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穿上面三分之二是白洋布、下面三分之一是湖色绸的“接衫”，长长的两色绸衫，肥肥的袖子，是忠于传统的大清官吏的打扮。他是道教信徒，每天早上都要去净室里跪诵几遍《太上感应篇》。为了表达自己的虔诚与仁慈，他还特地雇了一个人，整天挑一副写着“敬惜字纸”的竹篓，沿街拣着字纸。这个工人还替周椒生上街买螺蛳，然后又去放生。每天晚上，庆爷爷都要自省，记功过格，然后才坦然睡下。鲁迅到这个大都市里寻找别样的人们，遇到的第一个重要人物，就是这个做官的叔祖。这位叔祖，自己在水师学堂里当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他觉得自己的本家侄孙，竟穷酸到付不起学费，未能走科举的光宗耀祖的正路，而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很不体面。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就这样，他把“豫才”改名为“树人”。鲁迅万万没有想到，身在水师学堂的叔祖，竟是这样瞧不起学习洋务。
鲁迅在学堂里试习三个月之后，被编入最末的一级的三班，而且是管轮班。这个学堂原有驾驶、管轮、鱼雷三个班，此时鱼雷班已经办不起来了。如果能分在驾驶班，将来还可以到舱面上看看雄浑的大海，呼吸大海上的强劲而新鲜的风，管轮的水兵却只能关在舱底吸着闷热的空气，这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鲁迅是一个打击。而使鲁迅更不满的是，他补不上二班的缺额，当个三班生总是低人一头。这个小小的学堂，也是一个小小的等级社会。低班生衣食住行都低人一等。就说吃吧，早餐号一吹，三班生得连翻带跑地赶到饭厅，然后端端正正地把稀饭和腌萝卜咽到肚里。而高班生就用不着这样了，他们可以高卧在自己的床上，等会儿自然有人托着长方木盘，把饭送上门。午餐晚餐更是紧张，高班生一桌六人，坐位都有一定，低班生不得随意闯入；而低班生这里却没有固定坐位，他们一听到吃饭的号声，又须直奔饭厅，在不是高班生所占据的桌子边抢个空位，赶紧坐下，才能够安稳地吃起来。在这种紧张的奔窜之中，高班生自然是可以从从容容的，他们在通向饭厅的走廊上，慢吞吞地、大摇大摆地踱方步，并且将两臂撑开，活像一只大螃蟹，走在他们后面的低班生虽然着急，却不敢绕越僭先，只在高班生的后面老老实实地跟着。一到饭厅，低班生们就像是傍晚寻不到巢的鸡，急忙地到处乱钻，待找到位置坐下，菜碗中的雪里蕻上面那可怜的几薄片肥肉早已不见，只好吃素餐饭了。鲁迅真看不惯那些拥有小小的特权的高班生。这些螃蟹似的家伙，尚未成为名公巨卿，就已经官架子十足，这与鲁迅所预想的别一样的人们，真是相去太远了。
异地的追寻（3）
死水般的学校生活乏味到了极点。一个星期有四天读英文，一天读《左传》，一天读汉文。嘟嘟嚷嚷地读几天英语的“It is a cat”，“Is it a rat？” （“这是一只猫”，“这是一只老鼠吗？”）又嘟嘟嚷嚷地读古板的“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特别是那些散发着陈腐气息的八股式的作文题，什么“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更叫鲁迅伤透了脑筋，早晨刚吃了千篇一律的稀饭和腌萝卜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味道和感受，更谈不上什么可做百事的雄心，现在硬着头皮作这样的文章，实在不是滋味。那些老先生们对于新知识又是一窍不通，对于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连“地球”是什么东西也搞不清楚，有个教汉文的老先生就以为地球有两个，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至于什么叫做社会，更是说不清，因此就解释成古代的结社讲学。有的老师还抽鸦片，学生们对此倒也可以不管，但他们讲课时那种比鸦片烟气味还要浓的八股气味真叫人难受。既学洋文，又学八股，既要革新，又要崇古，洋与汉，古代与现代，摩背挨肩地并存，几十个世纪压缩在一时，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充满矛盾，学堂也生存在这种矛盾之中。世界虽大，然而彷徨的民族能寻得出一个位置吗？鲁迅是怀疑的。
