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三部曲- 第60部分

　　鲁华的一个月产假，使我犯了愁；家乡远在南方，母亲业已作古，鹤岭没有我的直系亲属。求人帮忙也不是那么回事，而我又不能一个月不上班。按旧习俗，女儿是不能回娘家‘猫月子’的。奶奶心疼大孙女，出了个变通的办法；把岳母家的北屋倒出来，借给我们暂住一个月。岳母是干部，不计较这些习俗。况且，当姥姥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再说还有奶奶的意见呢。这名义是我伺候月子，其实就是娘家照料，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三天后，我让救护车送鲁华到岳母家。虽是北屋，但有二十几个平米，暖气挺足，又有地板，还有室内厕所，上下水道，比我住的鸳鸯楼条件好多了。对鲁华来说，有亲情的温暖，还有奶奶的照料，也最温馨。

　　鲁华奶水不多，孩子吃不饱，经常啼哭，开中药催奶，还加强了营养，吃了好几个‘蹄膀’都无济于事。只好冲奶粉，喂牛奶。一到晚上，喂奶，连拉带尿，换尿布，一宿起来五、六次，我们几乎难得睡个囫囵觉。

　　白天，孩子除了睡着，就是奶奶抱着。奶奶非常珍爱这第四代的小重外孙女，像宝贝似的含着怕化，捧着怕掉。我们怕年近九旬的奶奶累着，抢着去抱，这‘小精灵’离开太姥就哭闹不止，还蹬着小脚，只好又送回奶奶的怀里。

　　一个礼拜后，我就上班了，有奶奶和岳母的照料，母女都没遭罪。反而使我内疚不已，孩子逐渐适应了喝牛奶，腹泻也少了。小脸蛋有如红苹果似的鼓了起来。

　　我特意请假去‘宝泉农场’找王叔帮忙，买了几个‘奶坨’。一个十斤重，奶质新鲜、纯度高，质量好。至于消毒牛奶的方法，只要多煮几个‘开’就行了。

　　我也适应了烧奶、热奶，习惯了洗尿布的活。至于给孩子洗澡，都是鲁华的事。一个月下来，我和鲁华都瘦了一大圈，真是“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哪，要不是去岳母家猫月子，还不知会折腾成什么样子呢。

　　最重要的事，是给孩子起名，落户口。因为一切都是凭证凭票供应，没有户口，就没有主副食的供应。我反复斟酌，目前的政治氛围，名字不能沾‘封资修’和‘风花雪月’的字样。但也不想取‘继红’‘向东’‘永革’一类的时髦的名字。按祖制，是有家谱的，但女性不在此列。和鲁华商量，她倒挺开明的：“名字就是个符号，你随便取一个吧。”奶奶给取名‘金凤’，这可是犯了大忌。干脆简单点，取名‘方方‘吧，笔划少，好记又顺口。

　　过了元旦，方方就满月了。按鲁华的意思，搬回鸳鸯楼宿舍。她是个好强的人，休完产假就上班了。孩子放在医院‘托儿所’，早晚背着孩子上下班，真够鲁华累的。

　　上班时间中，还有四次哺乳喂奶，有时工作忙，孩子在托儿所嗷嗷地哭闹不已。只有到礼拜六，按照奶奶的意思，抱回家去，我和鲁华才能松口气。

　　添了个孩子，生活加快了节奏，就更不轻松了。我工作忙，除了上班，做家务，也干不了什么。鲁华一心二用，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更是不易。况且血库的工作必须细心谨慎，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切以工作为重，遭罪的只能是孩子了。比比别人家，也许都是大同小异吧。

　　方方夜啼不止，想找何大夫看看。他刚从‘牛棚’放出来，还在监督劳动。我说了孩子的情况，何大夫说：“可能是缺钙。”建议注射‘维丁胶性钙’，隔日注射两支。我实在难以在孩子稚嫩的小屁股上下手，每次都是由我抱着孩子，由鲁华来打。她倒不怯手，任凭孩子哭声震地，扎得挺深，推药挺慢，说是这样吸收好，屁股上不起疙瘩。每打一次，大人孩子都是一身汗。

　　因为没有母乳，方方一直喝牛奶。孩子体质较差，三天两头闹病，初为父母，没有经验，孩子一发烧就上医院打针，挂静点。

　　鲁华爱干净，除了洗不完的尿布、襁子；两小时喂一次奶，隔三差五，还要给孩子洗头洗澡。我要是夜班，那就一个人侍弄，更累了。我们两人也越来越‘苗条’，但方方也胖不起来。也许牛奶含的钙质多，‘夜啼症’消失了，抱着越来越重。

