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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今晚邀请我们来参加聚会。”我含糊地吐出了一句。
“荣幸之至。”他真诚地回答，“你们班上有这么多聪明、积极、有前途的学生。”
“我不是很确定，但我想有些人可能不像您感激他们一样感激您。哦，不是我，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爱您，你是我最喜爱的教授。”
“请原谅我的失忆，你叫什么名字？”他疑惑地问道。
感谢上帝，这个时候雷切尔过来了，抓住我的手臂，“再次感谢您邀请我们，施德教授，您对我们真是太慷慨了。”她柔声说的时候给我递了个眼色。
“您给了我Ａ，您知道的！”雷切尔把我拽到门口时，我还在大声对他说，“我尤其喜欢您归纳附带司法管辖权的独特方法，考试就有呢！哦！”
是该回家的时候了。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1）
成功并不代表一切，失败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Dianne Feinstein）美国加州参议员
除了450美元的电话费，紧张得让我崩溃的分数、逃掉的课、在*狂教授家聚会后的两天香槟宿醉，第二学期简直就是一场灾难，把我弄得晕头转向。B组不复存在了！我们显然还沉浸在先前的荣耀中。我们组一半以上的人还在，剩下的都是不熟悉的面孔。谢天谢地，雷切尔还在，虽然伊丽莎白和凯蒂不在我们组了——我们一起出行的机会也减少了。不幸的是，旗手还在这儿。
出于娱乐价值，我很欣赏新加入我们组的一帮朋友。我个人最欣赏的一个女生是塔利亚，她在课堂上频繁发言，总是问教授最奇特的问题（“假设我是封建英格兰土地上一个转租承租人，指派给我的土地上有附庸——不是分租，那么——我仍然与实际地主之间有私人上的合同联系吗？”）。当她站出来调动气氛时，课堂下面人头攒动，窃笑不止。她比过街老鼠还疯狂，或者她只是想站在教授面前娱乐一下大家。
克莉丝汀，我报到时碰到的那个正直女生，她加入我们组了。她给人的整体感觉像个左翼女权主义者，总是试图阐述邪恶的美国公司和白人贵族社会。这些女生是敢言的保守者，也是学生联邦协会的会员。她们很高兴在公开课堂上煽动大家。
第二学期的课程十分古怪。绝大多数法学院第二学期是上宪法、刑法和财产法。可是在哥伦比亚，我们除了上刑法、财产法，还有两门晦涩、神秘的所谓国家监管基础和法律思考视角，宪法推到了第二学年。
国家监管基础的课程简介上写着“市场失灵和外部条件”、“指挥和控制调节”、“经销后果”这些词句——没有一个对我有意义。从理想化的层面上看，我以为教授会讲法律与经济的问题，但是教授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讲工会的重要性上。传闻想让他给A就像等铁树开花，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法律思考视角以法律哲学为基础，这正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我大学的专业就是哲学呀。不知什么原因，虽然我曾经那么靠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但我还是很难领悟形式主义、法律现实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宪政。上课纯粹是一种痛苦，还好教授从来不点名，但是比以前增加十倍的阅读量让我们很不爽快。他每节课都会根据指定的阅读提问，期望有人自告奋勇地回答，等到的却是150个学生呆滞的目光。嘿，连旗手都很少发言了。
每个法律学生都很讨厌财产法，还好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矮小老头儿，他总是蹑手蹑脚地走路，手从来不拿出裤子口袋。他给我们讲了无数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比如执行性利益“转移”和执行性利益“萌发”的区别，既得利益下部分撤资和既得利益下完全撤资的微妙区别，地役权和劳役的极端重要性等。据传几年前他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了，我猜他以前上课还是很有意思的，让他献身于财产法是对他不检行为的惩罚吧。
