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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我高考，老师头疼
可染老师当年谈话中对石鲁先生的关心，对我后来拍摄《中国文化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一个巨大的动力。后来我到西安为石鲁先生拍照时，等了三天才拍成，吴冠中先生为此还写了文章。到西安我也拍了方济众先生，这两位老人现在都不在了。当年在可染老师家里我还见到过著名花鸟画家郑乃珖先生，后来又见到他时，他说他已不在西安，回到老家福州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可染老师对那位西安青年的画作提意见的情况。可染老师给他提了三点，老师示意我作记录。第一，要认识清楚自己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第二，关于造型的基本功，一定要打好基础，这是根本的根本。第三，要有纯熟的笔墨技巧。学习绘画，这三点缺一不可。
老师随后对那位年轻人说他画的太怪了，三十几岁的人还很年轻，要把“奇”与“正”的关系处理好。比如说三、四岁的孩子写毛笔字，写不好乱画是可以的。这时老师指指我说，“像他十七、八岁了，我就不能让他写狂草，我就要求他一笔一笔认真地写，要好好练习基本功。”这时老师又说到他自己：“我三十岁画画的时候，画得也是很快的。”他又指了指那位年轻人：“画的比你狂！甚至画得还要怪。但是，过了四十岁以后，我每一张画画得都很慢，都是认真地对待。”老师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指西安来的年轻人）来的时候，在我们这三里河一带，会看到很多树，可能你也没注意。平常人们也不喜欢看这些树。可是，一张风景画上的树，人们看了却很喜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画家对生活中的树进行了艺术加工，比生活中的树更美、更好看了，成了一张很好的艺术作品。”他希望年轻人多到生活中去观察，多写生。
那位年轻人听了，连连点头称是。他说他昨天去了李苦禅老先生家，老人给他画了画，还拿出来给我们看，他也希望可染老师能够给他几笔墨宝。可染老师和他素不相识，但并没有因此而拒绝，可能是年轻人说了长安画派赵望云、石鲁等人的一些情况，这也正是可染老师想知道的。于是他就在年轻人带来的册页上，画了一条牛，牛背上驮着一个牧童。上面题字道：送给来人张驰同志。放下笔后，可染老师说，“我要做一辈子小学生，要向你们学习，青年人感觉好，能发现我的很多缺点。”他指指我说：“就你这个小孩吧，经常跟我顶嘴，不过有时候想想，顶的还是有点道理的。”我说，“我没敢跟您顶，只是跟您学习。”老师说：“顶的好，顶的好，有一股子牛劲，牛脾气，顶的好。”
那位年轻人走了以后，老师问我考学的事情怎么样了？说他这一阵子很忙 ，也没来得及问我，很是着急。问我要怎样才能帮得上忙？过了一会儿，老师说，他的学生李行简的夫人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做舞台美术，现在请她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做个舞台美工一类的工作，将来也好有一个出路。他说，再不然就找一找李行简，看看我在学画方面能找一个学校上一上，将来成为画家。老师说，这些日子除了工作以外，想到我的事，他也头疼哪！因为他没经历过这些事。他让我坐下，叫我磨墨，他给李行简写了封信：“行简 ：小友邓伟诚实好学，成绩优异，爱好绘画，拟考美院，兹介绍往访，请你协助，告诉考试情况及应准备诸事，匆此，问好，问候玉华同志。可染九月三日”。他说，玉华是李行简的爱人，叫李玉华。望着老师整洁、清晰、深厚的字迹，我心里非常激动，不由地说，“老师您经常帮助我，让我实在过意不去。”他说，“唉！唉！别再说了，就这样吧，成不成的，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为你这事，我也头疼哪！”