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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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西安- 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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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为练花拳绣腿的武术,竹条麻絮做成的狮子戏弄绣球,或演京剧、秦腔、黄梅,就是继承传统,又有多少人想到一个民族要继承的应是这个民族强盛期的精神和风骨,而不是民族衰败期的架势和习气呢。世界上任何人都在说自己的母亲是伟大的,任何人都在热爱自己的民族,但是,我不得不说,汉民族已经不是地球上最优秀的民族了,仅二战期间出了那么多的汉奸,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一间房子里两张床,小路的一张嘴是刚刚歇下来就响起了鼾声,他的鼾声是毫无规律的,吼一阵,吹一口气,又吧嗒吧嗒咂嚼。在远处的锣鼓声中和身边的咂嚼杂音里,我开始记当天的日记了———我必须每天记我的日记———日记上有这么一段话:
  一踏上西路,即便已经是公元2000年的秋天,你也不能不感叹这条路是多么的艰难!公路和铁路并排地贴着渭河的两边穿行,而这里的渭河没有滩也没有岸,水直接拍打着山根,用炸药和钢钎开凿出来的铁道和公路也仅仅能通过一列火车和一辆汽车。洞子奇多,几乎在黑暗中进行,盼望光明而光明又是那么的短暂,使你感觉到车不是向西走,而是越走越深,进入万劫不复的地狱。终于这一个洞子与另一个洞子距离略长,可以把整个脸柿饼一样地压扁在窗玻璃上,看到了对面正在通过火车,山根的石坎上站着一位穿了黄衣的路警,并没有行礼,却站得直直,流着清涕,旁边是一堆燃着的柴火。路还在往前钻,山越来越连着套着,河几乎在折行,崖头上坍下来乱石埋住了路面,可能是昨天发生的崩塌吧,有几十人在那里撬石头,乱石里露出一辆被砸瘪的小车前半部,三个人在那里用锯锯车门,把一具脑袋嵌入了肩里的尸体往外拉……我紧张地看着司机,司机没有说话,大家都一时无语。老郑递一个苹果让我吃———吃或许能缓释紧张和恐怖———我没有吃,拿油笔在苹果上画了一尊佛,放在了驾驶室的前窗台上。车似乎直立着爬上了那一堆山石土堆上,苹果就掉下来。重新放好,车又立栽般地下山石土堆,苹果又掉下来了。再一次放好。终于通过了塌方路段,车一停下,我们立即从车门逃出来,随之便瘫坐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儿的力气。小路让大家都对天吐唾沫,呸呸呸,说这样可以避邪,不至于让刚才的死者阴魂附着了我们。我是不怕鬼的,因为要怕鬼,开凿这条路不知死了多少人,行走这条路又不知倒下了多少人,而铁路和公路未凿开之前,赶一队骆驼从这里经过,能不是死亡之旅吗?这是一条鬼路。在这条鬼路上,我们的祖先拨着鬼影而走,走出了一个民族曾经有过的博大和强盛,开放和繁荣。现在,一条渭河日夜不息地流动,它流动的是历史,我们逆河而上了,我怀疑我们是当年西征军营里的马或商队中的犬要去觅寻往昔的一点记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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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什么,这重重叠叠的脚印(2)
小路翻了一下身,睡熟的油乎乎的脸,看着令人害怕,但他的鼾声却停了。鼾声的停止突然使我不适应起来,以为他是憋住了气,年轻轻就要过去了,忙下床用手去试他的口鼻,却是哼儿一声鼾声又发动了,气得我拉下床头上的一双绣花鞋放在他的鼻前,让鞋臭熏死他!
  金莲小绣鞋是小路白天收集到的,还有一双麻编鞋———小路是有收集鞋的癖好的。当车行到毛家庄,正好一列火车也停在那里,分散在石坡上的山民就把门户打开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忙不迭地提着篮子从便道上往下跑。篮子里装着苹果、核桃和五味子,涌在车窗外“ 同志,同志”,殷勤叫卖,像河岸上的一群鸭子。五味子是一嘟噜一嘟噜的,颜色可人,但味道不好。当我们在品尝山货时,小路是不见踪影了,一会儿他从一家矮屋里出来,就笑嘻嘻地提着这两双鞋的,宗林叫道:你这嫖客,有爱破鞋的癖好?小路说,你不懂,这里边哲学上和美学上的学问大哩,西行的路上如果能收集到一些从未见过的鞋就是本人最大的得意了!
