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伪满时期东北的大企业家孙志远最钟爱的女儿；二人均为早熟的才女，中学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被语文老师关注。张爱玲写过获奖文章《我的天才梦》，梅娘有《小姐集》问世；二人的婚姻爱情生活都不圆满，仅就时间来说都十分短暂；二人都有短暂的外埠留学史，张爱玲在香港，梅娘在日本；二人创作的黄金季节都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而且又都是在黑暗复杂的沦陷区。
张爱玲是公众熟悉的人物，她的显赫的身世已为人所共知：祖父张佩纶为清代名宦。而梅娘近年来才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梅娘本名孙嘉瑞，现为中国农业影视中心退休干部。父亲孙志远祖籍山东，他靠自己的聪颖刻苦，掌握了英语、俄语和日语三种语言，从一个英国洋行的小伙计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家，长春镇守使的东床快婿。梅娘是他离家经商时，与海参崴的一位女子所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玲”与“北梅”的成长历史中，家庭生活的“残缺”造成她们难以磨灭的痛苦。张爱玲所遭遇的是与继母的冲突。在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后，张爱玲起初是留在张家的。一场打骂后，张爱玲最终与父亲、继母彻底决裂，来到母亲与姑母的住处。她的体验是“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①。梅娘是父亲与庶室所生，后来便遭到父亲妻子的憎恶与慢待。她曾哀怨地说：“最初，我不知道娘并不是亲生的，我抱着小的纯真的女儿心去和娘亲近，娘总是不理我。跟我说话的时候板着脸，生气的时候就骂，我没见过娘的笑脸。”② 梅娘的女儿柳青也证实，梅娘因为不幸的身世，她甚至至今都不知自己确切的生日，因此她从来“不肯过生日”。她之所以选择了“梅娘”的笔名，就因为它是“没娘”的谐音③。
不过，张爱玲与梅娘毕竟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就她们生活的语言环境和家庭氛围来看，区别还是很大的。张爱玲除在天津、香港有过短暂的居留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这几个大都市当时是中国商业化气息最浓的地方，农业文明的色彩大部褪尽，西方文明夹杂着殖民地的气息，充塞着这里的高楼和街巷，点缀着畸形的繁华。这样的语境不能不对张爱玲产生影响。就家庭的影响来说，她显然是身家显赫，亲族众多，耳濡目染许多前朝传奇和家庭故事。而且张爱玲的家庭既有前朝遗韵，又因为母亲热衷出洋留学的缘故，具有中西方文化纠结混合的复杂气息。因而，张爱玲的骨子里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国的贵族气息，但更多的是学到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态度。再加上张爱玲既和父亲恩断义绝，母亲又时常在国外流连，张爱玲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特立独行、孤傲冷峻的思想性格，故乡与家庭的概念相对淡薄；而梅娘始终生活在中国北方，在长春上学，后有一段时间定居北京。两地虽然也曾沦陷，但中国北方相对来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气息和中国民族的生活习性，没有多少“西化”的迹象。梅娘的家庭也是中国北方典型的旧式家庭，保留着农业文明的浓郁气息。父亲是靠自己的聪明勤奋，从底层打拼奋斗获得成功的。他重义气，讲友情，热爱生活，将自己女儿孙嘉瑞视为掌上明珠。尽管他的生命短暂，但他给幼小的梅娘心灵里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人间温馨。父亲去世后，他的好友张鸿鹄还代替他照护梅娘的生活，送她到日本留学。这些也许对梅娘的性格形成有所影响。从梅娘几十年面对生活磨难的表现来看，她在文静大气的外表下，有着坚忍顽强的内心，有着对故土家园的珍爱和对友情的渴望。张爱玲与梅娘二人既相同又相异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性格，使她们从大致相同的人生起跑线出发，却分别跑向了不同的终点。
二
