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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一种应急之式：双脱手，借后臂之肱二头肌与胸大肌（ 胸大肌欠发达者，调动腹外斜肌辅助 ）之力而共夹之。曾于厕所目睹身旁一便友，一面以此法夹袋，一手在下操作，另手举电话掩耳，人声水声交融，人、包浑然一体，倒也十分稳妥。此亦足见何以“大哥大”黯然收场，而“大哥大包”却能英名长存。
改革开放以前，上班的男人在工作单位和包的问题上，选择同样有限，大部分人拎在手上的那几幅人造革，似乎就叫做“包”，最多也就是以携带方式来定义的“提包”或者“拎包”，并无特别的名称。改革开放后，手提电话未被引进前的那十年间，是传统公文包的天下。不过，老土公文包不仅因体积过大而携带不便，且在下班后还会造成仍在上班的不良感觉，配衬亦只限于正装。没几年，公文包就销声匿迹，只留下这么一段子：老虎和乌龟打架，被乌龟咬了虎鞭不放。猴子见了，对老虎竖起拇指：虎哥，你真牛啊，走到哪里都挂着个公文包。
由“大哥大包”演化而来的“男装手袋”，则以其轻而不薄，亦庄亦谐等诸多好处，将此等弊端一概革除。色彩上亦较老土公文包于黑、褐之外有更多变化，不用说配衬姹紫嫣红的外套，哪怕配衬形色各异的内衣，也绝对不会失礼。
唯一的缺憾，还是与“大哥大包”或“男装手袋”这两个名称有关。前者流于俗鄙且名不符实，后者失之于笼统而缺乏个性。不过，若按照广州市皮具行业商会对“手袋”一词所下的专业定义：“狭义的手袋，是具有手挽的各种袋的总称；广义的手袋包括：有带的背袋、没带的钱包、皮夹，即袋、包、夹三大类。以用途分，有旅行袋、公文袋、时款袋、包装袋、钱包、腰包、书包、皮夹九类。”这除了一条先天性发育不良的手挽，既无背带，又不算钱包、皮夹，更不能在上述九大门类中入流的“大哥大包”，除了又名“男装手袋”之外，竟不知应如何归类。
关于女装手袋，已经有太多的陈腔滥调，像什么女人身体的一部分、女人的包盛满了女人的秘密，等等。男人手里有袋，心里也有秘密，对于包袋却没有多余的想法，只是断不可只自己长时间处于徒手状态，伞或拐、手枪或手袋、自己的身家或他人的性命，男人手里总得拿住些什么才好，唯如此，内心才不至于空虚到要随便找个什么袋状物体一头钻进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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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错 了（1）
电话的好处，在于不必面谈。不必面谈不仅提高了效率，而且使通话双方免除了见面时必要的那套礼节，也算是效率的一个方面。
据一则“国际商务礼仪”告诫，一旦发生商业纠纷，巴西人习惯于在电话里恶言相向，一见面却嘴上抹蜜，行礼如仪，简直判若两人。很显然，“和当面交谈一样简单”之类，其实只电话业务的推广用语，当面交谈一点也不简单，还不如改说“没当面交谈那么复杂”。这事也和写信一样，“如晤”、“握手”以及“亲亲”，等等，只是体例上的礼仪。就算是“亲你一百次”、“亲你一千次”，其实是一次也不必。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在电话里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一条狗，这主要是因为狗不会说人话。
重在说话，听其言而不必观其行。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狗会说人话，也就没有人知道你不是狗了。
然而各种电话礼仪教程却不这么认为。它们相信，打电话和听电话的礼仪并不只限于口头语言，还包括说话和听话时的身体语言。以下是我从浩如烟海的资料里整理出来的两大基本戒律，如有违反，一概被视为非礼：
一、通电话，汝不仅要速度快、态度好，且要姿势雅、表情佳。汝应走近电话，双手捧起话筒，站姿，注意使嘴和话筒保持四厘米左右距离，要把耳朵贴近话筒，仔细倾听对方。同时，汝要面含微笑，不可坐着不动，或一把把电话拽过来，抱在怀里，夹在脖子上通话。亦不要拉着电话线，走来走去；也不可坐在桌角、趴在沙发上或是把双腿高抬到桌面上，大模大样地与对方通话。