  一路上,小路果然是收集到了两大纸箱的鞋。这些鞋当然多是各地的旅游点上的商品,他们在出卖风俗,冬夏四季的都有,老少男女的都有,也有各个民族的,逮的就是像小路这样的文化人的好新奇。那些脸蛋两团红肉的胖女人信誓旦旦地说:就这一双了!小路刚一转身,摊位下面又取出了一双摆在那里。两箱鞋分别在邮局打成包裹寄回了,我打击着他:最大的收藏是眼睛收藏,凡是拿眼见过了就算已经收藏过了;丝路是什么,就是重重叠叠的脚印,那该是走过了多少鞋?!
  三天之后,我真的是把我的一双鞋和一颗牙丢掉在了路上。牙是严重的睡眠不足上火发炎而疼痛的,半个脸已经肿起来。这使大家十分紧张,因为任何一个人犯了毛病,行程计划将被打乱,沿途没有口腔专科医院,甚至像样的综合医院也没有,疼痛又使我耗费了忍耐能力,终于在一个小镇上被一位游窜的牙医拔掉了。这位牙医同时是卖老鼠药的,那一个大塑料盘里一半放着干硬的老鼠尾巴,一半放着发黑发黄的牙齿。他让我张开了嘴,黑乎乎的手伸进去摇动着所有的牙,当确定了病牙后,在牙根上涂了点什么药膏,然后手一拍我的后颈,牙就掉下来了。我把我的牙没有丢在那一堆牙齿中,牙是父母给我的一节骨头,它应该是高贵的,便抛上了一座古寺的屋顶去。鞋是在家时略有些夹脚,没想到在古浪跑了一天,脚便被磨破了,血痂粘住袜子脱不下来,好不容易地脱下来了,夜里被老鼠又拉进了墙角的洞里。路还长远,还得用脚,这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穿了,但鞋还未到破的程度,我并没有把它扔进河里,也未征询小路要不要收藏,只是悄悄将它放在路边。在我们老家的山区,路边常会发现一些半旧不新的草鞋或布鞋,那是供在山路上行走的人突然鞋子破了再勉强替用的。我继承了老家山民的传统,特殊的是我在鞋壳里留下字条:这鞋没有什么污邪,只是它对我有些夹脚,如你的婚姻。
  用棉纱包扎了我的脚,穿上了新袜和柔软的旅游鞋,我是走过了兰州周围的各县。我个头矮,穿上白色的旅游鞋,显得个头更矮了,但凡经过村镇,竟总有人瞧着我,小路问:我们这小伙怎么样,帅吧?回答的却是:鞋好。这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山上无树,黄土深厚,沿路的洋芋都开了花。钻进了一条有着无数的陶窑的土沟,一抹夕阳照来,整个沟坡的高高下下的田如一团巨大的石团被刀片胡乱地削过一样,在一派金黄色里闪亮。一群羊在沟底游移,牧羊的孩子坐在地上,脚手四乍,做着无聊的杂技。有老头和一头毛驴从坡垴处往下走,他双手抄在身后拉着毛驴的牵绳,路又如一条绳把他牵了过来。毛驴的额上有红的带子,是整个山沟最鲜艳的色彩,老头在吼着野调,漏齿的牙使口语不清,好不容易听明白了,吼的是:地里种的洋芋蛋,街上走的红脸蛋,炕上坐的糖乎蛋。我等着老头走近了问糖乎蛋是啥?他指了指路前一个没有长草的坟堆。这使我莫名其妙,又看了看坟堆,原来坟堆前垒着的不是一堆胡基,而是坐卧着一个人。人已经老得不像个人了,嘴皱得如婴儿屁眼,眼角糊着眼屎。这么老的人孤零零坐在坟前做甚?上前问:你老在这儿干啥?老人说我看我新房哩。又问你老多少高寿了?老人说活得丢人了,丢人了,九十二了阎王爷还不来领么。老人对生死的心态令我们惊叹,我要背他回坡下的村去,他硬是不肯,便掏了百元钱塞在他的怀里,我们便往沟畔我们要拜访的那户人家去。这人家在一处圆土峁下,五间的砖房与所有的人家土墙土屋顶不同,砖房的两边又各安了大木格窗,再加上刷黑的钉着大黄铜泡钉的大门,山峁如卧虎,这门窗就是卧虎的眉目了。主人的门前虽未有公路,他却是沟外镇子上的一支长途货运车队的车主,足迹和车辙终年在家乡与乌鲁木齐之间往复,那鼻子高耸的老婆也就是在酒泉的一个歌舞厅里认识而带回来的———他强调她不是坐台的小姐,是服务生。我们就坐在客厅里烧罐罐茶(用玉米棒芯儿在铁火盆里架火,将陶壶装满了砖茶在那里煮沸,然后一一倒在小陶杯里),北方没有新鲜茶,但陈茶这么熬出石油一样黑汁来,却是另一种味道。问起这么多年搞长途运输有没有出什么危险,他说这当然有啦,彭加木是死在罗布泊的,余纯顺也是死了,他在沙漠上就看见过已经被晒干的现代人的尸体,他们是科学家或探险人,只是和大自然作斗争,运输车队却装着货,还得防那些强盗哩。