不快乐的童年生活使这两位才女聪慧早熟，懂得人生的不幸和烦恼，特别是女性的幽怨和痛苦。当她们开始写作时，她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并且观察与表现的结果也惊人地相同：中国女性的人生是不健全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人生，女性的生活沉重而又充满哀怨。不同的是她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表现生活的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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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2）
梅娘自《小姐集》问世以后，1940年又在原来的长春益智书店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第二代》。在此期间，梅娘不顾家庭的阻力，与在日本半工半读的北京青年柳龙光结合，开始了新的生活。1942年，梅娘与柳龙光定居北京，她除担任《妇女》杂志的编辑外，还抓紧时间写作。在北京的几年时间，是梅娘的创作高潮期，她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鱼》（1943）、《蟹》（1944），长篇小说《夜合花开》在《中华周报》连载，《小妇人》在《中国文学》上连载，写了儿童读物《白鸟》、《风神与花精》、《青姑娘的梦》等。梅娘的写作明显表现着五四时代民主启蒙的成果，她的清醒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有着强烈的反叛情绪。但她的创作并不是五四时期女性追求个性解放主题的简单重复，而是在这一相同的思路上有所深化。她在大多数作品中反复强调的是，现代女性即使通过自由恋爱的渠道找到了理想的配偶，也未必能够获得永久的幸福。妇女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她们还必将面对种种烦恼。梅娘将女性痛苦的根源归结到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的地位低下，男性对女性的轻视与始乱终弃的欺骗行为，认为这些是造成女性痛苦的主要原因。在写作的角度上，梅娘所采取的是近距离观察和直接倾诉的方式，对中国现代女性的痛苦有着感同身受的同情。在梅娘笔下，做了少奶奶的李黛黛（《夜合花开》）并不满意无聊的寄生生活，她发现丈夫在外捧女戏子，花天酒地；已经做了母亲的芬（《鱼》）发现，自己不顾一切建立的小家庭原来危机四伏，丈夫林省民早已结过婚；凤凰（《小妇人》）冲破家庭的阻挠和袁良私奔，却并没有获得理想的幸福，家务繁琐，夫妻吵架，搞得她心灰意冷；玲玲与小翠（《蟹》）生活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孙府，她们早已看清，有钱的男人“只把女人作为玩物”。但小翠因为是下人的女儿，终究没逃脱被男人强占的命运……
与此同时，张爱玲也写出了她一生中最负盛名的一批短篇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白玫瑰与红玫瑰》等，结集为《传奇》出版（1943）。在她创作的黄金时代，她也遇到了自己钟爱的男友胡兰成，缔结一段短暂的婚姻。张爱玲接着又写了中篇《创世纪》。所不同的是，张爱玲以一个全知全能的描述者隐身幕后，有点接近《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姑。她采取“参差对照”的方式来表现中国女性的生活，“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题记）。她对中国女性精神的解剖近似冷酷，其结论是：因为横亘在中国女性面前的阴暗面太多，不仅阻碍她们获得幸福、快乐，而且浸染了她们的身心，使她们自身也变得精神残缺，而精神残缺的人注定无法获得完美的人生。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曹七巧（《金锁记》）、梁太太（《沉香屑——第一炉香》）、白流苏（《倾城之恋》）、许小寒（《心经》）等，哪一个不贪婪、狠毒呢？她们因为太钟爱自己，分不清虚荣与情欲究竟哪个更重要，满足一个便永远期待另一个，一辈子生活在幽怨之中。这几个人物是显现张爱玲创作水平的标志，她们在表现中国现代女性情爱心理上很有典型意义。
梁太太“做小姐的时候，独排众议，毅然嫁了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中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白流苏不顾家人的冷嘲热讽，抢了妹妹的对象。又不顾世家小姐的身份，甘心受范柳原的捉弄，不就因为他是华侨巨商的财产继承人吗？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一个最具影响力的典型形象，她在坐稳了世家大族少奶奶的交椅之后，又想获得情欲的满足，在小叔子姜季泽身上下功夫。碰壁之后，性格变异，成了一个暴戾残忍的虐待狂，容不得别人得到幸福，包括自己的儿女。人的自私、残忍的本性在这个人物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小寒（《心经》）这一少女形象注意的人不多，她也是一个自私、残忍到极点的人。为了她对父亲产生的不健康的爱，她嘲笑、折磨自己的母亲，想尽办法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这根本就是小曹七巧，形同鬼蜮的怪物。在这些描写中，张爱玲早已将农业文明时代人们用来遮掩本相的虚伪面纱撕去，将人性本质中恶的一面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使我们不得不钦佩万分。
