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先介绍了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之后又介绍了台海局势，吕正操听得很仔细。最后，吕正操说：“我们要坚持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武力。”整个过程中，虽然是我主要说，他主要听，但我们的交谈既不像上级考下级那样严肃，也不像论文答辩一样宏论滔滔，倒更像是忘年之交的娓娓闲谈。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吕正操说：“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你满足了我的要求，现在该我满足你的要求了。”说着，他在一本《吕正操回忆录》上签了名。
这次接触，使我对吕正操从仰慕变成相识。此后，我还数次登门拜访，特别是近年来，差不多每年夏天我都会到北戴河看望他老人家。他虽然已经年过百岁，但仍然头脑清晰，和我们打招呼，并不时闲谈几句。
2005年1月4日，是吕正操的百岁华诞。共和国开国上将共有57人（其中两人分别是1956、1958年授上将的），吕正操是第一个百岁上将。为纪念吕正操的百岁华诞，解放军出版社将《吕正操回忆录》重新再版。与旧版相比，新版增加了建国后的部分。吕正操曾经说他一辈子做了三件事：打日本、管铁路、打网球。新版《吕正操回忆录》就用了两章篇幅，记述吕正操主管铁路工作的往事。至于我，更感兴趣的还是新版《吕正操回忆录》最后一章：重会张学良。
众所周知，吕正操是张学良的旧部，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关系笃厚。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曾对吕正操等人说“三天就回来”，谁也没料到，这一去竟长达半个多世纪。1991年3月，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得以赴美，与吕正操重会的机会逐渐成熟。
1991年5月23日，带着党中央对张学良的问候，吕正操以私人身份踏上了赴美的航班。1991年5月29日，吕正操终于见到了张学良，细算下来，他们分别了恰好54年5个月零4天，双“五四”。当天谈了一上午，第二天下午又谈了3个多小时。第二次交谈时，只有张学良和吕正操两个人。此时，吕正操拿出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写给张学良的亲笔信。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委托，热诚欢迎张学良方便时候回家乡看看。由于眼花，张学良几乎把眼睛贴在信上，一字一句地认真看完了全信，他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不久，张学良亲笔复信邓颖超，其中写道：
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遗憾的是，直到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将军以101岁高龄在美国病逝，他最终没能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张学良曾经引用“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来表达他的还乡心愿，但为什么最终没能成行呢？作家方小宁在《天行健：百岁开国上将吕正操》一书中透露，张学良曾对吕正操提到，李登辉准许他到美国时，要求他绝不能借此机会跑回大陆，要回大陆必须李登辉同意。张学良接受了这个条件。也许，这就是张学良最终没能还巢圆梦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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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将军不觉老（2）
当然，我也得到了新版《吕正操回忆录》的签名本。特别珍贵的是，吕正操的签名时间是2005年元月，而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1905年1月（清光绪30年冬），我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在我的所有藏书中，这是唯一一本百岁老人在百岁之际的亲笔签名本。
奏响战争与和平的乐章
奏响战争与和平的乐章：四位开国中将的签名盖章书
建国后，我军于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首次授衔时我军共有60余万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包括10位元帅、10位大将、55位上将、175位中将、802位少将。自1988年起，我军再次实行军衔制。张震、秦基伟两位开国中将，均被授予上将军衔，而王恩茂已经转到地方工作，欧阳毅已经光荣离休。虽然这些开国将军走过的路并不相同，但从他们身上，能够看到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从战争走向和平的不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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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与长者的关爱（1）
1985年，萧克从军事学院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一个新的全军最高学府已在酝酿之中。受命负责筹建工作的就是当时刚刚离开副总参谋长岗位的张震。
说起来，张震与军事院校教学工作有很深的渊源。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震就曾经在当时的最高军事学府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工作、生活了15年。时隔半个多世纪，张震还能清晰记得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成立授旗时的情景：刘伯承院长肃然起立，整理军容，健步走到庄严的军旗前面，右膝跪地，双手捧起军旗，亲吻下角，然后起身立正，郑重地接过军旗。当时与张震同时学习的学员共52名，都是军职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共有5人获授上将军衔，包括张震在内的22人获授中将军衔，其余全是少将。算起来，这该是我军军事教育史上军衔最高的一个系了。1957年年中，张震从南京军事学院毕业，随后留在学校，干了5年副院长，7年院长，直到1969年初，军事学院在“文革”中被撤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委考虑将当时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1985年5月4日组成国防大学筹建领导小组，张震被任命为组长。当年12月24日，军委主席邓小平颁布命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成立，这一天，后来成了国防大学的成立纪念日。1986年1月15日，隆重召开了国防大学成立大会，张震郑重地向军旗行礼，然后将军旗高高举起，接续了他在60年代末被迫中断的高等军事教育事业。
