的冬天,上海飘着冷雨,兰心大戏院正在排练张爱玲亲自改编为话剧的《倾城之恋》。朋友们劝我去看看,就便结识张爱玲。我拣出来《倾城之恋》小说,看到了张爱玲为女主角流苏定位的描写:“怯怯的身材……幽咽的眼,微风振箫般的声音……”多么传神!活脱一个中国古典美人,一个中国男士赏识的诱人的女性。一种难以分说的遗憾又袭上心来。我们当时,已经知道了日本侵略的败相,我暗自想:张爱玲若能为将再度濒临巨变的上海写一出《倾城之恋》那该多好。
  我们赶到兰心,排练已经结束,在众人簇拥中走向台下的张爱玲,长发披肩,一件绛红的旗袍,直觉,正是她为流苏界定的怯怯的身材。因为她在众多的名艺人中间,我不便上前搭话。
  岁月如流,世事沧桑。1995年初夏,我有机会在美国逗留,托《中国时报》的朋友帮我联系张爱玲,很想跟她侃侃诸如女儿心等等的话题,得到的回答非常干脆:“陌生人一律不见!”我当然是陌生人了,难以分说的遗憾又一次袭上心来。
  再也没有料到,她那么快就仙去了。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时,我一时怔在那里,说不尽的惋惜。她去了,去得那么寂寞,我却仍然滞留人间,体味着无尽的女人情思。我仍然十分惭愧,因为至今,我尚未达到她的高度,愧对并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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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梅说给南玲的话
1942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南玲北梅”之说。
  张爱玲的童年是在锈痕斑驳的铜香炉旁度过的,是在尔诈我虞的大家庭中长大了的,学得了冷眼看人。把对爱抚的渴望深深地埋在心里,目睹着被财富扭曲了的各种人相,创造了曹七巧那个一心只有复仇的恶女精灵,使你读时,仿佛面对的是一条喷着毒液的盘蛇,冷隽、深邃得令你全身打颤。这种剔肉刮骨似的对旧社会的铺陈,我做不到,我没有那样的生活体验,也没有她那样的磅礴才气。
  我的女人画廊里只不过是几个想获得幸福爱情的小女人,评论家们把她们提升了,说从她们的抗争中,隐藏着人对人性的觉醒,这实在是过誉。我写她们的当时,并没有完全觉察到封建意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巨大比重。那个宝爱我的慈父,使我铭记在心的教诲是前进是如何民富国强。在他主宰的大家庭中,在东北大地吹拂的拓荒风中,我家里的尔诈我虞不是主流。因此,我没能体验过更甚的扭曲,我感觉到的只是浮光掠影。我所塑造的女人,跟着我的感觉走,只不过是表达了表层的控诉。
  不过,说心里话,在“南玲北梅”并称的时间段,我并不欣赏张爱玲。
  我这个20岁的小女人,愣是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谁说怎样怎样抗敌,我便心向往之,竭尽全力以赴;谁说怎样怎样救国,我便心向往之,竭全力以赴。我盼望能在张爱玲那如椽的大笔中,看见奋发图强的女侠,看见女人们在新的主义中获得新生。可她让我看到的是曹七巧、是流苏。我一点也不喜欢流苏,更憎恶曹七巧。流苏是我熟习的拴在男人裤腰带上享受荣华富贵的我的大姐们,而曹七巧是比逼走我生母的掌家夫人更泯灭了人性的恶婆。张爱玲铺陈的使女对话、男女调情,我在钦佩她的独特风格之余,便是惋惜,惋惜她没有写出更轰轰烈烈的“倾城之恋”。其实,我当时渴望的轰轰烈烈,是连我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少年痴情。
  现在经过几十年人生阅历,我才稍稍懂得了财富在人类社会中的基础作用,才明白了张爱玲笔下的社会是托出了缠绕我们民族的痼疾,她笔下的那些只会消耗的诸种人等多么鲜明,你能指望那些渣滓来为祖国舒贫解困吗?她提供的是应该下刀的救治点。捧读之余,我再次为她的深邃叫起好来。
  而今,张爱玲带着她的冷隽之爱走了,并称的我却仍滞留在这恩恩怨怨的人世之间。我渴望与她对谈,说说姐妹之间才有的悄悄话。甚至狂想,能把一位倜傥的男士推荐给她,免得她在汽车旅馆里,独自伴着流徙,与孤寂相随、与跳蚤相斗。
  望着纯净的蓝天,望着携带遐思的行云,我这个“北梅”说给“南玲”的心里话是:“女人的环境在逐渐改善,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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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我
《幸存的一粟》(山东画报版)作者成幼殊走进我的生活,我惊喜参半。她那不一般的家世、圣约翰大学的学历、显赫的外交官生涯,都使我产生了距离感。这是因为我心中有个挥之又来的阴影,我曾被划为“敌人”的定位,捆缚着我的神经,总是不知不觉间,对“官”兴不起亲近感。这当然既可笑又可悲,我正在极力洗涤,成幼殊的信和诗,给我的是一帖清洗剂。
  我和成幼殊,算得上是同一年龄段的人。那个时间段,积弱的国家在探索,青年在选择,中华民族传统的士子情怀,使得我们都怀有报国的激情,选定了马列主义,走过了跌宕的大半生。相对来说,她是幸运的,她生命中的挫折,是涟漪。而我遭遇的却是惊涛骇浪。如今细想起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幸运,它使得我这个自小锦衣玉食的女儿接触到了民族的苦难,懂得了脚下的大地是负荷着多么沉重的过往,而我当年又是个多么莽撞的黄口孺子。
  幼殊的诗印证了我的世界,她说:
  声声的小妹,是在呼唤着谁家的小女儿?
