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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82）
矿区的环境卫生挺差，现场会突击搞过卫生，现又故态复萌。随地便溺，垃圾成堆，可谓“无风三尺土，小雨满街泥”。一入秋，病人就多了起来。尤其是气管炎、肺心病。
这几天雨雪交加，下街道须穿雨靴。马姐的雨靴已很旧，还补过两处。我俩刚下街巡诊回科，只见门口站着一位矮胖的男子。马姐招呼他：“进屋坐吧。”尔后，小声向我介绍：“这是何大夫。”他和我点点头，掏出烟，递给我一支，他只管吸烟，并不说话。马姐问“有事吗？”只见何大夫深情地望着马姐：“这是我给你捎的雨靴，37号的。不知尺码对不对？”马姐不由得脸孔一红，拿起暖瓶：“你坐，我去打点开水。”
我忽然意识到什么，抢过暖瓶“我去吧”。马姐不自然地冲我笑笑，我打了水，刚想进屋，伍泽向我招手，我就拐进了中医科，他有些神秘兮兮地问我：“是不是何大夫来了？”“是啊。他是哪科的？”“儿科一把手。山东医学院毕业的。可惜——”他没有说下去，我也没有兴趣。伍泽调侃地说：“你真书呆的可以，要当电灯泡呀。”我笑了，笑我自己没眼力架。
宿舍离门诊部仅几百米，地段成了我最好的“一隅”。吃好晚饭，我常一个人坐在地段的诊室里，任凭思想无边无际的遨游，也可以敞开心扉和日记谈心。
这些天，我都在诊室伏案到夜半。写着写着，不由得泪水涟涟。回忆是美好也是痛苦的；思绪如天马行空，落笔有万斛沉重。幕幕情景似远又近，恍恍惚惚都历历在目。面对现实又似梦中…有时，我趴在桌上就睡着了。醒来时望着窗外的一钩弯月，又陷入痛苦的回忆中。母亲远行了，作为小儿子的我，更有切肤之痛。我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写下一点纪念文字。权当是祭文，以告慰九泉下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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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矿区有个图书馆，我办了借书证。地段工作压力不大，近来专业书也看不进去。图书馆的藏书不少，几乎包罗国内外的所有名著。我如饥似渴地浏览，尤其是鲁迅和郭沫若的著作。
最近看了莫泊桑的长篇小说—'一生'。书中对人物惟妙惟肖地刻划，细腻地描写，撩动了我的一颗青春之心。一年多来的现实，打碎了我的憧憬，也使我成熟了许多。我知道，要面对现实，懂得了要脚踏实地。浩翰的宇宙，流逝的岁月，短暂的人生。七分机遇三分努力，做‘人’嘛，要顶天立地人世间。正如瞿秋白所云：如果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要这个躯壳又有何用呢！
一早出门，世界变成了银白天地。人们已作好“猫冬”的准备。“多事之秋”之后，严酷的冬季就主宰了一切。恐怕我还不适应冷燥的气候，脸被风吹得热辣辣的难受。嘴唇干裂，双手红肿。一入冷水，针扎似的疼痛。好的是煤矿，有得是煤，过了十一，就送暖气了。屋里屋外俨然是两个天地。
煤矿对南方藉职工，还是挺照顾的。每月给六斤大米〔定量只有一斤〕。今冬，工会还补助新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每人一套秋衣秋裤。穿在身上，倍感组织的温暖。职工食堂每到周末就改善生活，还开了小灶。花色品种增多，主食有：大米饭、馒头、花卷、豆包、馅饼、水饺、麻花、煎饼等，菜肴也挺丰富和饭馆一样可以点菜现炒。我最喜欢的是“炒肉兰片”。原来这兰片就是竹笋干。我和陈慧常常买几个菜，回舍喝酒。有时，康、伍大夫也来助兴。
矿区唯一的休憩场所——煤海公园。地处北山脚下，和“住院部”毗邻。原来是乱坟岗，荒冢野坡。听说是大跃进时，义务劳动修建成的公园。园内植有白杨树，也有杏柳。除了几个小亭子点缀，还有小小的动物园。养有狮、虎、狼、熊、猴及一些飞禽走兽。晨练的人几乎没有，我忽然心血来潮和陈慧说：“我们起早跑跑步吧。”陈慧欣然同意：“好。我们就从宿舍跑到公园。”
每天早五点起床，擦了一把冷水脸，尔后穿衣戴帽全副武装，迎着北风，从宿舍跑向公园。一路上坡，还不到公园，就气喘吁吁，全身冒热气。