在张震担任副总参谋长的时候，我就和他在工作上有了接触。我没想到，在他担任国防大学校长后，他还会主动找到我，将我聘为国防大学第一位兼职教授。我也没想到，我这个国防大学的兼职教授从那时起到今天还在干。
开门办学，是国防大学吸纳优秀师资力量的一个重要办法。张震提出，教研人员应该“博、精、短、活”。师资班的建立，充分显示了张震培养教研人员的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国防大学筹建工作开始不到半个月，张震就提出，应当从当年暑期军队工程技术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中，挑选一批军政素质优秀、愿意献身教育事业而且外语较好的学员，将他们培养成国防大学的教员。当时就确定了要从15所军队工程技术院校选调80名具有学士学位的学员，先到初、中级指挥院校各学习半年，主要学习本级军事课程，然后到部队基层代职半年，再到国防大学学习两年，取得军事学士学位。经过这样几进几出，他们还要再到部队军师机关代职后，才正式充实到国防大学的教学队伍中。
1988年7月，第一批师资班学员完成了培训计划。这些教员进入教学一线后，很多人很快担任了战略、战役等主要学科的教学任务，成为国防大学的教学骨干。1993年9月21日，解放军报以《尉官教将官，新秀挑大梁——国防大学一批跨世纪青年教官脱颖而出》为题，介绍了这些师资班学员的情况。张震对这些师资班学员非常器重，曾经颁布一条硬性规定：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调离教研工作岗位。
尊师才能重教。张震在国防大学，既重视教研人员的培养，又给予教研人员很高的尊重。1986年9月10日，国防大学成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上，张震等校领导提出要和老教研人员合影留念。机关在排座次的时候，把校领导排在前排就座，教研人员排到后排站着。张震看到后立即提出，教研人员常年站在讲台上，现在过教师节了，应该请他们坐下来。于是就留下了一张教研人员戴红花坐着，而校领导站在后面甘当绿叶的感人照片。从那以后，这成了国防大学每年教师节合影的不成文规矩。
我被聘为兼职教授后，有时到国防大学讲课，张震不但亲自主持，而且坐在课堂上自始至终仔细听课，让我深受感动。虽然我是教授，但在这位经历过长期战火考验和有着丰富军队工作经验的老首长面前，我还是深深感到，他更像个善于鼓励人引导人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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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与长者的关爱（2）
1992年，张震离开国防大学的工作岗位，担任军委副主席。此后，我和他有了更多的接触。他性格豪爽，酒量很大，有时候和他一起聚餐，我们既想上前敬酒，又怕上前敬酒，因为他常常会“罚”我们喝酒，不但要“罚”，还要按年龄差来“罚”，他是红军长征时期的老革命，是1955年的开国中将，而我1955年的时候还没穿上军装，按年龄差来罚酒，岂有不醉之理。但有一次，他却主动向我敬酒了。1996年1月，我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之后不久，我去看望他，他不仅备酒欢迎我，而且向我主动端起酒杯：“光楷同志，祝贺你升任副总参谋长，希望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顺利，创造出优秀成绩！”说着，张震举起杯，将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
“文革”后首次来到旃坛寺（1）
革命战争年代，我国涌现出两个著名的“将军县”，一个是江西兴国，一个是湖北黄安。秦基伟将军就是黄安（今红安）这个将军县里涌现出来的著名战将。
1927年的黄（安）麻（城）起义，是秦基伟革命的起点。那一年的11月，秦基伟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克了黄安县城。起义军的领导，包括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不久，起义军被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而秦基伟由于只有13岁，年纪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来加入了自卫队。鄂东军后来被改编为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1929年8月，还不满15岁的秦基伟拿着软磨硬泡得到的乡苏维埃政府介绍信，找到31师，成了红军队伍里的一名“红小鬼”。
今天，人们提起秦基伟，往往首先把他和上甘岭战役联系在一起，因为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他担任前线指挥员。秦基伟说：“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上甘岭战役中，敌我双方围绕着一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阵地，反复争夺43天。“联合国军”动用了1600多门轻重火炮和3000架次飞机，170辆坦克，消耗了天文数字般弹药，最多一天发射30万余发炮弹。志愿军采取了“坚决固守、寸土必争”的方针，也动用了轻重火炮500多门，全力以赴，发射了40万余发炮弹，在单位火力密度上创造了我军的纪录。由于上甘岭战役是“小山头上打大仗”，秦基伟把前沿坑道的电话一直接到了他的指挥所，对战斗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整个战役中，阵地表面工事被摧毁，草木被打光，坑道被打短，岩石被炸成半米多深的粉末。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志愿军坚守防御作战的能力，迫使“联合国军”此后未再发动较大规模进攻。
1953年，秦基伟从朝鲜回国，此后历任昆明军区、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88年4月任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我把国防部长秦基伟请到了总参位于北京旃坛寺的办公大楼。我分管的部门正在这里进行一些装备的展示，邀请秦基伟视察并指导。那一天，秦基伟兴致很高，不但仔细观看了参展的装备，还详细询问了装备性能。参观完毕，秦基伟说：“走，我们到楼上看看去。”
从电梯里出来，他很快就来到办公楼最高层的凉台上。站在高处，极目远眺，飞檐金顶的皇家宫苑，青砖灰瓦的百姓人家，清澈灵秀的河道湖面，葱茏叠翠的榆柳松柏，一一收到眼底。秦基伟高兴地说：“将近20年了，‘文革’以后我还是第一次到这儿呢。”
对于许多开国战将而言，“文革”岁月的黑白颠倒、群魔乱舞都不堪回首。秦基伟也不例外。“文革”开始的时候，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他很快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屡遭批斗，甚至有两次昏倒在批斗会上，其中一次幸亏警卫员取来氧气筒，秦基伟才很快醒来。
云南军政大乱的情况下，正常开展工作已不可能。1967年2月12日，周恩来总理派了一架飞机，把秦基伟接到北京。秦基伟来不及通知妻子和孩子，就从暂时借住的一个基层部队赶赴机场。造反派知道后，派人拦截。幸亏秦基伟行动迅捷，终于赶在造反派拦截前，飞机滑出跑道。但到了北京，秦基伟作为靠边站的干部，被闲置下来。1969年秋，林彪发布一号战备命令。很快，秦基伟又被疏散到京外湖南省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