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 既然民族的浮沉兴衰关键在于精神，那么，拯救民族的有生力量自然应当是那些具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的精神之战士，这种战士应该是强者，他们天性率真，无所顾忌，勇于抗俗斗伪，敢于蔑视一切偶象和权威，能激发人们精神不息，顽强进取。在鲁迅当时的心目中，尼采和拜伦就是这样的精神战士。
当时尼采的哲学正在日本广泛地传播，鲁迅也醉心于这种新鲜的、惊世骇俗的新哲学。他觉得，处于精神极端贫困的状态中的祖国，正需要尼采这种天马行空的大精神来加以震荡。鲁迅认为，西方的国家开始也尊重个性，尊重人的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但是由于他们的平等是“夷隆实陷”，削平出类拔萃的人，结果反而使庸俗之辈，汇成大流，浩浩荡荡而出，把社会又拖到平庸的深渊。又由于社会注意外在的物质，抛弃内在的主观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力，结果是芸芸众生被物欲所蒙蔽，社会日趋衰退，进步因此停止，奸诈、虚伪等罪恶行为，日益滋生，这便形成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因此，鲁迅认为，在这样的时候，尼采、叔本华学说的提出，简直像是洪水泛滥时的诺亚方舟。他还认为，憔悴的中国社会的精神要振奋起来，就得依靠具有强大意志力的英杰、力抗时俗的异端和敢于向神挑战的摩罗一样的英雄。只有这种人，才能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无所畏惧地坚守自己的主张，不随波逐流，不为时俗所俘虏，对于中国，这种精神战士比科学技术更为重要。
为了祖国的《新生》（5）
鲁迅接受尼采的思想，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借以打翻还在统治中国的君主偶象，挽救沉沦中的祖国。因此鲁迅早期的思想尽管运用尼采的某些口号和思想形式，但其内涵与整个尼采哲学的核心是不同的。就“任个人”来说，鲁迅指的个人是旧*主义革命时期敢于站在时代前列、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知织分子，而这种从奴性中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个性的精神战士，是引导大众获得解放的先驱，是敢于反抗强暴和压迫的同情弱小民族的英雄，而不是尼采式的“超人”，以强凌弱的侵略者，任意摆布人民大众的政治寡头。因此，对于尼采与拜伦这两种“精神界之战土”，鲁迅更喜欢拜伦。
在发表于这一年二三月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鼓吹的就是敢于勇猛反抗强暴的拜伦式的精神战土。鲁迅纵观西方文学史，觉得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显克微支、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摩罗”诗人，都是这种战士。“摩罗”一词，源于古印度梵语，是“恶魔”的意思。鲁迅采用的这个译语则出自梁武帝以前所译的佛经。这在欧洲称之为“撒旦”，是英国启蒙主义诗人密尔顿的名著《失乐园》中的一个形象。十九世纪被英国宫廷封为“桂冠诗人”的骚塞，对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加给了“魔鬼派”的头衔，是因为拜伦打破宗教的传统观念，偏偏给被污辱的所谓“魔鬼”唱赞歌。例如他的浪漫主义剧作《该隐》，就是一个代表作。他在这个剧本中描写了这样的故事：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继续赞美驱逐他们的上帝，而具有反抗精神的该隐对父母和弟弟亚伯的卑躬屈膝很不满意，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驱逐和欺负父母的上帝竟是善的化身？正当他在怀疑的时候，堕落为“撒旦”的天使卢息弗在他面前出现了，他追求自由、敢于反抗上帝的精神，使该隐十分钦佩。该隐于是跟着卢息弗遨游宇宙，看到星球里也有死亡，就问道：既然上帝也创造死亡，为什么还被人认为是善的力量？卢息弗肯定地回答说，上帝并不是善，而恰恰是世界上恶的根源。拜伦就是这样用”恶魔”的观点来看上帝，鼓吹反抗至高无上的偶象。鲁迅所称赞的摩罗诗人，正是卢息弗这种傲岸不驯、真诚坦白的精神战士。他们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的“新声”，发“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的时代最强音，敢于藐视神的权威而不惜被人视为魔鬼。他们为真理而勇猛地开拓前驱的道路。