  我认为,这也是对我的呼唤,是时代是祖国呼唤着幼小者的我们进入社会。她在《羚羊篇》中写道:
  年轻的岁月,是一匹羚羊,沾满残露和草香的蹄声,从远远的谷底走过来。
  这是群非常单纯的小生命,残露和草香滋养着他们成长,诗人接着问了:
  “小羚羊,你怎么办?”
  “小羚羊摇着毛茸茸的长耳——哪里去呢?”
  这完全是幅怡眼的画图,小羚羊在思索,在选择。
  诗人说:
  父母赋予我的生命之火,春风将它吹燃!
  这春风是思想的力量,小羚羊找到了理想哺育的队伍,唱出了雄壮的队列之歌,请听:
  像狂风吹过死寂的森林,我们的脚踏过荒野,枯草便会笑着变青。
  多么意气风发,能使枯草笑着变青的队伍,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摇着毛茸茸长耳的小羚羊,成长为革命的斗士,圣约翰大学的民主、自由的气息,拓宽了她的思维广度,小羚羊得到了读书的自由,得到了时代的恩赐,而亲爱的姐妹们却仍然生活在桎梏之中,姑娘极想呼唤,极想高歌。于是,写出了这样的歌词:
  打断我们的锁链,抛下几千年的悲哀,我们要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为建设新的社会贡献力量。
  在太阳还埋在阴霾之中的时候,诗人把这首歌献给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大会。这深情的呼唤,这铿锵的誓言,为大家广泛传唱,诗人站在使枯草变青的队伍中,引吭高歌。
  而我,由于生长在沦为殖民地的大东北,不仅是强敌压顶,那尚未完全接受民主洗礼的土地,被统治者日本那大男人意识加以纵容,继续摧残着女人,环境的窒息,我找寻不到使枯草变青的队伍,我是生于衰草的一只草萤,尽管誓以自己的微光,灼亮黑暗的一点,我却只能哀呼:“落在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
  红旗招展的时刻来临之后,幼殊凭着她的学历、经历,成为新中国人人称羡的外交官之一,更获得了如意郎君,一篇《赠》道尽了理想和爱情的双双莅临;而我,却因为丈夫那无法交待的死亡,更因为我那抛弃奢华投身革命难为世俗相信的激情,被定为另类,失去了自由的生活,更悲惨的是失去了我叙述心声的笔。
  幼殊的女儿给周总理献花的瞬间,留在了历史的档案之中,也留在了幼殊的诗集之中,小姑娘那娇憨的微笑,证明了她生活得多么欢畅;而我那漂亮的女儿,却因为和反动的家庭划不清阶级界线,全部5分的学业成绩不准给予金质奖章,成了少女心中重如磐石的硬块,委屈得无从化解。
  当然,这一切都由时间做了验证,我那过激的革命热情恢复了本原,笔回到了我的手中,惆怅的是:韶华东流入海,两鬓华发频添,岁月不饶人,我已经老了,老了。幼殊的诗抚慰了我,使我豁达了许多。我看到,她也因为政治层面的原因,几十年远离卓越的报人父亲;她的母亲,我们女人中的先驱者之一,也长久、长久地迷失了真挚的两情。沉甸甸的国情,同样折磨了不同的我们。
  我非常欣赏幼殊的《雪之歌》,这首诗总能使我激动的心情平和,请听:
  我是雪,我是喜悦,我飞舞,天上人间。
  我是雪,我是喜悦,我弥漫,无际无边。
  ……
  落在哪里,溶在哪里,化做春水,潺潺涓涓。
  潺潺涓涓,无终无绝,上天成云,下降成雪,
  我永在天上人间……
  幼殊也将她的诗集送给了画家窦明娅,明娅来我家取书时,正是伊拉克遭受美机地毯式轰炸之时,我们同读着《雪之歌》,明娅苦笑着说:“布什若有雪的情怀,伊拉克的人民也就不会遭难了。”
  确实,潺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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