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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接着说：然而他们终于获得了幸福，解除了过度的紧张。周边大概没有敌人了，而且生活资料丰富，从而可以享乐了。于是旧的行为准则所强加的镣铐一下子被砸碎，因为那些行为准则看来不再是种群生存的必要条件，只能作为奢侈品和老古董残存下来。从这一种群分化出来的变种，突然出现在欣欣向荣的生活中。他们要么倾向于更高更美，更出类拔萃，要么堕落退化。个别人有独具个性的勇气，敢于脱离族群。但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我们从那些互相依靠融为一体的族群当中，看到了宏伟的发展和抱负，像原始森林一样，密密丛丛。这个民族有一种热烈的急于发展的愿望，野蛮的斗争和个性的膨胀导致了惊人的崩溃与自我毁灭。他们在力求得到荣耀和知识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从前的道德观所具有的约束、限制和宽容。那种道德观使他们积聚了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处于一触即发的可怕状态。以前的那种道德观正在迅速地成为过时的东西。
罗马人的这种观念、性格和作风就是这样产生、形成，又通过教育，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古罗马的教育是在象征权力意志的鞭子下实施的。在人类任何一个社会阶段里，对这个社会阶段起决定性影响的理想，与其教育儿童的方法永远联系在一起，教育儿童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理想。一个以权力意志为座右铭的民族，培养儿童的方法必然受权力意志的影响——不考虑每个儿童各自的天性，千篇一律，严酷无情。孩子的意志如果转向别的目标，必定受到压制。若是温和的告诫不起作用，必然采取严厉的甚至野蛮的惩罚。不可将严厉的教育理解为仅仅是以惩罚为手段的教育，它还包含另一层意思：为了按照国家的需求培养和锻炼儿童，过早地引导他们参与最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活动。国家需要坚定的斗士和强壮的农民，其他不仅不需要，甚至被认为对社会有害。这至少是这种古老的教育方法后期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最完美的教育方法。贺拉斯在著名的《歌集》第3卷中告诫堕落的一代说：
第四章 古罗马人残忍的本性（11）
年轻人必须在战争中锻炼四肢，
像对待朋友一样忍受艰难困苦，
学会袭击野蛮的帕提亚人，
叫他做你的刀下鬼。
你要在苍天之下危难之中
生活下去。
他在第3卷第6章中又说：
手拿高原的鹤嘴锄，
熟练地翻土锄地，
遵照母亲的命令去背柴，
这就是自耕农和战士的家族。
狄奥尼西奥斯（哈利卡尔那索斯的）在《罗马史》第2卷中说：“古罗马的立法官赋予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权力，终身有效的权力。父亲有权监禁和鞭打儿子，把儿子当作囚犯，让他在农场干活，甚至有权处死儿子。即使儿子已经参与政治，担任地方行政首长，而且为民众办了许多好事，已经享有盛誉，父亲仍然可以行使上述权力。由于这项法律，常常出现一种荒唐的场面：在公开论坛上抨击###院，替老百姓说话，因而名闻遐迩的人物，被父亲拉下讲台，拖回去任意施以惩罚。”
在古罗马，父亲作为家庭的绝对统治者，通常有权惩罚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甚至处以死刑。这种绝对统治完全适合于根据权力和征服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
在罗马的学校中，盛行对学生进行体罚。大诗人贺拉斯谈到一位著名的教师奥比利乌斯时说：“他的脾气很坏，不仅向学术上的对手发泄，而且向自己的学生发泄。”贺拉斯称他为“藤枝”，因为他常用藤枝抽打学生。
在罗马学校中对学生实行体罚的工具，一是一束树枝，多用桦树枝制成；二是皮鞭。这种体罚的效应，一是迫使学生服从教师（他往往代表国家与社会）的意志；二是习惯于残酷；三是养成忍受痛苦的坚强意志。
在庞贝发现的壁画可以让人们对古罗马时代学校的刑罚有形象的认识。这幅壁画的画面是一处柱廊下，这样的柱廊在古罗马的城市里为数不少，是公开上课的地方。背景里有几个男学生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学习手写本书卷。一个长着胡须一副凶相的老教师站在前面给他们讲课。背景里还有几个无所事事的旁观者，也许是其他学生。右边前景描绘的是体罚的场面。一个男孩，大约有十几岁左右，一脸稚气，全身脱光，只围了一块短短的腰布，伏在一个男孩的背上。这个男孩弯着腰站在他前面，两手抓住他伸长的双臂。同时，另一个男孩跪在他后面，夹住他伸长的双腿，使他动弹不得。站在后面的一个年轻人，右手挥舞着一件刑具，一看就知道是我们前面讲过的桦条笞鞭。挨打的男孩在哭嚎，脸都扭曲了。作者有意让这张脸朝向观众，清楚地告诉观众，这个学生已经被毒打了不下几十鞭。抓住他手脚的那两个学生低着头，好像害怕无情的鞭子抽到自己身上。整个画面无意中显得像是在拷打奴隶，因为它描绘的是鞭打赤裸的身子——一种十分残酷的行为。
阿普列乌斯的小说《变形记》第9章中有一个故事，描写受到伤害的丈夫拷打年轻的奸夫，与这幅画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描写了那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挨打的细节。丈夫当场捉住了他和自己不忠的妻子，在鸡奸了那小伙子以后，再叫两名奴隶来帮忙，对他进行鞭笞。小伙子被高高举起，鞭子抽在他的屁股上。当时对学生和儿童用的就是这种刑罚。必须强调一点，在阿普列乌斯这段描写中，那个当丈夫的还把那个年轻人当小孩看，主要是想用这种惩罚来侮辱他，表示他不把他看做男子汉。
当时，有人反对对儿童施行如此残暴的刑罚。最有影响的抗议者要数修辞学教师昆体良。他生活在公元35…95年间，对青年人的智力教育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意见，他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写道：“我完全反对在教育中实行体罚，尽管这种做法很普遍，连克里西波斯都没谴责它。首先，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专横的教育方法，如果不是强加在学生身上，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此外，智力太差而责备也无法使其进步的学生，会像最不听话的奴隶那样，变得对拷打满不在乎。最后，如果教师肯耐心帮助的话，这类体罚根本没有必要。可是如今教师太马虎了，不去教导孩子们该怎么做，而是对没有做到的孩子进行惩罚。再说，如果靠棍棒来强制孩子们，那么遇到需要学习更多东西的青年，而威吓又不起作用，我们该怎么办？想想看，痛苦和恐惧使挨打的人多么丢脸，多么有损他的自尊。这种羞耻感大大削弱了一个人的勇气，甚至使他完全丧失了勇气，不愿见人，心情阴郁。如果我们选择导师和教员时，对他们的品德不多加注意，那些可鄙的家伙会如何无耻地滥用权力，真叫人不敢去想……我不想花更多的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已经够多了。”
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实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