老师又说，他记得李行简有两个住处，一个住处是叫我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门，跟门房打听，说他们就在那后头住。还有一个地方，在钓鱼台附近的宿舍。他说给我查一查，说着就翻起了小本子，然后给我写了地址。他不让我骑车，说街上车多，快考试了，不要出现意外，说着又拿出了一块钱给我，要我坐公共汽车。我说什么都不要。他说这是帮助我学习用的，一定要拿着，别再让他头疼啦！当时坐一次车是五分钱，这些钱可以坐二十次。他还说，“坐车是节省时间。你平时走路，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是锻炼身体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准备高考。”
后来我在北京人艺的后台找到李行简老师夫妇，他们给我讲了考试的步骤、方法，应该准备哪些东西，李玉华老师还给我讲了舞台设计的常识，我也非常感谢他们。9月27号晚上我去老师家里，把见到李行简老师夫妇的情况给他讲了。还说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正在招生的事，他说今天我来的很巧，工艺美院的裱画师傅刘金涛正在家里给老师裱画。老师就跟刘师傅说，“今天得托付你一点事，帮我打听一下工艺美院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好让这个孩子做个准备。”刘师傅留了个地址，让我随时可以找他。老师又说，“我没托付过你什么事，这一次就专门托付给你了！”刘师傅点头答应说：“是喽！”
这天快要回家的时候，老师对我说，他还没有给我详细说过如何画素描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他要我在素描方面好好抓一抓，画一些铅笔的静物。我回到学校找了比我高一年级的同学李利勤，他的素描画的比较好，请他帮助帮助我。我在他那里画了石膏几何体、人像。到了10月份的时候，大概是过了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了，我把这一段时间画的素描还有写的字都带给老师去看。我每天在李利勤家画的都很晚，有时甚至画到夜里十二点多。我自己感觉画得还不错，明暗、形态关系处理得还算可以。
老师家的大门口贴了一个纸条，写着：“创作任务紧张，概不会客，好友原谅。”我当时非常着急，就在门口站着，一直站了有个把钟头，主要是在犹豫，到底进去还是不进去。如果家里有人出来，我也正好可以问一下。我在楼梯口靠着，等了一个多钟头，还是没有人出来。最后我决定敲门。是小可开的门。他招呼我进去。这时老师正在画室画画，画有二米长、一米宽，画的是漓江山水。老师一看见我来了，就笑了，说他最近比较忙，这几天需要赶画，时间上要求得很急。可光是上色也得要一天时间，太忙了，真还没这么忙过。我说老师累吧？他说也谈不上累不累。他问我考工艺美术学院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说刘金涛师傅对我这事还真上心，亲自给我回了一封信，有详细的招生简章，今年要招150名新生。老师没再说话，又继续画起画来，他让我星期三再来，说是要给我再写一封信。
十六、一张老师的肖像照片
隔了三天，我晚上又去了老师家里。只见墙上老师画的井冈山大画的墨迹、颜色还是湿漉漉的，我正专心欣赏，老师走过来说，信写好了，他前几天在工艺美术学院开会的时候，见到了吴劳同志，他是院领导人之一，老师把我的情况都跟吴老师讲了。他说吴劳同志一般都是晚上七点钟以后才回到家，如果没有找到，第二天再去，小孩子不要讲面子。说完他又拿了一个纸条给我，是用铅笔写的，说这就是吴劳同志的家庭地址，白家庄东里一楼6号。他要我收好，别丢了，然后又从画案上的书丛中取出一封信来，是老师用毛笔写给吴劳同志的，他叫我再念给他听听；信上写道：“吴劳同志：兹介绍小友邓伟趋前访候，请予接见。邓伟高中毕业，品学兼优，因爱好美术，拟考工艺美院，关于招考情况，望多指示。专此即颂，刻安。可染二十六日。”
