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李克农的儿子李力将军、李伦将军都很熟悉，《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出版后，我很快买到一本。李伦请国家安全部办公厅在这本书上盖了李克农的印章，于1997年7月12日赠给我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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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伍修权即席译诗（1）
1997年11月8日深夜，当时针跳过零时，刚刚进入9日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伍修权同志病重，请你迅速赶到医院”。我立即通知司机备车，赶往医院。但遗憾的是，没等我和伍修权见上最后一面，他已经撒手尘寰。想到数月前，徐惠滋和我代表总参，向伍修权祝贺90大寿的欢乐情形，我不禁感慨欷。
几天后，新华社播发了伍修权的生平。其中说道：“1975年4月，伍修权同志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伍修权同志为我党我军情报工作作出的卓越贡献，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参与了大量的军事外交活动，加强了我军与外军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扩大我军在国际上的影响，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于1992年11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主要接替伍修权的接班人徐信副总长的工作，分管的也是情报和外事工作。因此可以说，伍修权是我的老领导和老前辈。
我第一次见到伍修权，是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当时，伍修权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在一次率团出席外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回程中，路过民主德国。在看望使馆工作人员的时候，他给我们作了一个精彩报告。时隔多年，我已记不清这场报告的具体内容了，但对伍修权生动形象的说话特点还保留着深刻印象。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发生分裂，形势非常复杂，我们这些外事工作者，该如何在外事场合表明立场，是一门很微妙的学问。伍修权在报告中专门提到，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可以起立鼓掌，哪些发言内容我们只鼓掌不起立，哪些发言内容我们要不作表示，都应区分得清楚明白。这使我很受启发。
我们都知道，1950年11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时，慷慨陈词，既严厉驳斥了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又痛斥了美国对我国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后来，我们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外交，都把他的发言作为范文朗读。
我在60年代初次见到伍修权，亲耳聆听他的报告，我开始理解到，外交工作除了禀持正义、慷慨陈词外，还应该包括许多智慧的运用。
20世纪70年代，我又被派到联邦德国工作。在此期间，伍修权成为分管我们工作的总参领导。一次，他途经联邦德国，专门找我谈话，原来，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想调我去当秘书。“我是征求你的意见，但也不是征求你的意见。因为这是中央领导的意思，实际上你必须服从。”伍修权开门见山地向我亮出底牌。
能够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对我来说当然是件光荣的事。但我也有不情不愿之处，因为在联邦德国，我工作顺利，专业对口，不忍舍弃。我把这种心情向伍修权作了简短汇报。
我的话音刚落，伍修权就明白了我的心思。“那么，你说怎么办？”伍修权问，目光和善地注视着我。
作为分管我们这项工作的总参领导，能够在一个人事调动上征求当事人的意见，这使我很受感动，既感动于他对我的器重，又感动于他对我的信任。我说：“首长，请让我先做做收尾的工作，等这儿的工作交接了，我马上去中央领导那儿报到。”
这是我的“缓兵之计”，我想缓几天看看情况，同时也调整一下心态，为未来新的工作岗位作些准备。
伍修权最后说：“请你放心，如果你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不顺利，我们随时欢迎你回来。”这句话是颗定心丸，我放心了。
这个工作调动计划几天后有了变化。调我当秘书的那位中央领导由于身体原因，工作范围作了一些调整，不再需要我了。这样，我就安心地继续做我熟悉并且喜爱的工作了。
那一次在联邦德国，我还当着伍修权的面，出了一次小小的“风头”。在我陪同伍修权会见外宾的时候，伍修权随口吟出一句古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做翻译的，最怕的是临时碰上需要翻译的成语谚语或者诗歌了。但伍修权话音刚落，我就把这首古诗翻译出来。不但译出来了，还使外宾理解了这首诗的妙处，赢得满堂喝彩。伍修权对此很满意。
我为伍修权即席译诗（2）
1984年9月，已经是中顾委常委的伍修权提出来要请我吃饭。作为后生晚辈，这样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我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原来，伍修权是要酬谢我对国际战略学会工作的帮助，当时他正担任这个学术机构的会长。没想到，1997年，我也成为这个学会的会长，而且一干就是10年，一直到今天。
那次聚餐的时候，伍修权将一本刚刚出版的《我的历程（1908…1949）》（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签名赠给我。这是我收藏的最早的签名书之一。
毛主席说他能“顶几个师”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有三位卓越的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获取了大量情报，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前三杰”。他们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解放战争中，又有三位杰出的情报人员，同样一人能敌万千军，创造了情报工作的奇迹。周恩来将他们称为“后三杰”。“后三杰”指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在周恩来身边具体负责“后三杰”工作的是罗青长。
2005年9月13日，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熊向晖的遗体告别仪式，适逢陈忠经和罗青长也来追悼，我请陈忠经和罗青长在熊向晖的讣告上签了名，留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纪念物。熊向晖出生于1919年4月，享年86岁。
我第一次见到熊向晖，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候，我在联邦德国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知，王震同志从英国出访归来，途经瑞士，让我去汇报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问题。在瑞士，我见到了王震，和王震一起听取我的汇报的，还有一位眉目清秀、风度翩翩的长者，王震介绍说：“这是熊向晖，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党组书记。”