学堂又是那样地名不符实，如果真的像个海军学校，也许还不会那么沉闷，上专业实习课时，还可以让这些血气方刚的十*岁的小伙子，去品尝一下飞腾的浪花，大千的雄伟，增加一点生活的色彩和情趣。然而，一点也没有。每星期中只是爬桅杆一次，按着名次，两人一班地爬上爬下，只爬到一半，便从左边转到右边，走了下来；但这好像是在乏味的生活中放下的一点盐，鲁迅是喜欢的。他爬到桅杆的高处时，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看莫愁湖，山光湖色映入他的眼帘，他心里仿佛跃动起一点愉悦之波。然而时间一久，老是这样千篇一律地爬杆，也是很枯燥的。至于在吃午饭时，突然吹号上体操课，更没有什么意思。一般学生弄弄哑铃，或弄弄像酒瓶似的木制棍棒，有点本事的学生还可玩木马、云梯和杠杆，或者翻筋斗，竖蜻蜒。不过刚咽下饭就舞枪弄棒，是很不符合卫生习惯的。本来可以调节一下沉闷生活的供训练水兵用的游泳池，却已经被填平了，因为在鲁迅到这里之前，曾经有两个年幼的学生在池里淹死，学堂的大人们实在仁厚得很，他们决定填平游泳池，并在填平的地面上盖起一座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日还要请一群和尚到雨天操场来放焰口，超度那两个年幼的屈死的灵魂。现在这个关帝庙里住着一个打更的老头子，这个久经世故的老头，参加过攻打太平军的战争，是个不大不小的都司，现在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他在庙里也很舒坦，在关帝爷保护下自得其乐，还养了几只母鸡，有时可以隔着窗门偷偷地向未来的水兵们兜售他的鸡蛋，赚几个钱换酒喝。鲁迅尽管没有什么当大清水兵的抱负，然而看到堂堂的水师学堂连个水池也没有，而且还这样求神问鬼，毫无上进的气息，不能不感到异常失望，感到这里简直是乌烟瘴气。
更叫鲁迅不满的是，这个并非真正是衙门的学堂，却偏偏要摆着衙门的架式，例如在大堂里还要摆着“令箭”，谁要是冒犯军令，甚至会有被杀头的危险。鲁迅在这里上学还不到半年，竟受到了一次处分。原因是一个派头很大的新教员，老是睁着一双傲气的眼睛，装着学者的模样，可是有一次却露了马脚，竟把一个名叫“沈钊”的学生唤做“沈钧”，于是，看不惯装模作样的淘气的学生们，就把这位教员叫做“沈钧”。大家越叫劲头越大，连叫带哄过了头，同学之间竟吵起架来。这种胆大妄为的犯上行径，叫学校的统治者们十分恼怒，两天之内，给鲁迅和另外十几个同学记了两次小过，两次大过，差一个小过，就要被开除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异地的追寻（4）
鲁迅所寻找的别一样的人间，原来与家乡一样严酷、寒冷和黑暗，乌烟瘴气弥漫在这个被他寄托着希望的地方，他心里感到沉重，感到告别母亲时那种天真的幻梦在嘲弄着他，原来洋务运动竟是这样不景气。在这种心境下，他于12月间请假回乡一次，并与他的弟弟周作人一起去参加了12月18日的县试，这是鲁迅一生中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参加科举考试。
那时的考试都是做八股文章，从“破题”、“起讲”，一直追加到“后股”，共成八股，才算完篇。而八股文的题目都出在“四书”上面，算是“代圣人立言”，因此“四书”要读得滚瓜烂熟，能够背诵，这才有进考场的资格。踊跃走进这个命运的赌博场里去试试自己运气的人还真不少，会稽一县的考生就有五百余人。当时出榜以五十人为一图，写成一个圆图的样子。共有十图左右，而每年考取秀才的定额只有四十名，即首图上的前四十名。鲁迅初试的成绩不坏，名列第三图的第三十七名，周作人考在第十图的第三十四名。鲁迅虽然得了这样的成绩，但是没有去参加复试——府试和第二年的院试，就回南京了。而鲁迅的母亲在其他参加考试的叔辈再三怂恿下，也花了三两块钱，雇了本家族叔周仲翔的妻弟莫与京去冒名抢替，最后大案公布，鲁迅在八图第三十名，而周作人则在四图第十七名。
鲁迅回乡唱出人生中的这段小插曲时心情是矛盾与烦忧的。这个刚刚十八岁的青年，旧学底子是很厚实的，如果往这条路走下去，他也许会夺取榜上更大的光荣，这条路仿佛又在他眼前展示出美丽的幻梦，然而他并不真想走这条路，他这次参加考试，只是人们所常有的在人生十字路口上的一次小小的徘徊。与其说，他是对科举道路的一次回首瞻望，不如说是他对乌烟瘴气的学堂的不满的一种发泄。鲁迅的确不能忍受水师学堂那种难堪的、近于古怪的生活。所以，从家乡返回南京后，便转换了学校，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开矿去了。
