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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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道三部曲- 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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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十点半,在焦虑不安和企盼期待中,列车终于抵达哈尔滨。车还没停稳,呼拉上来一班人,七手八脚的把小朱抬上了停在站台上的救护车。阎年叫我:“方大夫,你也上救护车。”我和两位护士都上了救护车。其他人乘上了几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的向医大开去。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开车的是军人,阎年正和一个军人在说着什么。不一会儿,车停在‘哈医大一院’门口。值班大夫见进来这么多人,拦着问:“咋的,咋的了?”我们不由分说的涌进了急诊室。我向值班大夫,简要的介绍了情况,他听完后,摊摊手说:“病房早就住满了。你们到别的医院看看吧。”我忙说:“病人的假性动脉瘤已经破了,再折腾,危险!”阎年一把揪住值班大夫的白大衣领口,“快抢救,出了问题,你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军人也亮出了身份;“我是38军参谋,你务必收他住院。”值班大夫见这样的架势,不敢再怠慢。给胸外科病房打了电话,胸外科大夫到急诊室检查病人,皱起了眉头;“请主任吧。”“不是全打倒了吗?”“还有禹、郑两位主任没打倒。”他连白大衣也没脱,就坐着军用吉普车去找那两位主任去了。

  我到门外,燃起一只烟,排解心中的郁闷。不大功夫,两位主任都请到了急诊室。听完我的病情介绍,看了我带来的病历资料,检查完病人,小声讨论了一阵,郑主任郑重地说:“手术必须开胸,先阻断结扎无名动脉…”“那危险吗?”老朱头问。“当然危险。无名动脉断流后,可能会影响脑部血供,有发生脑软化的可能。”老朱头闷着头,不再吭声。我当然也不能表态,最后还是阎年拍了板,让老朱头,在手术议定书上按了手印。他向两位主任说:“人就交给你们了,救死扶伤是你们的责任,你们酌量着办吧。”两位主任面面相觑,表态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

  送小朱进入手术室之后,我一阵阵恶心,头昏眼花,像要虚脱了似的。阎年让吉普车送我们先回招待所休息。其时已是十一月五日半夜两点,我没*就躺下了。白天的情景又一幕幕的浮现上来,惊不住一阵阵的后怕,接着做起了噩梦…。。 最好的txt下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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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飞鸟出笼似的,登上了哈尔滨赴京的快车。

  这两天的经历令我难以平静;小朱的手术挺顺利,十一月五日两点钟上台,做了六个小时手术,次日九点下台后,就清醒了。我去看他时,小朱半卧在抢救室的床上,他父亲在床边看护。脸上开朗了许多,露出了一丝笑容。听说老朱头晚年得子,朱长江是他的独苗儿子。老伴已去世,父子相依为命。这场横祸使他苍老了许多,几乎要崩溃了。总算柳暗花明,小朱有了转机。我完成了护送任务,也长松了一口气,美美的睡上一觉。

  半夜,阎年回来了,他阴沉着脸,沮丧的说:“朱长江死了。”我大吃一惊,“白天不是好好的嘛。”阎年压低了声音说:“小朱手术后,胸部不是插着那么多胶管嘛。”“是啊,开胸手术都要插引流管子。”“问题就出在这管子上。”“咋的?”“真是该着啊,老朱头这几天累糊涂了。”“咋回事?”“老朱头见儿子术后挺好的,要换换沾满了血迹的被罩、床单。大夫告诉他;等拨完管子,找护士长换。这老朱头心急,等不及了,就自己试着给拨了管,拨完管就去找护士长,等护士长拿来干净的床单、被罩一起回到抢救室时,朱长江已经死了。”我扼腕痛惜;“拨下管子等于人为的造成开放性气胸,引起心脏摆动,这是要命的呀。”阎年不满地说:“老朱头那懂啊!他肠子都悔青了,正在打静点呢。”遗憾中我也有几分内疚,要是当时我在场,这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哪里想得到会节外生枝呢。

