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三部曲- 第62部分

　　第一次‘死亡病案讨论会’上，朱亚男发难：“兰尾炎开刀死人，是一级医疗事故。”但从入院到死亡，在病历中找不到违规失误之处，诊断到治疗无懈可击。‘兔死孤悲’，同行中，即使平时有些隔阂，此时，也不敢信口开河，落井下石。

　　大家翻了翻病历，谁也不发言。“张排长，你怎么看这个事故？”张冯推了推眼镜，端起茶杯，还呷了口茶，又点起了一支烟；“大家讨论呗，充分发表见解。”朱亚男又冲林森问：“你是事故的主要责任者，怎么认识？”林森眨了眨眼，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请大家帮助。”朱亚男老羞成怒：“外科在麻璜控制下一直是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外科的问题挺多。革命的同志们，要擦亮眼睛，明辩是非，敢于斗争，把医疗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她的独角戏在无人捧场气氛中草草收场。

　　过了一个礼拜，又召集第二次讨论会，这次不但要求外科医护全体参加，还请了内科几位有经验的大夫。请来了军代表李军医压阵。还有死者的家属和单位领导，讨论会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

　　朱亚男清了清嗓子，用批斗会的口吻强调：“我们要本着对阶级弟兄负责的精神，一查到底！”林森反应挺快，给自己扣了不少大帽子，阶级感情不深，技术水平不高之类的套话。我也鹦鹉学舌似的讲了几句。不管朱亚男怎么引导如何启发，大家就是绕着圈子不表态，他声嘶力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最后拍了桌子：“你们外科，在大是大非面前，就是死水一潭，互相包庇，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他的这番话打击面太广了，张冯脸上有些挂不住：“朱常委，你说问题在哪？”创伤骨科的排长唐效也反唇相讥：“内科外科只是分工不同，我们要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对吧？”和朱亚男有过宿怨的林农大夫不客气地说：“如果把意外死亡都当成事故的话，我要请问朱常委，在医院里死过多少病人？据我所知，在你班上死的病人也有几十个吧？”朱亚男一时语塞，气急败坏地指着林农的鼻子：“你这是把矛头指向革委会。”林农也不示弱：“你能代表革委会吗？你还想整人吗？办不到！”会场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李军医站起来发言：“病案讨论，目的是总结经验教训，今天就开到这儿。”

　　朱亚男讪讪地和李军医说着什么，大家没理她，一哄而散。包德录偷着笑出了声：“这泼妇，让她尝尝滋味，谁也不是好惹的。”我问：“你和她也有过节？”“这条疯狗，什么人都咬。”

　　事后，听单位领导说，老伴无依无靠，想混个工亡待遇，其实她挺后悔去告你们的。

　　朱亚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罪的人多，整的人多，结怨的人多，进了（坏头头学习班）。所谓的医疗事故也就不了了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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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紧急通知开大会，人们隐隐地感觉到又有倒霉的了。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都来了，气氛十分凝重。大家犯着嘀咕：发生了什么事？会议在‘三敬三祝’的朗诵中开始，工宣队长领诵了毛主席语录，从语录的选择中已听出几分弦外之音。

　　工宣队长一声断喝：“把现行反革命分子黄发带上来！”大家陡地一惊，这个响当当的造反派怎么成了‘现反’？当黄发被押进会场时，只见他两眼发直，全身哆嗦，站都站不稳了。

　　这黄发是去年转业的卫生兵，自认根正苗红，是放射线科的第一左派。常打小报告整人，红得发紫，人人避而远之，更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在一片打倒声后，工宣队长宣布了黄发的罪行。还出示了他在登记簿上写的反标，上下二行，上行写的是毛主席，下行写的是真该死，连起来念就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反标’。攻击伟大领袖要判十五年徒刑，批判会上他对字迹供认不讳，只承认是无意乱划的。工宣队长见他不肯低头认罪，高声领诵：“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你不打，他就不倒…”群情激愤，几个造反派男女上去按他的头，捺他的脖子，让他站上台，做“喷气式”。　不一会儿，他裤前湿了一片，这小子吓得尿裤子了。被他整过的人，无不拍手称快。这个批判会开得出奇的热烈，可见人们心中有杆‘善恶’的秤，黄发是咎由自取。