这种具有强大个性力量的精神战士，与尼采式的精神战士不同，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都想图强，但爱憎却截然不同，“尼佉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是站在强者的立场，而拜伦等人，“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是站在弱者的立场。鲁迅更爱力抗强者的“摩罗”性格。鲁迅觉得，中国的兴起，中国要从精神萎顿状态中振作起来，正需要一批具有这种“摩罗”性格的启蒙家，像他们那样地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以打破祖国社会之沉寂和民族精神之偏枯，这样中国就有希望了。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弃医从文后所作的第一篇文学论文，它标志着鲁迅更坚实地踏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是以一个勇猛的反抗者的身份踏上这条道路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为祖国呼吁精神战士，而且全面地阐述他的文艺观点。这些观点有的受到王国维的文学“非功利”的美学观的影响，有的则留下梁启超“文学政治功利化”的思想痕迹，在理论上认为文学“与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在实际的说明中却把文学的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认为它是民族兴亡的“首义”，鼓吹文学救国。鲁迅这时还不满三十岁，文学观还不成熟，观点互相矛盾，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他已经开始了对文学的全面探索，已经为中华民族创造巍峨灿烂的文学纪念碑安放了更多的基石。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为了祖国的《新生》（6）
鲁迅在1908年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点，即把精神因素作为中国社会改革的杠杆，显然是受了章太炎的影响。
在鲁迅心目中，章太炎最可宝贵的是学问与革命性兼而有之，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而章太炎当时认定的改革中国社会的道路，其中心点也正是在于激扬精神这一点。在改良派主张“兴业振兵”，输入西方科学技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主张以精神、道德、宗教，而不是以物质、科学技术、进化来作为革命的推动力和社会改革的武器。因此，他反对一味崇拜西方，轻视自己，斥责资本主义文明的流弊。特别是在1909年鲁迅所作的《破恶声论》，受到章太炎的影响更为明显。章太炎出狱后在日本留日学生的欢迎会上，曾讲过一段著名的话，他认为中国当时最紧要的是两件事：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所以为佛教辩护，谴责破坏佛教的行为，号召祖国人民不忘自己身上环流着“炎黄之血”，正是受到章太炎先生的启发的。
1908年夏季，章太炎已直接成为鲁迅的老师。《民报》被禁之后，章太炎便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清风亭、帝国教育会、神田大成中学，都有他的讲习点。已移居“伍舍”的鲁迅、许寿裳、周作人，很想去听讲，但因时间冲突，便通过章太炎的女婿龚来生与章太炎联系，请他用星期日午前时间在寓所——民报社另开一班，太炎先生欣然应允。于是，一个新班成立了，成员一共八人，除了“伍舍”中的鲁迅、许寿裳、钱家治和周作人之外，还有原来曾在大成中学听讲过的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
7月21日，星期天。他们来到太炎先生寓所，开始就学于这位学识与胆识都超群的老师。在狭小的寓室里，师生席地而坐，中间是一张小矮桌。一到八点，章先生就准时开讲了。讲的是音韵学，先讲三十六字母和二十二部古音大略，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言词古奥但无一句空话。他对学生说：“音韵之繁简递嬗，其现象颇背于进化之理。……”讲了一番道理之后，接着是扎实的历史情况的叙述：古音大略有二十二部，至汉则仅有六七部，至隋唐则忽多至二百六部，中唐以后变为百七部，至今韵亦如之，而方音仅与古音相类，不过二十余部…… 这之后的几个月里，每逢星期日，鲁迅和其他几位同学都要来到民报社听讲。太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给他们讲了《说文解字》、《尔雅义疏》，还讲了一些文学的知识。