二、通话全过程中汝不得对着话筒打哈欠、吸烟、喝茶、吃零食，也不要同时与他人闲聊；彼时若有非吃不可之东西，则务必征得对方同意：“汝介意吗？对不起，吾正在（ 或打算 ）吃东西。”
本以为“打姿”只是个棒球术语，不承想它还适用于电话。在我看来，除了进食因口舌活动会明显影响发音吐字品质之外，保持正确的身体姿势和表情，基本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基础之上，即“对方能‘听’出你懒散的姿势和不良的表情”：“弯着腰躺在椅子上，对方听你的声音就是懒散的，无精打采的，若坐姿端正，所发出的声音也会亲切悦耳，充满活力。”（ 光着屁股或劈着叉打电话，会使对方听出你的“淫荡”吗？ ）“由于脸部表情会影响声音变化，打电话时，即使看不见对方，也要当做对方就在眼前，尽可能注意自己的姿势。面部表情会影响声音的变化，所以即使在电话中，也要抱着‘对方看着我’的心态去应对。接电话时板着脸，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声音自然沉闷凝重，无法给对方好感。”
这套理论也许有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上有一个著名假说，“精神紧张源自肌肉紧张”。此前，根据“国际头痛分类”，把因精神性（ 心理 ）和肌肉收缩引起的头痛统称为紧张性头痛。对焦虑病人的研究也发现，其额部肌肉收缩比对照组大得多。如果假说完全成立，则“精神性头痛”的病因其实是因长期额部肌肉头颅部肌肉的紧张导致了精神焦虑和头痛。也就是说，如果你老是姿势不雅地歪着脖子并且面目狰狞地打电话，除了能让对方“听”出你的不良人格，还可能会威胁到你本人的健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打 错 了（2）
当然，上述电话礼仪主要是针对公务及商务人员，尤其是服务行业，事关企业形象和服务品质（ 很想知道不良声讯台是如何指导其一线员工的 ），在私人通话层面上的指导意义不大，不过，一个人姿势表情的“正当”与否若足以影响说话的态度以及他人对其说话态度甚至个人品质的评价，那么，反过来若只见一个人通电话的姿势、表情，却完全听不到（ 或听不懂 ）他在说些什么，结果可能会更为严重。加缪讲过一个故事，说一女子有一次看到她老公在电话亭挥舞着各种手势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当下就郁闷起来：怎么？就是这个人每天趴在自己身上？实在不能接受，随后就跟丫离婚了。加缪评论道：“人们不再理解世界，世界从我们的视野中间逃逸出去，又恢复成它自己。这种情况如同我们平时非常熟悉的某一个人，突然间变得如此陌生，就如同在电话亭里打电话的女人，我们听不见她的声音，却隔着窗玻璃看见她毫无意义的动作，我们禁不住会问她为什么活着。”
加缪的一女同胞后来搞过一场行为艺术，在巴黎街头的透明玻璃电话亭内打电话，并做出打电话时的各种姿势和表情，裸体。意在启发公众反思技术传媒的发达与私人空间的紧张关系。落实到操作上，所谓“技术传媒的发达与私人空间的紧张”就可以归纳为“言行不一致，声画不同步”。这种紧张关系一旦出现，事情可大可小。小到企业形象，个人品质，大到“不再理解世界，禁不住会问为什么活着？”
因此，基本上，接、听电话都是高度危险的事，口舌招尤，动辄得咎。操作不当，丢人现眼，事关人格和名节，君子慎独，君子慎打。加缪还说，荒诞会在每个街角“打”在我们脸上。动词上，荒诞袭击我们的动作和电话、阳光之类并无区别。
1876年2月，在波士顿大学教授声学的贝尔先生进行了首次电话试验，隔房数间，他在电话里对自己的助手说：“沃森先生，过来——我等你。”
