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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立春”，春神还了无踪影。倒见从关内涌来大批的灾民。听文件传达：苏联反目，成了修正主义。我国又面临自然灾害，政府号召勒紧裤带，共渡难关。学校按上级指示，支援灾区，每人每月节粮五斤。从31斤，降到26斤。
学校食堂的伙食越来越差，二两的馒头比拳头还小，粥是清汤稀水的，见不到几颗米粒，菜肴中的油腥渐见减少。同学们背地里发牢骚，提意见也没用。一上午课没上完，早就前胸贴了后背，饿的没了精神。越饿越想吃，越吃越馋，形成了恶性循环，占领脑海的几乎都是个‘吃’字了。“民以食为天”。这饥饿的滋味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深切体会到。
同学们带的“私货”（食品），都吃的差不多了，有的同学又返家求援。我是毫无办法，只能挺着挨饿。平素不爱吃的高梁米、苞米一下亲近起来，似乎比大米饭还香。饿的数着饭票算计着时间，常陷入上顿不接下顿的窘迫之中。文鹃、杨婕都偷偷的塞给过我饭票，我哪能夺人口食呢，说什么也没要。杨婕真的生气了，当着我的面撕掉了二斤饭票，我好不心疼，深深的懊悔。文鹃却大大方方的说：“算我支援你的。”高煤海见此情景，调侃着说：“文鹃，你怎么不支援我啊？”文鹃啐了他一口，“去你的，我这点饭票，还不够你这大肚汉塞牙缝的呢。”
有一天，睡在下铺的高煤海一宿都没回来，第二天，还蒙着被子大睡。我有些纳闷，又不好打听，还是他自己露了馅，拿出几个胡萝卜，“给，不要让别人知道。”“哪弄的？”他神秘的指指菜窖，我一下明白了。人一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穷则思变，饿者抢食啊。从此，我常有这外食，以饱口福，但从没泄露过一点口风。
（20）
解剖课讲到了生殖器官章节。唐老师特别强调：“人体是神圣的，一不要忌讳，二？B
第五章 南归省亲26一32
（26）
“我要回家了！”，拿着预购的学生往返票，我欣喜若狂，在空旷的雪地里长长的吼了一声。离家十八个月，游子羁身寄读的思乡之情；一直煎熬着我，总算天遂人愿，我要南归省亲了。
二哥是元旦结婚的。二嫂从旅顺来到鸭山矿时，有过一段寄人篱下的经历。心细的嫂子体察到我的心情，对我说：“小弟，你哥工作脱离不开。今年春节，你就代我们回家看看吧。”二哥拿出五十块钱，十斤全国粮票，郑重地说：“到上海时，替我们给妈买点食品，‘功德林’的素点心最好。钱不够来信。”我有些心酸，二哥在北疆工作快十年了，只回过一次家。这次结婚本打算双双归里看望母亲，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好运落到了我的头上。每逢佳节倍思亲，尤其在这灾荒的岁月，我是多么向往温馨的家啊。
还没放假，我就早早地作好了准备。期末考试一完，就兴冲冲的登程了。听说我回南方，学校给我开了“绿灯”。食堂给我兑换了二十斤全国粮票，还多卖给了我三斤“光头”（一种土制饼干）。
今年，我收到的“贺年礼物”分外的多。贺年片里写的祝愿和祝福令我感动。文鹃送给我一个红包，内有十元钱，写着 “祝你一路顺风”。杨婕送的是一枚自制书签，画有松、竹、梅、兰岁寒四友。题着孟浩然的一首诗：“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高煤海送给我一小袋松子。
那是一个干冷干冷的下午，有五、六个男同学送行，一直拥我进了车厢，找好座位。开车前，又来了文鹃、杨婕等几位女同学。其景其情，迄今还历历在目。我一再催促，他们才下车，还站在站台上迟迟不肯离去。车启动了，我透过结满冰霜的车窗，望着向我挥手的学友，双眼模糊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那么多学友送行，是李白所难及的吧。
车厢里；旅客挤得满满的，过道上全是人，十分拥挤。南腔北调的人都有。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三个人的位置，挤了五个人，连挪动一下都困难。
熬了一宿，天亮时才到哈尔滨。车厢里又涌进不少人，下车的少，上车的多。列车已经失控，更谈不上准点了。我仗着自己年轻，随身带的东西不多，并不在乎。我已不是当年闯关东时啥也不懂的学生娃了，虽然底气足了些，但还是觉得不太踏实。尤其那些警惕的目光，使我不由得捂紧了挎包。上车前，同学们都提醒过我，尤其是高煤海一再叮嘱；车上啥人都有，要小心。
经过近三十小时的颠簸，火车抵达终点沈阳，我的两条腿麻的站不直了。心想下车可以轻松一下。一出站，我顿时傻了眼：只见站前广场，黑鸦鸦的全是人。候车大厅横七竖八的躺着的、坐着的、倚着的也都是人，连厕所都进不去。
车次全打乱了，好不容易见到一个铁路工作人员，打听转车在哪儿签证，他没好气的哼了一声：“还签啥证，有车你就上呗。”我在车站转悠了半个多小时，才弄清楚，站前广场排着两个长队；一队是北上的，一队是南下的。有个妇女领着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已挤了两天，也没上去车。