  阎年忽然脸孔一变,绷着脸告诫我:“我可什么都对你说了,但这实情,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说,明白吗?”我又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实话对你说吧,刚才我们开了碰头会,准备把朱长江的遗体运回鹤岭,*示威,向总联兴师问罪,讨还血债。”我傻愣着,心中发毛,看来事情要闹大。阎年又一遍警告我:“一定要保密,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出朱长江死亡的真像。”阎年递给我一支烟,“我知道你是个逍遥派,事实上你已经是我们红工派的人了。你明白你该怎么做。”我有几分惶恐;“那我该咋办?”“你先不要回鹤岭,到外面躲一阵,过了这个风头再回来。”我正懊恼自己卷入了派性斗争的风头浪口,但又身不由已。阎年说:“我看你这个大夫还不错,所以放你一马。但恐怕有人要追究你的责任。我看你赶紧走吧,晚了就可能走不掉了。”我吓出一身冷汗,不及多想,就拿着简单的行装出了招待所。

  阎年送我到火车站,握了握我的手:“家里还有啥事吗?”我摇摇头。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离开了是非之地,仍然感到心头沉甸甸的

  我不知道让我躲一阵,是阎年的好意,还是派性斗争的需要?不过我认为,阎年绝没有恶意。但这亡命的日子并不好过啊,我不知该向何处去?当然只有回南方,但家乡已没有当年的吸引力了,倒不是说我已没有了家。家乡留给我太多痛苦的回忆,天下之大,竟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我有些茫然。

  兜里还有三百元公款,足可以在外面渡个一月半载的,但心里总不踏实,到北京是临时决定的。我下意识的想到*的中心北京看看,其时正有一列哈尔滨开往北京的快车,想不到,仅仅相隔了一年半我又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出了北京站,我在站前的邮局打了个长途电话,是打到鲁华家的,电话响了半天没人接,也许家里没人,也许是电话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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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街头游逛了一天,天安门还是那么雄伟,到处是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首都失去了往日的有序和宁静,而变的动荡不安了,好像心脏出现了心律不齐——奔马律似的。

  晚八点我惴惴不安的敲开了东方表姐家的门,她见到我,颇感意外,劈头就问:“你还好吧?你大哥、二哥也好吧?”忽然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我扑倒在表姐的怀里,竟然抽泣起来。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竟会如此的脆弱!我没有说来京的实情,只说:“我妈走了。”“我知道,六三年五月十八日,享年六十二岁。大姨走了,她的英灵还在,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背后传来一声:“舅舅。”“竺峰。”几年不见,竺峰已长大成大小伙了。

  进了屋,表姐下了厨房。我因为没带全国粮票,一天也没正经吃饭,早已饥肠辘辘了。表姐给我端来满满一碗面条,还有两个氽水鸡蛋。我狼吞虎咽的三口两口就吃完了,表姐笑着说:“慢点吃,锅里还有面条呢。”我忽然感觉少了一个人;“阿婆呢?”表姐神色黯然的说:“被街道红卫兵遣送回乡了,现在也不知死活呢。”“老家那边怎么样?”“全国都一样,武斗。听说浙江有天派、地派,农民都进城闹革命了。”竺峰说:“北京也武斗,正在抓‘五一六’份子呢。”“五一六?”“‘五一六’已定为反动组织,大部分骨干是高干子弟,听说武斗就是他们挑起的。”表姐用眼神止住他;“不要乱说,小道消息,听不得,要惹祸的。”又冲我说:“昊弟,北京目前也挺乱的,在外面说话要注意,尽量少说。”她忽然问我:“你来北京?”我没有如盘托出:“送一个病人到哈尔滨,顺便来看看你们。我姐夫还在宝泉农场吗?”表姐的情绪一下降到了冰点,“前一阵,听说病了,捎信让我去,单位忙,又不给假。”        

  我把六一年北归时巧遇丁玲的情景描述了一遍,表姐不无感叹地说:“她是最早去延安的女作家,很受老人家器重,不知因为什么,解放后一路走低,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直到被流放到北大荒劳改。”“有机会我会去宝泉农场看看的。”表姐否然说:“不要去,会引火烧身的。”“我寄给你的那本‘纪念母亲’呢?”“*一开始,清理四旧,就烧掉了。”“烧了就好。”我没有提及我被抄家的事,这一宿表姐和我唠到半夜,从她的口中,我获悉不少鲜为人知的关于我家的故事