冬日的清晨，分外宁静。天还没亮，一切都朦朦胧胧的，沉浸在氤氲的冷气中。公园里几乎没人，我们俩尽兴地奔跑在雪地中，跺脚搓手，在杨树叉上做“引体向上”，趴在冰冷的亭台上做“俯卧撑”。听狮虎饥饿地吼叫。陈慧还亮开歌喉，放声高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遇上风雪天，我们也不甘示弱。雪沙迷蒙了双眼，寒风灌进了肌骨。这种“自讨苦吃”的锻炼，确实坚强了意志。伍泽却不屑地说：“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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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两个月的策划、编撰，“纪念母亲”油印册，终于完成。蜡纸刻印，油印机印刷，钉书机装订。每本40页（36开）共六本。全由我一个人完成，当然要在相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且不论母亲的人生价值，就儿女而言，也是寄托哀思而已，但我已竭尽全力。
封面是一株参天的松树，寓意精神常青。序由大哥撰文。内有“乌鸦知反哺，况人之于父母”之跋。他的纪念文题为“悼念慈母”，约千余字。介绍了母亲生平，他在母亲身边的时间最长，文中，有许多我们鲜知的轶事。二哥写了“难忘的回忆”一文。他回忆了五七年，因患肺结核回家休养时，母亲百般呵护的情景。兄弟中，他最稳当，。考虑问题也较严瑾，这可能和他的会计专业有关。当年十七岁的他，一个人在被人称为蛮荒之地的北疆工作，有其刻骨铭心的原因。而他却只字未提。我写了“母亲的难忘印象”长文，洋洋洒洒多达八千余字。文字虽幼稚，却是情真意切。
怀念母亲，常常想到梅姣。自从母亲病逝后，和梅姣就失去了联系。我写信问过大哥，听说常老师身后凄凉，死在放牛的山坡上。梅姣不知去向。母亲病重时，她来过几次，以后再也没了她的踪影。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我也常想起杨婕、文鹃。时有书信来往。毕竟参加了工作，进入社会。再难有学校时的纯情了。我压抑自己的青春冲动，不敢越雷池半步。虽然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有时也想入非非，情人梦中来，醒来空对月。情窦初开的岁月最难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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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最忙的要属急诊室了。入冬之后，病人骤然增加，尤其是“流感”蔓延，累得医护人员叫苦不迭。急诊室连“夜班”都排不开了。为了“救急”，我被调去“堵缺”。但对“急诊”，尤其是内科急诊，我没有根底，虽说在“内科地段”干过一阵。但收获寥寥。浦恩通知我时，讲好是“暂借，临时帮忙。”
到急诊室报到时，主任颜菊已给我排上了夜班。一来，就让我独立工作，我真有些打怵，可也只好硬着头皮。心想：反正危重病人可以介绍住院。一般的急诊病人我尚能应付，再说了，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
陈慧告诫我：这急诊室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比起地段复杂多了。他逐一做了点评：主任颜菊，48年毕业于大连军医学校，她的丈夫是市委副书记，都是山东人，当年她丈夫也被打成右派，下放改造，喂猪放羊。颜菊跟着他着实遭了几年罪。听说还是刘少奇视察东北时，给予甄别*的。
负责技术工作的是熊湘伯。我在检查团时见过他。三把手是主治医师林农，河北医学院毕业。还有一位特殊人物赖义，人称“大胡子”，没什么学历，但在矿区卫生界很有资历。当过矿卫生所所长，后因涉及破坏军婚被判刑。提前释放后，又回到了医院。
剩下了都是女将，水平参差不齐，我被安排在赖义的诊室。来找赖大夫看病的人除了急诊还有些熟人。他对我还算客气，我也从中学到了他待人接物的常识。慢慢我发现他的诊疗技术上有固定的招数，对同一类型的病种，处方几乎千篇一律。我怎么也难以把满脸胡须的大汉和大夫联系在一起。
