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聚在了一起。在加州的一家餐厅里，我们一边享受美食，一边诚恳交谈。董建华白发白眉，精神矍铄，他说，他要尽其所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我向他介绍了中美军事、防务交流的一些情况。这次会晤，使我对董建华矢志于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的愿望有了一定认识，也增加了我对他的了解和尊重。
2006年10月，董建华来京，再次邀我晤谈。在贵宾楼，我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话题仍然围绕着中美关系。他提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布朗夫曼希望能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拜访，并发表演讲。我当即表示欢迎。我说：“布朗夫曼是我的老朋友，很多年前我就和他认识了。”
一个多月后，我在战略学会接待了布朗夫曼。世界犹太人大会成立于1936年，它提出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捍卫和促进犹太人利益，从事涉及犹太人利益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布朗夫曼是美国的一位成功的商人，自1981年起出任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布朗夫曼在中国也有投资，包括在重庆市投资了1300万美元，帮助当地发展柑橙加工业。在战略学会的座谈会上，布朗夫曼就世界环境和中东和平发表了演讲，并与战略学会的一些研究人员进行了座谈。
1997年7月1日，董建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2002年初，他又以九成的支持率出任第二任行政长官。2005年3月，董建华在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之际，提出辞去特首职务的申请并被国务院批准。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出任署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2005年6月，曾荫权成为唯一获得有效提名的候选人并当选为新的行政长官。2005年10月12日，曾荫权在立###上宣读了他任内的首份施政报告《强政励治，福为民开》。
10月17日，曾荫权在一份施政报告上签名。不久，这份施政报告被转送给我。这是中联办的同志帮助我请他签名的。
打开这份施政报告，我发现其中还夹着一页纸，纸上印着施政报告的最后一段。与印在施政报告上的最后一段不同，这页纸上增加了10月8日南亚大地震和10月12日“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发射升空的内容。报告写道：“今天早上，国产飞船‘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升空，不仅标志我们国家现代化事业的新发展，更体现我们中国人民的凌霄壮志。”
“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2）
这点修改，既体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对最新的重大事件的关注，又体现出节约意识，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并没有因为施政报告有一点修改而不惜工本地予以重印，而只是简单地附纸一张。实际上，这份报告还体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环保意识，因为我们在这份施政报告的封底上还可以看到，它是采用环保油墨和再造纸印刷的。
2007年2月1日，曾荫权召开记者会，宣布参加第三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记者会开始前，曾荫权的夫人曾鲍笑薇将一块黄绿色的圆形胸牌戴在他的胸前，上面写着七个字“我会做好呢份工”——这是曾荫权的竞选口号。
从这一天起，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是繁忙的竞选活动。在此期间，曾荫权每天都坚持写网络日志，他表示，竞选之后，他将把这些记录了竞选历程的网络日志结集出版。3月25日，曾荫权以超过八成的得票率高票当选。5月，香港哲基杰讯出版社出版了这些网络日志，书名就是《我会做好呢份工》。2007年7月底，国务院港澳办的朋友给我转来一本曾荫权签名的《我会做好呢份工》。
这本书很有意思，书的内容按照曾荫权从2月1日宣布参选到3月25日竞选成功逐日排列，每日两页，一页是曾荫权的照片，另一页刊登曾荫权的网络日志，形式新颖，文图互动，可读性很强。
我收藏的何厚铧签名，时间是1999年12月20日，这一天恰好是澳门回归之日。这一天，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上，何厚铧有一个简短致辞。这份致辞按照中文、葡萄牙文、英文的顺序，印成了一个小册子。何厚铧的名字就签在这个小册子的封面上。这份致辞很简短，只有800余字，印在小册子上也只有两页，但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澳门回归的历史见证。这个珍贵的签名，是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2000年元月9日赠送给我的。同时送给我的，还有1999年12月19日、20日澳门新旧邮品各一套，新邮品的首日封上也有何厚铧的签名。这是世纪之交、千年之交我收到的珍贵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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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马海德、爱泼斯坦的签名和盖章书
20世纪70年代初，有一次，我的一个女儿指甲出了点问题，去医院检查。回来后，带她去医院的人很兴奋地说：“今天坐诊的是一个外国人。”
那个时候，北京的外国人很少，一般只能在外事场合见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有机会和外国人打交道，能够接受外国人的治疗，确实是一件稀奇事。这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一打听，原来这个外国人不是“外国人”，而是拥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而且，他还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具有外国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他原名是乔治·海德姆，而中国人更熟悉他的中国名字：马海德。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伟大民族解放运动。国际上许多进步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寄予了同情、支持和帮助，他们之中，斯诺、白求恩、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都在中国广为人知，而马海德、爱泼斯坦不但亲身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而且还在中国居留下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的深情厚谊以及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马海德是黎巴嫩裔的美国人，191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曾分别就读于美国、黎巴嫩、瑞士的一些医学学校，1933年在瑞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来到中国。在中国，马海德首先落脚在上海，在一家小诊所里工作。他对旧中国的黑暗、不平等感触很深，不久，通过开办进步书店的荷兰人艾琳·魏德迈女士，马海德结识了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共产党员路易·艾黎等进步人士，并通过他们结识了宋庆龄。在此过程中，他越来越信服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并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利用他的外国人身份和小诊所，多次掩护中国共产党的人员，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提供方便。193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宋庆龄邀请两位公道的外国人，一名记者，一名医生，去陕北考察边区情况，了解共产党抗日的决心和行动。宋庆龄推荐的医生是马海德，而她推荐的记者就是埃德加·斯诺。