　　每天上班，先给孩子穿戴好，再围上小包被，外面一层是毛巾毯，背上掖好，随身还得带奶粉、奶瓶、尿布等。一般我们早五点就起来了，简单的炊事之后，就背上孩子，急匆匆地赶去上班，晚上六点以后才能下班。有时洗洗涮涮到深夜，她的神经衰弱也好了许多。

　　因为孩子的事，我们经常反目。一天工作，政治学习，挺紧张的，再加上忙不完的家务，火气都挺大。昨晚来了一个重患，忙到晚上九点才回家，倒头就睡着了。连孩子哭声都没听到，睁开眼已是早上六点半，眼看要迟到，白天还有一个预约手术。没等帮鲁华背好孩子我就夺门而出，赶去上班了。鲁华火了，把刚包好的孩子塞给了我，独自走了。我紧跟几步，又把孩子推给了她，快步疾走。鲁华在后面喊，我也没理会。只听鲁华大喝一声：“你敢先走，我就把孩子扔了！”我回头一看，孩子真的扔在雪地里，哇哇地哭。我只好急步回身，抱起孩子。路人都用诧异地看着我；“孩子咋的了？”我一脸尴尬，抱着孩子直奔托儿所。鲁华正在门口气乎乎地站着，一见我就问：“这孩子不是你的？你别抱啊。”我只好忍气吞声。

　　老阿姨接过孩子悠了悠：“多好的孩子啊，看你们俩吵啥。”方方这孩子也挺精的，知道择善而亲，一到‘托儿所’就奔老阿姨而去。别的阿姨来抱，她哭着扭着不肯就犯。因为只有老阿姨既慈祥又耐心。

　　到礼拜天，我和鲁华一起回娘家。只要到她太姥的怀里，就不哭不闹，成了乖乖囡。呧犢护犢，几乎是父母的天性，人皆有之，可那个年代，哪有条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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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春节前一个十分寒冷的三九天。我们刚躺下，就听见‘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胡姐，她泪流满面，哭着说：“老谢砸着了，只剩一口气了。”我二话没说，穿衣戴帽，和胡姐直奔住院部。

　　谢树荣躺在抢救室，已陷入昏迷。值班大夫粱彤，摊了摊手：“我已经尽力了。”从伤情分析，他是多发性损伤。我问抬他来的矿工：“怎么受的伤？”“冒顶了，要不是老谢反应快，我们全班都埋进去了。”

　　谢树荣躺在抢救室，奄奄一息。两个静脉通道输液，高张糖、甘露醇都用上了。单位的军代表和头头都来了。梁彤介绍病情说：“诊断多发性损伤，创伤性休克，脑、胸、四肢都有问题。目前不能搬动和拍片，只能边观察边抢救。”军代表是个楞头青，他用命令的口气说：“他是为救人而负伤的，你们一定要救活他。”梁彤一向胆丶小，怕沾包，请来唐效、任达会诊。还搬来了X光机床边撮片，最后诊断；脑外伤，左肩胛骨骨折，右小腿骨折，多发性肋骨骨折。鉴于一般状态差，生命体征不稳定，不宜开颅探查，但应严密观察。唐效问我：“你们认识？”“是我老乡，你看还有希望吗？”“不好说，凶多吉少。”

　　我一直守护着他，第二天下午，病情有了转机，恢复了压眶反射；第三天，出现了谵语，口中不断的喊：“冒顶了，快撤呀！”第四天，老谢的生命体征趋向稳定；到第六天，终于睁开了双眼。一副茫然的样子，受伤情况也失忆了。他说：“像做了一场恶梦，到阴曹地府走了一趟。”胡姐对老谢说：“要不是方大夫，恐怕你真的去见阎王了。”“其实我只是帮着张罗张罗而已，还是老谢自己福大命硬啊。”不过说真的，目前的医疗秩序，稍一疏忽，就可能吹灯拨蜡。“朱长江事件”就是一个教训。

　　岁末年初，北疆煤城街头骤然出现了许多少男少女；他们的长相、语言、动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失去了当年造反的风采，也不再那么张狂。上山下乡终于解决了几百万红卫兵的去向和安置问题，为历史留下了沉重的一页。