矿路学堂和水师学堂一样，都是那个写过《劝学篇》的洋务派大官僚、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办的。初办时，只是一个附设的铁路学堂，后来继任张之洞的刘坤一听说青龙山藏有烟煤，便想训练一批开矿的技师，把铁路与矿务合在一块而办成矿务铁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简称矿路学堂。
鲁迅进矿路学堂的时候，戊戌政变已遭到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杀害了，康有为、梁启超也已亡命日本。光绪所颁布的改革的诏书、谕令和各种条律被一笔勾销，不少新开设的报馆也被封闭，与改革相应的其他设施均被废除，所有与维新运动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革职。但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顽固派的一切反动措施，反而推进了改革运动的蓬勃发展。康、梁亡命日本后，针对慈禧废黜光绪的阴谋，成立保皇会。而在横滨、檀香山等地，兴中会又迅速崛起，探索着比改良主义运动更彻底的革命，慈禧所控制的王朝统治已如日薄西山，她只能控制住直隶与北洋的军权，而对南方各省则已鞭长莫及。例如矿路学堂的靠山刘坤一，在慈禧探询废立旨意的时候，他就以“君臣之义宜是，中外之口宜防”的回答，抵制了慈禧废黜光绪的计划。因此，维新派的报纸仍在南方继续发行，许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新书仍相继问世，并感染与征服着人们的心。鲁迅进了矿路学堂的第二年，学校读新书的风气更浓厚了。因为那时来了一个新派人物俞明震当总办，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他出的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学生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呵？” 。 想看书来
异地的追寻（5）
这个学堂还设有阅报处，鲁迅常常扑在那里。那里不仅有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而且还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的《译书汇编》，前者是改良运动的喉舌，它以慷慨的言词鼓动着中国的变革，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颇激动了一部分中国人的心。后者译载各国政治法律著作，编著者们怀着爱国的热情，正在给古老的沉睡的父母之邦，注入苏醒的药剂，这些警觉之声，在鲁迅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鸣。
鲁迅觉得在这里比水师学堂有意思多了。他正处于生命力最旺盛的年月，求知的欲望像熊熊烈火在胸中燃烧。他独立地去猎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贪婪地读着各种新的教材和课外新书籍，大胆地跨进另一个知识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中，他努力地攀登一个又一个山峰，呼吸着在当时对于中国人还是神秘而陌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鲜空气。他学习了格致（物理学、化学）、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还阅读了一些生理学与医学的书。从“颖考叔曰”到西方自然科学，鲁迅仿佛从一个密不透风的沉闷的古屋，走到另一个春风回荡的广阔天地中。于是，他的眼光冲破了原先的狭小范围，看到了无穷的远方：他的内心世界正在经历着一种深刻的、从未体验过的奇异的变迁。
在这个不平常的变化中，一个星期天，他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诱人的境地。这一天，他照例到城南一家书铺去，那里赫然摆着一本《天演论》。鲁迅急忙把书拿来，翻开书本，如饥似渴地读着：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来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下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