虽然我第一学期过得提心吊胆，为了考试压力重重，但至少还是有些乐趣的。第二学期我可不敢这么说了。还好刑法给了我一丝亮光，这门课很有意思。罗宾逊教授年轻、热情、有趣。她每天开课前都会例行公事地说，“今天是星期二”（或者别的什么日期），“这是刑法课”，好像确保没有人不小心登错飞机。罗宾逊教授在投身于学术界之前是一名卓有成就的检察官。她经常跟我们讲一些离奇的故事，有指控前*者的洗钱行为、对黑手党敲诈的定罪、为换取证词而豁免罪犯的罪行，并把他们列入证人保护计划。这些故事非常迷人，以后别人问起我的法学院，我也有活生生的素材了。我希望将来能像她那样，但是当法学教授除外。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2）
第二学期最让我吃惊的是节奏突然加快。教授们风驰电掣——看来他们第一学期还把我们当孩子小试身手，现在已经把我们当成拳击袋，要大打出手了。我们被来自各个方向的额外要求狂轰滥炸，剩下自主学习的时间比以前少多了。
首先不能轻视的是模拟法庭——对所有一年级的学生而言都是一种新鲜仪式。模拟法庭需要大量时间练习，虽然不算学分或成绩，但是一年级课程的必要组成部分。本质上，就是假装律师。学生被分成两队，在一个假设的上诉法院案件中，两队人作为对立双方进行辩论。案件是二年级学生选的，他们被特别选为“模拟法庭编辑”，他们的职责是掌握模拟法庭的进程，吸收一年级的学生进来（我是从个人经验说的，因为第二年我成为了一名“模拟法庭编辑”）。编辑要帮助我们理解案件涉及的问题，辅助我们做必要的法律研究，并编辑各种草稿、纲要，为维护己方立场做准备。
雷切尔和我即刻联手组成团队，在和我们编辑瑞安的见面会上，她交给我们半英寸厚的案件“记录”，向我们解释了模拟法庭的运作过程。我们需要的一切都在“记录”中——所有的事实、辅助证据、程序背景以及审判和上诉法院的司法意见（我们假设要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的六周时间，我们要研究这个案子，准备书面法律意见和模拟法庭上的口头辩词。我们还要定期和瑞安会面，他会给我们一些指导，并对我们的进展进行评价。
雷切尔和我都觉得模拟法庭听起来挺好玩的，能有机会尝试做律师的滋味多棒啊！我俩兴冲冲地带着资料，走过六个街区来到她的公寓楼，我们勇敢地上了摇摇晃晃的电梯，一进门就在沙发上坐下，开始制订我们的行动计划。
“哦，我想我们首先得读一遍这些材料，看看这个案子是关于什么的，对吧？”我问。
“说得没错，开始吧。”
两分钟后，我说，“雷切尔，我有一个问题。”
“什么？”
“是我弄错了，还是瑞安编造一个叫詹姆斯的家伙上吊自杀？”
“是的，我想是他编的。”雷切尔说，“瑞安是个精细的家伙。”
“是啊，够细致的。”
这个假设的案件牵扯到一个叫“詹姆斯？达根”人的妻子，达根在军事基地上吊自杀了，假设是在肯特州，情况非常可疑。我们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是，达根的妻子被司法机关禁止适用联邦民事侵权索赔法是否合理，美国政府是否对达根的去世免责？如果不是的话，在他死亡之前，军事人员接到他妻子紧急呼叫却疏于援救是否应承担责任？
几分钟后，雷切尔也提了个问题，“你看到了吗？这半英寸厚的材料中有好多关于这个家伙自杀的详细图表，还有这些难懂的医学名词。什么‘唾液挂在他嘴边，一脸平静’，什么‘审查皮肤表面和骨骼结构显示，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实验室数据显示他的尿素氮和肌氨酸酐低，虽然CK高，而且发现了痰生葡萄球菌’？这都是什么呀，我一点都不懂。我选择上法学院而不是医学院真是有原因的。”
“今天是星期四，已经五点了。”我说，“我们该去和凯蒂和伊丽莎白碰面喝几杯了，快走，明天再去想唾液和肌氨酸酐吧。”
雷切尔和我死心塌地要赢这场比赛，模拟法庭是我们法律经历中第一次一对一的竞争，我们一定要赢。我们还没见过对手，但是我们已经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冲动，想把他们当成成熟的葡萄榨成汁。把案情搞清楚后，雷切尔和我开始分头行动，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做了深入细致的法律研究。我们寻找能支撑我们立场的相关案件，我们看学术论文、教授著作，一切能增强我们理由的材料都要看。我们分别写了长达３０页的巧妙纲要，定期和瑞安会面讨论达根夫人案件的进程（我们通常在周五上午见面，瑞安明显是个宿醉鬼。当他从酒精残留物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就会兴致高昂地赞扬我们的创造性劳动）。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3）