马海德和斯诺的这次旅行，已经因斯诺的著作《西行漫记》而举世闻名。但即使我们仔细阅读《西行漫记》，也很难看出斯诺还有一位同伴，这是因为马海德专门叮嘱斯诺不要在著作中提到自己。因为在那个时候，由于受到陕甘宁边区高昂的革命热情的感染，尤其是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介绍，马海德已经决心留在边区，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将中国革命进行下去。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马海德被接受为中国公民。1949年10月1日，马海德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建国后，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但他仍然坚持每周到协和医院看门诊或参加会诊。每当病人问他是哪国人时，他都很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但高鼻深目的他看起来实在和中国人不太一样，为避免麻烦，他索性买了一顶新疆绣花小帽，有时外出时，当有人问起他是哪国人时，他就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新疆的。”后来，卫生部给外国专家发补贴，其中也有马海德，马海德知道后很恼火，他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专家，这钱我不要。”
1983年，在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50周年的时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他。1988年9月23日，在他78岁寿辰之际，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
我收藏的《马海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苏平、苏菲著）和《马海德的故事》（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苏平著），都是马海德的夫人苏菲赠送的，扉页上有苏菲的签名和马海德的印章，落款时间是2004年9月15日。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和苏菲在延安相识、相恋，一起走进婚姻殿堂。苏菲是浙江定海人，到延安之前在上海当电影演员，后来也一直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曾导演和参与导演多部电影，如《矿灯》、《春雷》、《孔雀公主》、《拓荒者足迹》等。这两本书的写作，都有苏菲的直接参与。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2）
《马海德》和《马海德的故事》分别属于“国际友人丛书”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丛书”。而在这两套丛书里，都能看到爱泼斯坦的名字。
爱泼斯坦全名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们常常亲切地称呼他艾培，后来他收养的儿女也都取“艾”姓，分别叫艾颂雅、艾颂平。爱泼斯坦是犹太人，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两岁随父母迁居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生活、受教育，中学毕业后进入《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后历任《北平时事日报》编辑，美国合众社、重庆美国《联合劳动新闻》记者等。1933年，爱泼斯坦结识了埃德加·斯诺，从此开始为中国革命工作。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的驻华记者，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地采访，1938年4月奔赴前线采访著名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他在伦敦出版了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向国外真实报道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战绩。1938年9月，爱泼斯坦结识了被他称为“龄夫人”的宋庆龄，不久，应宋庆龄邀请赴香港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1944年5月至10月，在中国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形势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随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多年封锁访问陕北，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并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期间，经他改写，新华社在延安向全世界播发了第一条英文新闻稿。
我收藏的爱泼斯坦签名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就汇集了他在1944年陕北之行中采写的通讯，以及写给妻子邱茉莉的家书。这是我托人请外文局原局长林戊荪帮忙办成的。爱泼斯坦签名用的是圆珠笔，同时签了中文名字和英文名字。他的笔迹很轻，略有颤抖。当时，他已经年事很高了。
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1944年对陕北的访问，在我党对外宣传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爱泼斯坦在《突破封锁访延安》序言中说，以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为代表，1937－1939年间出现了一批记者及访问者对陕北“水平上乘的目击性报道”，但在此后的5年里，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阻隔，这样的报道出现了空白，直到他们冲破封锁，再次进入陕甘宁边区。这些记者代表了西方主要通讯社及苏联的塔斯社，除了播发大量新闻报道外，他们还出版了3本专著，分别是哈里森·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根赛·史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于1947年出版的《中国未完成的使命》。接受记者团的采访，以及稍后接待美军观察组，成了我党外交工作的重要起点。1944年8月18日，中央向党内发出了由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写道：“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这次采访也深刻影响了爱泼斯坦的人生道路。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他深情地说：“令我最难忘的是1944年初夏的延安之行。因为这是影响我一生走上革命道路的一次重要访问。我看到中国的未来。”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爱泼斯坦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