他说他在一个夜里经过觉金山,突然前边有人挡车,他才要停下来,蓦地发现前边不远还有一个人提着一根木棒,立即明白遇上坏人了,刚踩了油门,挡车的那人就扑上车门外的脚踏板上,并已拉开了车门。他是一手把握着方向盘,一手斜过去紧拉车门扶手,两人就那么对峙着。亏得他脑子清楚———他说,我的长处是越在紧急时脑子越清白———就将车往崖根靠,既要靠近崖根,又不能把车碰在崖根,车就离崖根半尺宽,强盗便被挤伤了掉下去,然后一口气将车开下了山,才发现拉车门的那只手皮肉都拉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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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是什么,这重重叠叠的脚印(3)
生生死死的搏斗,车主的描述是非常简单和轻松的,他不停地为我们熬茶,宗林就喝醉了———酒能醉人,茶也能醉人的———跑在门前的场边咯咯哇哇地呕吐。沟畔里就上来一个人,大声吆喝着“ 三娃”。“ 三娃”吆喝了半天没回应,那人说:“ 志高!———”车主就走出去问啥事,叫魂似的?那人说不叫大名就不出哇?!车主说就因为背运才改了名,你还是叫小名,叫得我还得和你一样穷吗?两人开始了一阵像吵架一样的对话。原来来人问车主几时去张掖,他的儿媳是张掖人,小两口去那儿弹棉花呀,墙高的人在家闲着,去挣几个钱是几个钱,在家闲着总不是个事呀!车主说明日一早就有车去张掖一带,但驾驶室里已经有人说好了,要搭顺车可以坐到卡车箱上面,如果不嫌风大,明早五点钟在沟口路上等着。车主就请那人来家坐坐,那人说他要走呀,身子不合适,头疼。车主说来喝口茶么,一喝头就不疼了。那人进来没有喝茶,却从怀里掏出个醋瓶子抿了几口,车主就作践你这个山西人,来这里做女婿三十年了,还不改吃醋的德性,便又对我们说来的这人叫松松,待儿子不好待儿媳妇好,儿媳妇生孩子时难产,他拿了醋放在儿媳妇的腿中间,嚷道山西人的后代要闻醋的,孩子果然闻见了醋味头就冒出来了。
  到了张掖,最让我吃惊的是棉田,早知道河西走廊乃至整个新疆产棉,但走过一排杨树,迎面的竟是棉田一眼望不到头。棉花棵子并不高,棉桃硕大,吐着白花,拾棉的人几十个一溜儿摆开,衣着、说话都不是本地的模样,我也就想起了在陶窑沟车主家见到的松松,莫非这里边就有着松松的儿子和儿媳?我们走近去询问一位胖腰短腿的妇女,妇女竟是陕西南部我的同乡。嘿哟,乡党见乡党,我话一出口,她激动得就哭了。我问她是怎么来的,她还是夸我说话咋这么中听哩,然后才说她是一伙十二个人坐了火车来的,在家时听招工的人讲来拾棉花,心想拾棉花多轻省的活儿,又能挣得好钱,高高兴兴来了,来了工头把他们领到地边,说,拾吧,她一看见铺天盖地的棉花,吓得当下就软坐在了地上。“ 我吃不惯羊肉。”她说,“ 水土又不服,弯腰拾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全散架了,腿不是了我的腿,胳膊也不是了我的胳膊!”我同情着我的乡党,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安慰她,不敢看她,仰了头看天上的云,云很高,挽了一疙瘩一疙瘩。老郑忙岔了话头,问这里有没有甘肃文凳的小两口也拾棉花?她说和她一块拾的除了乡党,有六个河南人,还有一个湖南妹子,就指了一下远处的一个小女子,那女子是噘噘嘴,像吹火状。我说,噢,还有南方人,就她一个?乡党压低声音说:英英才可怜哩,年轻轻的守了寡,家里不要,孩子也被夺去了,一个人流浪过来的。
  她说着,又后悔自己不该把朋友的隐私翻出来,不说了,不说了,但她还是忍不住又说给了我们,她或许是个藏不住事的人,也或许见了乡党只把憋着的话说出来痛快。因此,我们便知道了这个叫英英的湖南妹子家住在铁路沿线,地少人多,日子苦焦,村人就集体偷扒火车。隔三差五了,男人们三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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