一个月下来，我就习惯了。虽然又忙又累，但紧张的生活使我成了一个工作狂。不久，我就成为急诊室最年轻、资历最低、最听话的好劳力。而且经常替那些拖儿带女的女大夫替班，让干啥就干啥。获得了同事们的好感。陈慧却说，不要吃力不讨好。凡事多留个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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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参加一个并不隆重的特殊婚礼。到场贺喜的人却不少，婚礼挺简单，没有繁文褥节，只有一间粉刷过的旧房。新娘就是马姐，新郎是何大夫，来了不少儿童，却没有医院的党政领导参加。陈慧指着一位高个白脸风度翩翩的中年人说：“这位是宋副市长。”我挺纳闷。
送礼多半是床上和生活用品。我送了一床从南方带来的“线绨被面”，马姐挺喜欢的，连连道谢：“干啥呀，这么重的礼，又不是外人。”她给我剥了喜糖，点燃了喜烟，小声地说：“以后想吃啥，就到姐这儿来。”我为马姐有了归宿而高兴。
宋副市长见陈慧拿着一卷红纸，问：“啥？”“对联。”“打开看看，写的是啥。”陈慧转了个身，来个金鹤亮翅，抖开红纸，众人一看，皆捧腹大笑，乃是“一对新夫妇，两副旧机器”。宋副市长沉下了脸：“陈慧，开玩笑也要分个场合。”“还有呢。”陈慧亮出横批，乃是“天作之合”。何大夫连说：“好、好！”众皆笑着起哄：“挂起来挂起来！”我不禁暗暗喝采，好个陈慧！这副对联虽富戏谑性，但有真挚的祝愿。宋副市长也改口道：“妙，高！”
回舍后，我悄悄问陈慧：“你这样别出心裁，何大夫马姐不会生气吗？”陈慧淡然一笑：“你没看出，没有一个领导去贺喜吗？你想想，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右派遗孀，最难堪的是啥？”我若有所悟，陈慧又说：“我不过是调节一下人气而已。
宋副市长，是*人士。当年和何大夫在儿科同事，他是念旧而来。那么多的小孩和家长是冲着何大夫的高超医术，孩子的救命恩人而来，我曾和他住过一个宿舍，冲着友情而来。不冷场是何大夫最大的心愿，所以，我那小小恶作剧，不正活跃气氛吗！”我问：“何大夫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说来话长了，何大夫是山东人，解放前他在天津念警官学校。不等毕业，天津就解放了。他回到济南改读医学院。听说他有过一次婚姻，妻子是朝鲜族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之后何大夫因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断受到冲击。幸为他的医术高超，得以苟且，他和马玉凤的结合可谓天赐良缘。我还是见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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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室死人是常有的事。前日来了一个危重的病人，住院部没有空床，就留在急诊室观察，半夜里突然死了。不知啥原因要进行病案讨论。
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式；，医生一张张紧张而木然的面孔，像是被胶布绷紧了似的。会议由颜主任主持，熊湘伯让我报告病例。事先没和我打招呼，再说也不是死在我的班上，我毫无思想准备，不由得一阵紧张，出了一身冷汗。
我拿着门诊病历断断续续地介绍，所幸辅助检查的资料，化验单，X光片尚齐全。记得；病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矿工，来诊时神志不清，呼吸急促，血压为60/20毫米汞柱。心跳频弱，两肺有湿啰音，全身还有散在的出血点。我一看病人凶险当即请示带班的赖大夫。他看完后，摇摇头，说了句：“病得不轻，送住院吧。”
我打电话和内科病房联系，没有床位。我又向赖大夫汇报，他答日：“那就没办法了。先留观察吧。”我给病人开了许多张化验单，初步考虑为中毒性肺炎，用上了两组抗菌素静点，还加了“氢考”激素。用了强心、升压、平喘的药物。
观察了三个小时，病情恶化，陷入昏迷。我又请示赖大夫，他说：“请熊老大夫会诊吧。”其实当时林农大夫就在诊室，熊大夫还没上班，我明白急诊室人事关系复杂，因而没有多嘴。
当赖大夫一出诊室，林大夫就小声问我：“是啥病人？”我把病历递给他，他翻了翻就去了观察室。回来跟我说：“快抢救，病人已经陷入深昏迷了。”
熊大夫体态臃肿又患有高血压，迟到上班是常事。等熊大夫上班时，病人已奄奄一息，血压一度测不到，忙乎了一阵，病情稍有起色，熊大夫指示：“快送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