　　批判会结束后，黄发就被公安局的解放军带走了。事后听人议论，这小子太目空一切，谁都整，颐指气使，活该报应。

　　知情人私下里说：其实那天撮片大家都在忙，他在办公室负责登记。他有一个爱乱涂乱画的毛病，闲着没事就胡乱写。出片时，突然停电了，黄发骂了一声真该死，可能顺手就写在登记簿的扉页上了。要是旁人也就一遮过去了，而黄发人缘实在太差，大家起哄着，拿着登记簿向军管胡指导汇报。胡指导一拍桌子：“这还了得，还是革命左派呢！”随即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组织批斗会，这就是整人者的下场。所谓整人整己。

　　运动到了六九年的春天，似乎平稳下来。在这运动起伏的‘间歇期’，人们似乎又蠢蠢欲动。

　　近来结婚的特别多，医院就有十几对。*前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经过运动的洗礼，都渴望有个温暖的港湾。不管什么年代，即便是战争岁月，这男欢女爱之情也不会中断，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吧。

　　一天中，我参加了两个婚礼，一个是排长张冯，是我的顶头上司。听说早年他有个农村媳妇，上大学时就离了婚。新娘是个俏丽的内科护士，比他小十岁。贺礼是我和鲁华名义送的；一床八元钱的线绨被面，在当时就算重礼了。

　　还有一对新人都老大不小了，女的是已过三十的‘老姑娘’、护士长丁娥，男的是小他五岁的转业兵秦文国。他俩都是革委会委员，按时行的说法：在革命的征途上建立了革命的感情，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结成了革命伴侣。至于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不久，丁娥隆挺的肚子解开了谜底，这也是情理中事。

　　我睡得正香，鲁华推醒我，我睡眼惺忪的问：“咋的了？”“你听，好像隔壁敲墙。”我一下精神起来，细听，果然邻居21号有敲墙声，而且很急骤。我零丁一惊，是否出什么事了？隔壁的小夫妇是刚结婚搬进来的，我们还不知他们姓啥名啥，哪个单位的？我看了看表，正是凌晨两点，就披上衣去看看，鲁华也穿上衣裤，叮嘱我小心。

　　没等我敲门，门就开了：一个赤祼的男人抱着一个白乎乎的女人，我吓了一跳；忙退出门去。那男的小声说：“你是方大夫吧，快帮帮我。”那女的也顾不得廉耻害羞了，“要不快送我们去医院吧。拜托了。”那男的痛苦的念道：“想不到会是这样。有病不避医，你替我俩看看。”我瞟了一眼，看到了最真实的一幕，我也是过来人，对此匪夷所思。只听说，新婚第一夜，由于紧张，可能发生虚脱昏晕的，还没见过*中难以分离者。

　　我一时手足无措，叫鲁华过来。她倒比我沉着；。“他们这个样子咋去医院啊？”“也是，这不但要惊动许多人，也不知送哪科？”情急之中，我建议：“阻断神经也许能解决问题，包茎手术时，在*根部打麻药，*一下就软了。”“那就试试吧。”

　　我跑到急诊室，借了一个‘封闭包’，要了两支利多卡因，回到21号房间，只见男的挺魁梧，女的却小巧玲珑，拥在一起就像大人抱了孩子一样，这对夫妻反差太大了。我和鲁华忙乎着给他俩消毒，然后分三点注射，利多卡因十毫升，这一招果然有效，*萎软了，从嵌顿的*中解放出来。

　　我检查男的外生殖器较正常的稍大，也许是卡在*中的时间过长，变得有些发紫。鲁华检查女方，*中不断有殷红的血流出，她让我看看：“是否像石女？”男的红着脸说：“我们结婚半个月，一直没成功。昨晚是周六，我喝了点酒，好不容易插进去，就拔不出来了。”我检查了一下女方的外阴，处女膜明显肥厚。从理论上讲，不是石女，而是处女膜肥厚，*前要作处女膜十字切开，要不*很难进入，这也难怪，不是学医的，哪懂得那么多。小两口千恩万谢，我俩也累得筋疲力尽，幸好孩子没有醒，接着睡一个回笼觉，到了中午我们才起床。