我心里也紧张起来。在候车室找了个旮旯，铺上报纸，打算垫补垫补肚子。我从挎包掏出“光头饼干”，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嚼着，思量着如何上车；排队白费劲，肯定不行。到前面“夹塞”我又没有那个勇气。要早知这样，下车不出站就好了。后悔已迟，再想进站更难。
正寻思着，忽然眼前一黑，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扑到我身上，抢走挎包就跑，我猝不及防，等我回过神来，他已跑出老远。我急步去追，男孩一下绊倒。我抓住了他的衣领，狗皮帽下一张脏兮兮的小脸，两只小眼睛可怜巴巴的。我一松手，他又窜了起来，挎包里的“光头饼干”撒了一地。我顾不得再抓他。俯身捡地上的饼干。那男孩见状，趴在地下，掩住了饼干，抓住一个往口里送一个。我又急又气，周围的人呼拉一下围上来，抢得撕打起来。一瞬间，风卷残云，只剩下一个空挎包了。一个穿着光板皮袄的老汉，朝我咧咧嘴，似笑非笑的，操着辽宁腔说：“小子，认倒霉吧，就算做好事了。”我呆呆地站了一会，拣起挎包回到旮旯角，怪自己太大意了。庆幸装松子的小旅行袋还在，心里才踏实一点。
我蹲在墙角边，盘算是如何才能上车。咬咬牙，紧紧身，勒勒裤带，打算“背水一战”。人有了勇气，就有了动力，就能克服艰难，就能超常发挥，我终于“夹塞”挤进了站台。
进了站台，还是发懵，闹不准列车往哪开，火车头在哪？夜色朦胧，寒风凛咧，我不断地跺脚，跳跃。忽见远处射来一束强烈的灯光，火车头喷着热气停下了，人们如潮水般的涌去，真有几分逃难似的味道。我终于挤上了车，一打听，车是开往天津的，车厢里已挤得水泄不通。我也顾不得脏和臭，一屁股坐在过道上。
车很快开了，容不得我再考虑，无奈只好走一程看一程了。这回我学乖了，把松籽放入挎包，挎包放进旅行袋，紧紧的抓牢，小心翼翼的掏一粒吃一粒。餐车不开饭，幸亏高煤海的松子救了我的驾，不然恐怕难以坚持到家。火车停停开开，也不知到了哪里，列车员连影也见不到，真像是运送难民，或者准确的说运送牲畜一样。
真难想像，人的耐力这么强，在生理课上学过的知识，似乎都不适用了。人们不吃不喝不尿，竟然可以熬过十几个小时。新陈代谢似乎被恶劣的环境冻结了。
我觉得一阵阵的焦躁，祈祷着上苍保佑，快些到达目的地。车窗上的冰凌霜花开始融化，也不知外面景色发生什么变化，我觉得时间像停滞了一般。脑海里不断地幻现出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景色，在自我慰藉中，终于到了天津站。
天津站的情景比沈阳好不了多少，遍地狼藉着大小便。一群难民就在露天席地而坐，还有拉家带口，扶老携幼，背着行李卷，带着政府介绍信出来讨饭的乞丐。时间倒流，我似乎一下见到；在电影中才见到过的战乱，逃荒的画面。心中暗暗嘀咕，这世道是怎么了？
在天津上车，没有沈阳费劲，多数是北上的，闯关东的，谋活路的；南下的大多是工人、干部或学生回家探亲的。虽然又冷又饿，一登上天津到浦口的列车，我的心一下开朗了。回头想想昨日的旅程，真像噩梦一般。挎包里的松籽不多了，肚子空的咕咕直叫，我压抑着*，想像着回乡的喜悦和饱餐一顿的满足。聊为望梅止渴了。
邻坐是一对干部模样的中年夫妇。听口气好像也是回乡探亲的，只见那女的依偎在男的身上，面色苍白，不断的呃逆。我搭讪着问：“大嫂是不是有病了？”那男的忧郁的叹道：“晕车。谁想到坐车这么难。”“你们也是从东北来的？”“齐齐哈尔，加格达奇。”男人没好气的说：“那鬼地方正搞会战呢。”我听说过齐齐哈尔，没听说过加格达奇，好奇的问：“什么会战？”男人用警惕的目光看了看我，没吭声。倒是那女的开了口：“石油大会战。”又瞪了一眼丈夫：“有啥保密的，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东北发现了大油田。”说完，又作呕起来。我把坐位让出来：“让大嫂躺一会吧，躺下可能好一些。”男的抱歉的说，“那对不住了，委屈你了。”见我站了许久，又招呼我，“挨个边坐坐吧，长途车，站着你要吃不消的。”他忽然问我：“你到哪？”“浙江。”“回家？”“是的。”“上班了？”“没有，学生。”“跑这么远读书？读哈工大，哈军大？”我摇摇头，他疑惑的望了望我，没有再问。
列车飞驰在华北平原上，广播里忽然传出声音；“六号车厢有位旅客得了急病，哪位是医务人员，请协助诊疗。”广播一遍遍的播着，我有些坐立不安起来，心想，自己是个医学生，但毕竟掌握了一些医学知识，医以德为重，不能对呼救置之不理。
我向列车员打了招呼，她带我向六号车厢走去。我挤出一身汗，越过四节车厢，才到病人的根前。只见一位中年妇女，躺在长椅上，口吐白沫，眼睛翻白，四肢拘痉，不省人事。我看了一下她的瞳孔，并没有变化，又摸了摸脉，也没有异常，看症状很像是“癫痫” 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