模拟法庭开始前的一周，我们收到对方的答辩意见复印件。如果说我对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印象就太轻描淡写了。
“雷切尔？你有时间读这个吗？”我问。
“这真是令人为难呢！”她说。
“难道这些家伙精神上有缺陷吗？他们是谁？我们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是吗？入学在某种程度上可是经过激烈竞争的呀？”
“哦，仅仅读这些垃圾说明不了什么。”雷切尔回答。
“不，是不会。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些装进书包里。哦，等等——”我狐疑地说，“也许他们准备了秘密计划准备口头辩论时出击？”
“有可能，我们必须准备。”
我们整个晚上都没有安静下来。反复修改法律意见后，我们开始集中精力准备口头辩论。我在公众场合演讲时容易犹豫不决、紧张、怯场。一想到站在对手面前辩论，当着法官的面（三个哥伦比亚法律校友），还有观众会在我演讲时随时走进来旁听（据说他们是故意进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出丑），我就会感到不寒而栗。雷切尔比我自信多了，她曾经是大学辩论队的辩手呢。
那天晚上到来时，我们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我们的对手，埃迪和迪伦。他们都是Ａ组的，雷切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像双胞胎：又矮又黑，看起来有些吓人，锐利的蓝眼睛和过于胶凝的头发。如果说比身高的话，雷切尔和我明显是赢家；如果比护发品的数量，我们肯定输；如果说比才能，那就等着瞧好了。
雷切尔前半场辩论，她泰然自若，很有说服力，令人印象深刻。她的法律意见是经过反复研究写成的，回答法官的即席提问时也是振振有词，非常自然。总之，雷切尔不仅知道怎么写，还知道怎么卖。
我坐在马蹄形演讲厅里，忧心忡忡，我不能辜负她的期望啊。我紧张地等待出场。忘掉胜利吧——我怎么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雷切尔的对手埃迪，简直是个灾难。她能够立即回忆起案件的细枝末节，以增强她的论点，其实差别非常细微，有时甚至扯到了哲学立场上去了。我记得埃迪经常说“噢，嗯，我猜。这种情况下应该无罪的，但是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什么的。”
当轮到我走上讲台时，我的膝盖因为恐惧而颤抖。我慌了神，不知道怎样开口。我当时身穿黑色西装（因为得看起来像律师那么回事），汗水透过我干净的白色衬衫。我紧张地低下头看我的便条，深呼吸，开始读我准备好的演讲。我还没有读完第二句话，一位法官就打断了我的话。
“金小姐，我们进入真正的问题吧。达根夫人的案子是怎样进展的？军事警察没有普通法上的职责营救达根先生，那么他们的行为不能被视为失职。如果他们没有职责，那么怎么可能违反职责呢？”
看来在这二十分钟的演讲中，我不可能轻松过关了，我深吸一口气，“哦，尊敬的法官大人，很抱歉我不能同意您的基本前提。虽然没有任何学说认为应该创造职责，为死去的达根先生负责，但是军事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有特别职责应该介入其中。有几个州已经认可了这种做法，警务人员有普通法上的职责给予他人援救，这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决定的。我尤其要指出的是，在我的法律意见书中，援引的李诉州政府、穆娄诉市议会案件中有相关规定。”
模拟法庭（实践、实践、再实践！）（4）
法官点点头，我继续。
“禁止具有一般职责的警务人员给予救援，这种断言不利于警务人员事后控制犯罪现场，也没有给达根夫人任何安慰。”为了加强效果，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