每次讲解，鲁迅总是静静聆听，用心记录。他仰慕的太炎先生，那时生活穷困，一天仅吃两餐素食，但是精神健旺，双目炯炯。他广见博识，思想高超，加以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无比精通，讲起来挥洒自如，夏天盘腿坐在席上，穿一件长背心，手捻着泥鳅似的长须，讲话滔滔不绝，庄谐杂出，令听者为之倾倒。在当时，不管是思想之深邃，还是学问之博大，太炎先生都是中国的第一流人物。鲁迅本来就有旧学根底，经过这位大师的指点，又向更渊博的境界挺进。鲁迅后来做学问的求实作风以及考据、校勘、整理文物的非凡功力，都与章太炎的影响分不开。
鲁迅对章太炎是很敬重的，但是对于先生所讲的一切，他是独立地加以思考的。对于太炎先生把文字学也归入文学，而且一提到文章，就讲“条理缜密”，却不注意文学艺术的感情特征，鲁迅就很不赞成。有一次，太炎先生问起鲁迅关于“文学”的定义的看法，鲁迅回答说：“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太炎先生想了想，就开导学生说：这种说法虽然有新义，可仍有不当之处。例如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虽是文学，却不动人的感情。”对于先生的教诲，鲁迅来不及思索，没有马上与老师争辩。但他经过一番思考，还是觉得这位博学的老师不对，于是，他对许寿裳说：“先生把文学看得太广泛，其实有些文字，如《海赋》之类，就不一定是文学。”鲁迅由于很注意阅读外国文学，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突破旧学固有的观念，而章太炎则还没有跳出“朴学”正统派的框框。 。 想看书来
为了祖国的《新生》（7）
1908年，鲁迅还开辟了为祖国新生的新阵地，那就是译书。为了借他人之新声，发国民之蒙昧，他和周作人努力介绍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特别是东欧和北欧弱小国家的小说，同时也注意介绍暴露沙俄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他觉得这种作品中跳动的声音，容易引起被压迫被奴役的中国人民的共鸣，这也许能够起到一点疗治国民精神衰颓的作用。于是，他们开始编译《域外小说集》。但是做这项工作，正如后来鲁迅自己所说，一要学问，二要朋友，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除了第五样无法预料之外，前四样他们也都不全。不过他们还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硬干下去，他们准备先印两集之后，卖回本钱，还要继续编印下去。于是，选材，翻译，润色，校阅，用了许多辛苦的白天和夜晚。他们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1909年2月，印出第一集，共一千本；到6月间，又印出第二集，共五百本。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东京。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出售处结了账，结果是令人沮丧的。第一集仅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集卖去了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第一集多卖一本，那是他们的朋友许寿裳去买的。在上海听说也只卖了二十册左右。于是第三集只得停印。几年后，上海寄售书处失火，所存《域外小说集》全部化为灰烬。后来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再版序》中说：“我们过去这梦幻似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但是，《域外小说集》那些催人觉醒的文字的价值，在五四运动的大波冲刷之后，终于重新被人们所认识。
《域外小说集》中所选择的作品，都在一定的意义上具有针对性的。俄国安特莱夫的作品中所暴露的黑暗，也笼罩在中国的土地上，安特莱夫所指出的俄罗斯民族的严重病症，有着同样病情的中国人看了之后，自然也会感到痛楚的。鲁迅痛感中国国民性中缺乏“诚”和“爱”，因而他选译了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谩》与《默》。
《谩》描写一个男青年真挚地爱着他的恋人，而他的恋人也信誓旦旦地说：“吾爱君，汝宜信我。此言未足信汝耶？”然而她却背叛了自己的诺言，投入另一个“伟美傲岸者”的怀抱。失恋后的男子悲愤至极，看清了社会无所不在的欺骗与黑暗，他呼喊“诚”来救援，他说：“援我！咄，援我来！”然而没有用，“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呵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默》则是刻画牧师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