对我来说，熊向晖的名字如雷贯耳。我早就知道，他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情报人员。建国以后，他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1954年随周恩来出席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1年随陈毅出席讨论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1962…1967年任英国代办，70年代初协助周恩来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并于1972年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这些活动，创造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次又一次辉煌。
“熊向晖同志还曾经是你的领导呢！”王震说。
对于这一点，我当然非常清楚。1970年11月，熊向晖被任命为总参二部副部长。我当时恰好也在国内，只不过一直无缘与他直接接触。
这次见面之后，我又有10多年没有见到熊向晖。再见面时，他已经离休。在这样那样的活动中，我多次见过他，每次我都热情地与他握手，表达钦敬之情。1995年底，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我又遇到熊向晖，听说他刚出版了《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和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7月），我就提出要一本签名本。1995年12月22日，熊向晖把他的签名书寄给了我。
熊向晖是我党早期地下工作者，1937年底他作为青年战地服务团成员，到胡宗南部“服务”。其实，当时他已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胡宗南部，是周恩来在“下闲棋，布冷子”。两年半后，随着胡宗南逐渐由抗日转向###，这局闲棋、这枚冷子的作用逐渐突显。特别是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进攻陕北，熊向晖及时获悉情报并报告中央。中央机智地部署朱德给胡宗南发电报予以质问，迫使胡宗南不得不偃兵止戈。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再次成为###先锋，发动大军进攻延安。胡宗南的这些行动，都被熊向晖事先报告中央，中央果断决定撤出延安，巧妙与之周旋，结果胡宗南的部队几次与留在陕北的党中央擦肩而过，始终没有伤及党中央分毫。当胡宗南带着熊向晖参观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时，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只能苦恼地哈哈大笑。对于熊向晖的特殊贡献，毛主席曾经评论说他“顶几个师”。
2007年底，我又买到熊向晖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增订新版）（中###史出版社，2006年3月）。由于熊向晖已经辞世，我便委托秘书找到熊向晖的女儿熊蕾，请她在书上加盖了熊向晖的印章。熊蕾是新华社的一名高级记者，她还把她翻译的英国著名作家康拉德的《吉姆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签名赠我。
增订新版的《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封面上是一张熊向晖年轻时手持转轮手枪英姿勃勃的肖像。拍照片的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熊向晖将这张照片赠给妻子谌筱华。谌筱华一直将它珍藏在随身的皮夹子里，直到去世。
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外交十记》（1）
在美国抢先获得钱其琛签名的《外交十记》
2003年10月2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曹刚川赴美访问。我是随行人员之一。访问期间，美国总统布什会见了曹刚川；曹刚川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举行了会谈，还会见了国务卿鲍威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等美国政府及军队领导人，在美国国防大学发表了“中国的国防政策”的演讲。
11月2日，送走曹刚川后，我又立即转机飞往得克萨斯州，因为我要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际交流活动，这项活动的美方发起人是美国前总统布什，中方牵头人是国务院前副总理钱其琛。
这项活动是中美建交以来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民间研讨会，主题是“中美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方成员包括科技部副部长邓楠、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对外友协副会长李小林、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杨洁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宋晓梧、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中石油副总裁郑虎等，美方成员包括国务卿鲍威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和贝克、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驻华大使普里赫和尚慕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联邦快递公司执行副总裁达克等。
研讨会的开幕式由老布什主持，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中国代表团团长钱其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言。钱其琛的发言题为“共创中美关系的美好未来”。他指出，中美关系如同一艘巨轮航行在大海上，不断遇到风浪的袭击，却始终驶向前方。只要坚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立的原则，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我参加的研讨会专题是全球与地区性安全问题。在老布什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也参加了这个专题讨论。我们俩很熟悉，2002年6月，我还专程陪他访问西安。他在发言中也提到了那次访问。
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钱其琛为他的美国朋友们准备了一件礼物——刚刚出版的新书《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0月第一版）。
2003年3月18日，全国人大换届后，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作了一首五言诗，叙述自己退下来以后的设想，其中写道“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开新卷”是指读些过去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书，“叙往事”是指记述一下自己参与过的外交事件。“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钱其琛在自序中说。因为“叙往事”“非史非论”地叙述了十个方面的外交事件，“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所以这本书被命名为《外交十记》。
这是一本令我备感亲切的书，不仅因为钱其琛的文笔清新自然，如涓涓细流，娓娓潺潺，还因为其中提到的许多事情也是我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