相比而言，“南玲”与“北梅”40年代的创作是各具特色的。梅娘的创作饱含青春的激情，对青年女性内心世界表现得细腻生动，富有感染力。而张爱玲的小说却深邃厚重，犀利老辣，能翻捡出人性深处的污垢，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三
抗战胜利后的第三年，梅娘一家去台湾生活。此间，柳龙光接受了中共北方局城工部的负责人刘仁的委派，争取国民党蒙疆军总参谋长乌古廷率部起义。便常常往来于台湾与上海之间。不幸的是，柳龙光1948年遭遇海难，留下了梅娘母女三人，还有梅娘腹中的胎儿。经过反复思考，梅娘没有接台湾国大代表的选票，谢绝了日本大阪外国语学院的邀请，毅然带着两个女儿和腹中的胎儿返回故土，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此后，在极左政治思潮肆虐的30年中，梅娘的经历极其坎坷。在1952年的“忠诚老实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梅娘屡受磨难，被诬陷为“右派”、“日本特务嫌疑”、“现行特务”等，遭到抄家、劳改、开除公职，她的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在生活的磨难中不幸夭折。整整30年时间，梅娘不得不在逆境中锤炼着自己的灵魂和生命，她被迫完全中断了写作。
不同语境下的南玲与北梅（3）
刚解放时，张爱玲是留在国内的，她以“梁京”为笔名写了《十八春》、《小艾》两部小说，两部作品都表现出了对新社会欢迎和拥护的态度。前者的女主人公顾曼桢在旧时代被自己的姐姐暗算，做了别人生孩子的工具，丢失了工作，也失掉了美满的爱情。在小说结尾时，顾曼桢参加了政府“工作团”，获得了新生。后者描述了丫鬟小艾的故事。旧社会她在席家遭男主人强奸，遭女主人毒打，受尽了折磨。嫁了排字工人冯金槐后，仍然吃苦受罪，几乎死去。熬到新社会，她的日子才有了起色，病也治好了。从来都是远离政治的张爱玲，能在写作时把握这样的政治态度，亦算是很难得了。
不过，张爱玲很快设法离开了内地，先在香港滞留一段时间，后去美国，从此与故国家园割断了联系。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和背景下，“南玲”与“北梅”竟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生活选择，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她们的人生追求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
张爱玲居留香港期间写的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其审美价值观念和创作思维与前两部作品完全相悖，原因是它们有着复杂的写作背景。两部作品都渗入了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像张爱玲的生活态度。《秧歌》是以解放初江南地区农民金根的故事为主线的。乡下丰收，农民却因为交了过量的公粮，没有饭吃，终至闹出聚众抢粮的流血事件；《赤地之恋》共11章，描述青年知识分子刘荃的经历：参加过土改，在抗美援朝总会华东分会工作过，又在抗美战争前线成了战俘。刘荃之所见所历，好像人间地狱，到处是无情与残忍，背离了起码的生活真实。在乡下，土改工作不讲政策，草菅人命。在上海，政府机关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战友之间互相陷害。党内高级干部阴险狡滑，作风败坏……由于两部小说所要表现的分明是作者并不熟悉的生活，因而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完全是漫画式、概念式的形象。小说的艺术表现显得苍白而涩滞，丧失了作家早期作品的那种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格调。这样的作品，不仅美国出版商“不感兴趣”①，张爱玲自己也说结局“惨不忍睹”②。多年以后，当她的朋友建议她写畅销小说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又不无激愤地说：“不！我绝不写自己不想写的人物和故事。”③ 这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