　　春天来了，冰化了，雪融了，树青了，草绿了，花开了…时空的变幻使我有些麻木了。再也勾不起风花雪月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了。也许，这是对人生感悟的进步吧。

　　毛主席在运动初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运动中又把文教卫生列为上层建筑，要掺砂子。六月二十六日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干部走五七道路，医护人员走‘626’道路，大批的医护人员下了农村，一时成了热潮。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大医院，尤其是医学院校闻风而动。许多专家教授，包括年老病弱的学有专长的，都携家带口，下放到农村或基层，这是继‘知青下乡’的又一战略部署。

　　广阔天地里，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一批‘赤脚医生’打破了资产阶级垄断医疗大权的局面。厂矿城市别开生面，调一线工人学医，创建了‘红工医’学习班，这是继‘医护包干’后又一大发明，也是工人阶级到医院掺砂子的具体落实和体现。

　　张冯让我给红工医讲课，我虽心存芥蒂，但又不好拒绝。因为这是政治任务，对新生事物的态度问题。他们边听课边实习，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且结成‘一对红’。

　　和我结对的是运输处的一位小伙子‘登勾工’，瘦高个，浓眉大眼，人倒挺勤快。除了和我查房换药，也写病历，还参加手术。他虽然挺用功，但没有基础，病历中错别字连篇，专业用语笑话百出。上手术台除了‘拉勾’也干不了啥。还担心他不按常规，不懂无菌观念影响手术，他自己也说：“这不赶鸭子上架吗？”上面一再强调：要放手让‘红工医’干　，实践出真知嘛。但结对的大夫们，个个都提着心捏把汗，不敢掉以轻心。深怕出事。

　　但牛皮还是吹出去了。和张冯结对的是个‘红工医班长’，在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兵，刚懂得一点初疗救护知识，就大言不惭的吹嘘，他已掌握了‘胃大部切除术’。其实，他是在手术中，张冯把着他的手拿手术刀，切开了皮肤而已。真是：人有多大胆，就有多高的医技。这和大跃进时‘人有多大胆，就能产多少粮’同出一辙。

　　但病人不卖这个账，不断提意见，有的病人破口大骂：“我们也是工人，能让徒弟拿师傅练刀吗？”更有甚者，闹到了市里，这个新生事物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了。这个‘红工医’班也草草收场。

第二十九章　　用错药险酿大祸　　吸毒品一命归西（29一168）
方方已能满床爬了，还经常咿咿呀呀的学话，但也更累人了。牛奶喂养的孩子，低抗力差，缺钙，一直胖不起来。还经常发烧，腹泻，好在我俩都在医院上班，近水楼台。

　　孩子一有病，就从一楼的托儿所抱到三楼的血库静点。没办法，谁家的孩子不心疼！？虽然一再强调，不允许孩子带进科室，但都是双职工；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方方‘伤风’好几天了，打退热针，吃消炎药都不管事。我们习惯地给打‘青链霉素”，再不行就静点四圜素。这‘三步曲’成了当时的常规。（这就是‘四圜素牙’的由来，滥用抗生素的恶果。）

　　医院托儿所的孩子很多，方方连烧了三天，我们就开始给她静点了。中午上班前我开好药，把何洁请到血库，为方方静点。不愧是‘何一针’，麻利地装药、通管，一针就扎上了。方方才咿呀了几声，还没哭出来，针就扎好了。渐渐地孩子安静下来，睡着了。

　　鲁华把孩子抱到床上，突然喊了起来：“方方，孩子怎么了？怎么了！？”我一看，大惊失色，只见方方脸色发青，口唇发紫，呼吸急促，还一阵阵地抽搐。鲁华焦急地去找大夫，外科在班的医护闻声赶来，大家看了看，都不知怎么回事，也不像是输液反应，我一时也懵了。

　　一个护士提醒我：“快去找何大夫。”他家就住在医院的前面，情急之下，我连白大衣都没脱，就跑步到何大夫家，马姐问我：“咋的了？”“何大夫在吗？”从厨房后钻出了何大夫，我急忙拉住他的手，“看看我孩子，她，她快不行了！”何大夫还在监督劳动中，但仍有很多家长找他给孩子看病，工宣队也没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