  我总有一种亡命天涯,孤雁野鹤的情怀。母亲逝世之后,故乡的家已不复存在,对家乡的怀念也逐渐淡漠。

  我漫步在首都街头;北海公园、景山公园、故宫都不开放,唯一开放的只有颐和园。这个昔日的皇家花园,已改名人民公园。公园里游人不多,已是萧杀的深秋,一切都衰败了。只有醒目的革命标语、毛主席语录,为之增色。‘佛香阁’ 改成了“向阳阁”,‘排云殿’ 陈列有‘清算刘邓展览馆’ 和‘毛主席诗词展览室’。‘长廊’ 面目全非,封建内容的雕饰已被革命宣传画替代。

  礼拜天,竺峰陪我参观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战绩展览会’,使我重温了那段疯狂岁月。北京街头地下涂满了‘打倒某某’的革命口号,使我恍然意识到;运动还在进行中,而且要进行到底呢!

  抵达上海是子夜,这大都市的气氛更为炽烈;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还有戴着‘文攻武卫’袖标的工人纠察队,他们头带铝盔,手持棍棒,巡逻在大街小巷,平添了几分恐怖气氛。

  这个‘一月风暴’的策源地,似乎也是*的中心。我在车站蹲到天亮,吃了一碗‘阳春面’,漫无目的的游逛;外滩,这个现代而又神秘的地方,令我浮想联翩。时隔一年半,我又鬼使神差的来到了它的身边。物是人非,驻沪办事处,早已人去楼空,成了某某造反司令部。南京路仍然熙熙攘攘的,但奇装异服已经绝迹。在淮海中路的寄卖商店,一张红木双人床,标价八十元。我上前摸了摸,还真是古色古香的好东西。上海不是我久留之地,,当晚我乘车去了杭州。

  我下榻在湖滨的一个小旅馆里,开了个小单间。打算在这住几天,消除一下疲惫的身心。已是深秋季节,秋雨绵绵,游子思乡的情结,又涌上心头;我的家乡在哪里?是北国还是南府?!

  西子湖畔,枫叶正红,桂花飘香。高音喇叭提醒我,这里不是世外桃园。一个人躺在阴湿的房间里,就会想起那遥远的种种往事…夜深了,听着窗外落雨击瓦声,秋风秋雨愁煞人。我羁旅在家乡,却涌上一股乡愁,我的思念又回到了遍天飞雪的北疆煤城。

  天堂,也正经受着煎熬;灵隐寺砖石封门,岳王庙清理整顿,;曲院里只有残荷败叶…美丽的西湖,好像是多愁善感的西施女,撩下了层层迷雾,遮掩了湖光山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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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了几天,我就心躁不安起来;浙江的‘天派’、‘地派’涉及农村,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武斗’ 一触即发。

  我没去义镇,也没回东阳城。可以想像;一年多前,被扣上‘右派翻天’帽子的大哥,从义镇被揪回东城,批斗抄家的情形。这也正是株连我的导火线。

  我忽然想到大嫂,不如去她那看看。大嫂工作的大陈镇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小站,距县城十八里,距义镇三十六里。她在‘财税所’ 工作。我下车打听,找到一所老房子,见到了憔悴的大嫂。她一脸惊讶;“你怎么回来了?”我怕她多想,就说:“出差。”“没吃饭吧?”我点点头。她随即出门,到街上小摊买了一碗粉干。

  大嫂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因受大哥的株连,一直没受到重用。她带着三个孩子,苦撑着。没使这个家庭破裂,在当时也算难能可贵了。她说一口诸暨土话,我只能听个大概。我让大嫂给大哥打个电话,来大陈一聚。

  暮黑时分,大哥带着方晟行色匆匆的来了。还是那副老样子,张嘴闭嘴形势一片大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他的确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对共产主义虔诚的信念。他一直幻想回归党的队伍,大嫂说他是;“白日做梦”。

  我俩对酌到了半夜,对他这样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信徒,我们缺乏共同语言。我甚至觉得;政治上,他是否吸取了这些年的教训?尤其是反右斗争中的重大失误。家庭的各种厄运,都和他的‘公心’不无关系。我不能给他什么帮助,也不想给他什么刺激。只在心里默默的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第二天一早,我们分别登上了南上北下的火车。深秋的早晨,已有几分寒意。大哥衣着单薄,先行一步。我望着他的背影,涌上了一股难言的苦涩。他没有回头,只有方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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