我看老师太忙，生怕耽误老师的宝贵时间，特别老师又给我写了信，我更不忍心多打扰老师，就说要回去再画素描去。他听了，说等一等，他好长时间没看我的画了，画成什么样了，也不知道。他说当年他画素描的时候，在杭州，下了很大功夫。我就把画稿拿出来给老师看。老师说，画素描要把对象真实的一面画出来，不管是用毛笔还是铅笔，画得不能太快，要慢，他觉得我画得还是快。他说画素描和写文章一样，越具体越好。画面上空白的地方不能太多，黑白关系的处理是最重要的。一是形象要准，二是明暗关系正确，把这两方面的问题处理好了，大的方面就基本完成了造型的要求。对颜色不要太强调，今后要用很长的时间去研究。这时老师的孙女曦曦喊爷爷吃饭，说饭都凉了。其实，我刚进门的时候，就已经看见阿姨把饭做好了。老师让我一块吃饭，我说吃过了，该走了。曦曦一直把我送出大门，天真地喊着：“叔叔再见！”可染老师说，“你听，这小孩的嘴多甜呀！”
因为老师太忙，我又要考试，每天都要到很晚才能休息，到老师家里去的时间就少了。11月1号这天，我把在山西大同画的“悬空寺”带给老师看，是根据素描在毛边纸上画的。他看了以后，给了我两张宣纸。这是老师第一次给我宣纸。老师经常在我面前说，没有好宣纸用，后来泾县宣纸厂专给老师做了，才好些。我也曾把老师常说没有好宣纸的话带给我父亲。我们家以前收藏过一些老宣纸，文革中没有被抄走，父亲就让我拿给老师用，还有一些上好的纸册页，他特别喜欢，说是很好用。他这一次给我的是两大张，四尺的，他说不能总是用毛边纸画，只有在宣纸上画，才能看到效果。他让我就用他给我的宣纸重新再画一次“悬空寺”。
老师四十年代在四川的时候，因为经济不宽裕，不常买宣纸。他的老师林风眠当时也在四川，知道这个情况，就给了他一些宣纸。1954年，老师在西湖边上和黄宾虹老先生一起生活了一个礼拜，“快活得不得了。”那时候，他也用过黄宾虹老先生送给他的宣纸。
那天临走的时候，老师说，他让我重画一遍悬空寺，下一次可以带来也可以不带来，最重要的还是高考的问题，有了新消息，要我立即告诉他。
隔了几天，我又去了老师家里，老师一见面就对我说，他听说今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头一年，一些不同年龄的人都在准备高考，报名的人也很多，考试的水准也很高。要想考上，恐怕不是那么容易。他说，在农村插队的，在建设兵团的，部队的，有些人在单位进了宣传队或在画室，画得很不错，我与这些人抗衡，有难度。他劝我说，“美术学院要考，画画也很重要，但是学习文学也非常好。如果考不上美院，学文学可以博览群书。看很多中国的古书，还有外国的名著。最好再学好一门外语。”
关于学外语，这一点我没有听老师的话。这些年我在国外拍片子，英语一直说得不好，都怪我在这方面没有好好下功夫。可染老师还说，学文学也好，学一门外语也好，掌握这些知识，对于将来画画都有好处。他希望对我讲的这些话我能够听进去，不要一门心思想的就是要考上美术学院。万一不行，其它的学科也可以学。老师说他最近太忙，也顾不上我了。他马上还要到外交部去画画。如果要找他，每个星期天回家时可以见到他。
1978年年初，我在《中国摄影》杂志上看到一张《画家李可染》的照片，拍的是可染老师在画室作画的情景，摄影的作者是李兰英。我看了后心情非常激动，也很高兴。当时的摄影杂志很贵，买不起，我就给《中国摄影》杂志写了封信，叙述了自己跟老师学画画的情况，说是看到李兰英拍的这张老师的照片，更加想念老师，问杂志社是否可以送我一本杂志。信寄出不久，杂志社的编辑张文硕老师给我回了信，她说杂志社能有喜欢《中国摄影》杂志的小读者感到很高兴，她说她手头正好有一个打裁下来的印本，可以把这张作品剪下来寄给我。我把这张摄影作品拿给老师看，老师说我经常到家里去看他，难道不记得他长得什么样了吗？他让我闭上眼睛，回忆回忆他长得什么样。我说，脸是方的 ，年轻时眼睛挺大的，现在脑袋上头发也少了。他说，这是漫画像，你把老师脸上的主要部位记得还很清楚。
后来老师到漓江写生回来，他挑了一张照片给我，问我还记不记得我跟杂志社写信要照片的事？我说记得，讨了一张他的照片。他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一次老师送给你一张相片，是我在漓江船上照的。” 他想在照片上写几个字，一时没想好写什么，就没写成。后来老师的作品出了纪念邮票，他送给我一套。我本来想请老师在票上给我写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