这是人类说的第一句“电”话，英语，由一个英国人说给一个美国人听。若脱离彼时之“实验室语境”，亦不折不扣的废话一句。汉语之首次“插电”，则发生在###人之间。据刘善龄《 西洋风——西洋发明在中国 》说：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抵伦敦，恰逢贝尔发明电话。光绪三年九月初十（ 1877年10月16日 ），郭嵩焘应工厂主毕谛邀请访问了他在伦敦附近的电气厂办公地，专门试用了刚发明不久的电话——郭嵩焘在日记中称之为“声报机器”的劳什子。电话被安置在相距约十丈的楼上和楼下的两间房内，随从张德彝下楼，公使留在楼上，于是，在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标准现代化环境里，通话开始了：郭问在初（ 张德彝 ）：“你听闻乎？”曰：“听闻。”郭：“你知觉乎？”曰：“知觉。”郭：“请数数目字。”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公使在当天日记里写下的试用报告还说：“其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唯此数者分明。”
一个新用户向对方发出“你听闻乎？”之询问，合情合理，然而紧接着就问被叫方是否失去“知觉”，实在匪“夷”所思。很显然，对于西人的这项大胆假设，郭、张二人起码在通话语气上还是十分“小心求证”的，张之奉长官命而在电话里数数，想来也不会有许多年以后崔健的狂放。当然，不管是在初还是崔健，“一、二、三、四、五、六、七”和“沃森先生，过来——我等你”一样，依然还是废话。
打 错 了（3）
尽管（ 或由于 ）“语言多者亦多不能明”，这些实验性通话或通话的实验性还是给后之电话语言风格留下了病根。早期“声报机器”技术上的话音品质问题正在让位于礼仪上的通话品质。电话礼仪这事，好像都是无师自通的，好像抄起电话就打。马季曾在《 打电话 》里对一约女友看歌剧《 刘三姐 》的男青年打电话时“废话过多”做过善意的嘲讽，但这一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非礼行为至今犹忠贞地在“第十根电线杆子下面”长存抱柱之信。今年政协大会的小组讨论上马季委员发言说：“好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 打电话 》是60年代初的作品，到现在人们还觉得有点现实意义。”
电话礼仪，除了说话要有礼貌，主要是少说或不说废话。我研究过各种文本、体例以及居心各异的电话礼仪，发现其各有侧重，但力戒废话是一致的。什么是非礼的电话？郭嵩焘和张德彝的领导有皇家风格的示范在先。据溥仪《 我的前半生 》供称，十五岁那年，在庄士敦的煽乎下，非要在养心殿安一个电话。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因担心皇帝被电话非礼（ “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外界随意打电话，岂不冒犯了天颜？” ）而以“祖制”相阻，但最终还是搞不过以“自由”相抗争的皇帝，便遂了他的心愿。翻开电话局送来的电话本，溥仪把第一通电话打到杨小楼家，还学京剧念白道：“来者可是杨——小——楼呵？”对方问：“您是谁呵？”皇帝就立马挂机了。皇帝还用电话非礼过杂技演员徐狗子和东兴楼饭庄，冒充一什么宅子叫他们送一桌上等酒席。当然，溥仪前半生也用电话办过一件实事，就是约见了白话文干将胡适，后者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就是把中文变得嗦起来的一种“白活文”。
CCTV去年6月曾经播出专门教授电话礼仪的节目，主讲者乃“知名礼仪与公共关系专家，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主任，礼仪与公共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强调指出：“礼是尊重，从互相尊重的角度，通话时间宜短不宜长。电话打多长好呢？电话礼仪有一个规则，叫三分钟原则。长话短说，废话不说，没话别说。我们有同志打电话很寂寞，拿起话筒就跟你捉迷藏，喂，你猜我是谁啊？有自恋倾向……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浪费人家的生命，所以打电话一定要短。”
电话礼仪之方方面面，谈得都很到位，唯于“嗦”一项却未能免俗地不甚靠谱。为论证“短些短些再短些”，博导在开场白现身说法：“昨天我接了一个打错的电话，一个女孩子跟我讲，你这儿是保洁公司吗？我说是哪个保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