　　鹤岭是北大荒的边缘城市，地处北大荒腹地的三江平原。来自京津、沪杭等地的知识青年不下几十万。他们经历了农村广阔天地的洗礼，正在改变桀骜不驯的形象。

　　年节将近，他们忙着回家过年。小小的鹤岭火车站挤满了人，不堪重负。没有挤上车的知青，就在市区街道闲逛。成了煤城特殊的一批客人。

　　下夜班，我搭车去宝泉农场，求王叔买‘奶坨’。农场满眼所见的都是穿绿色军装的知青，他们南腔北调，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好像也是搭车回家的。

　　王叔送我到车队，正好农场医院的救护车送病人去鹤岭，我就搭上了车。车上有副单架，躺着个捂得严严实实的病人，有个男知青守护着他，还有一个护送的女大夫。出于职业的敏感，我问：“啥病人？”那女大夫瞟了我一眼：“腹膜炎。”“腹膜炎？”我刨根问底地问；“啥原因引起的？”她又瞟了我一眼：“告诉你也不懂。”我没有再吭声。

　　车子到了梧桐河边防站，那男知青突然哭叫起来：“婷婷，婷婷！她死了？”女大夫摸了摸病人的脉，也有些慌乱，催促司机：“快开！”我搭眼一看；这是个年轻的女知青，面色蜡白，毫无血色，可能是失血性休克。我问女大夫：“病人送哪？”“鹤岭市医院。”“事先联系好了吗？”“没有。”“病人危险，就近送‘矿总院’吧。”“矿总院不收矿外的病人。”“急诊例外。”见女大夫困惑的样子，我亮明了身份。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知青离家千里迢迢的，也够可怜的了，多谢你帮忙。”那男知青也说：“遇到好人了。大夫，她还有救吗？”

　　我让救护车直接开到住院部，把病人抬到接待室。让护士扎上静点，点上“低右”和代血浆。打电话请值班大夫，下来的是张冯。他纳闷地问：“你不下夜班休息吗？”“我去宝泉农场买‘奶坨’，碰上这个病人。”“啥情况？”“失血性休克。摔了一下，原因不清。”女大夫说。

　　张冯检查了病人，回头问：“是知青？”“上海知青。”张冯皱了皱眉头，拉长声音说：“我们矿医院一般是不收矿外病人的，况且也没床位。你们还是去市立医院吧。”“病人这种情况还能搬动吗？”我插了一句，又强调了一句：“她是知青。”张冯有些嫌我多事似的：“方大夫，你又不是不知道，病房忙不过来，今日只有我一个人，要不，你去做手术？”他这是将我的军，我是天生的犟种，就反诘说：“知青可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是有个闪失，我们担待不起。”我摸透了张冯的脾气，他是个甩手掌柜，遇到问题绕着走。我既然管了这闲事，就不能半途而废。就说：“那好，我去做手术。”张冯对那个女大夫说：“那就破一次例，不过要到革委会去批一下。”张冯狡黠地冲我一笑：“你揽的事，就一包到底吧。”

　　时间紧迫，时间就是生命，我来不及犹豫了，通知手术室接病人。又跑到血库把‘奶坨’交给鲁华，简要地说明了情况。鲁华说：“刚才给这个病人配血型，是AB型，血库只有200毫升了。”“那可不行，至少600毫升”。“要不配O型血？”我指了指血库外边蹲着的那些卖血人；“抽他们的吧。”“他们的血质量不行，有的人才抽了没几天。”“顾不得了，不管怎么样，你得想想办法。”鲁华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我赶紧上了手术室，燕护长听说知青是她上海老乡，也洗手上台了。打开腹腔，果然满肚子是血，我摸了摸脾脏，拽出脾蒂，反复检查没有问题；倒了肠子，又检查后腹壁，也没有血肿，麻醉师说血压降到40。我没有乱了方寸，告诉护士，加压输血。我忽然又想起了阿凌农场的那一幕，就伸手到下腹部，掏出不少凝血块。我心里有了底，再次伸入下腹深部，拉出了子宫，检查附件，果然是‘输卵管宫外孕’。我迅速的予以缝扎出血部位。血止住了，我长吁了口气。燕护长小声问我：“她不是知青吗？才17岁怎么就结婚了？”我说：“天知道。”术后七天，这个叫葛婷婷的知青就拆线出院了。

　　临走时，她的男朋友找到我，恳求说：“诊断书上千万不要写宫外孕，拜托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实在有些为难，医学是严谨的，绝不允许弄虚作假。但我也很同情他们，思量再三，就在诊断书上写了个笼统的诊断：内脏损伤。男知青感激涕零。这些近乎被流放的少男少女们哪里还禁得住原始的冲动和诱惑。关于‘知青的故事’传闻很多，但能怪得了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