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鲁迅正在思考着如何开始这新的选择后的第一步时，一个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母亲从家乡接连不断地来信，催他回去结婚，有时一天竟有两封信来催促，弄得鲁迅焦躁不安。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他既没有顺从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准备。1906年，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父母主宰婚姻的时代，哪怕是最慈爱的父母，也不愿意放弃裁决儿女婚姻命运的权力。这个几千年来的习惯力量，是强大的，它在继续地制造着许许多多青年男女的悲剧。鲁迅身在异国，似乎比较容易逃避家庭安排的命运，然而他热爱自己的母亲，同情母亲的寡居生涯，理解母亲的内心的寂寞。他不愿意刺伤母亲的心，于是，他妥协了，回国了。
周老太太所以如此匆忙地决断鲁迅的婚事，是因为她听到一个谣言，说是在日本留学的一位同乡，看到鲁迅和一个日本女人结了婚，而且看见他们领着孩子在神田街头上散步。周老太太听到这种谣言是不能不慌乱的，那时确有一些日本女子嫁给中国留学生。当时的留学生有不少是出身富裕的，其中很多人甚至还雇着佣人。就经济状况说，日本的学生毕竟赶不上留学生。那时，在日本的《万朝报》上曾刊登过神保町的漂亮姑娘嫁给中国留学生的消息。而且，这样一结合，留学的人也留在遥远的日本了。一种恐惧情绪控制了周老太太：如果这消息竟是真的，那可怎么办呢？鲁迅是她的长子，日后家庭的重担是要靠他来担当的呀！
周老太太选择的新娘，名叫朱安。平常家里的人都亲切地叫她“阿安”、“安姑”。她是一个富裕之家的女儿。家就在绍兴城内的丁家衖，是鲁迅叔祖母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同族。这门婚事也正是玉田夫人的大儿媳妇，即周伯的妻子谦少奶奶的提议。这位年轻的少奶奶，出身于绍兴赵氏大族，长得漂亮，而且能干，很有《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之风。她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个院落里，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可以隔墙呼话。每天一早起来，谦少奶奶就会亲热地给老太太问安，使周老太太和她有朝夕相处的亲切之感，在丈夫去世、儿子远离的凄冷岁月中，周老太太很喜欢和这个善于言词的晚辈媳妇闲谈。谦少奶奶出于对老人的关怀，便介绍了婆婆的内侄孙女阿安来给周老太太当大儿媳妇，让老人有个贴身的陪伴，周老太太欣然同意，而且和朱家订了婚约。
鲁迅当时远涉滔滔的大海去异国深造，怀着伟大的生活目的，追求知识，追求光明，个人的事，想得很少，结婚的事；更是从未想过。对于做媒的周玉田老人一家，他是熟悉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至于说到朱安，鲁迅恐怕并没见过。到了鲁迅去南京求学后的1899年5月14日，周家曾撑着两条船去夹溏看戏，当时男女分开，各坐在—条船上。在女子坐的那一条船上，除了鲁迅的母亲、玉田夫人和媳妇谦少奶奶外，还有一个就是朱安。也许那时母亲就为儿子看中了朱安，但鲁迅不知道。而母亲所安排的这种命运来得这么突然，他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深思熟虑，只有一个单纯而幼稚的愿望：不能违抗母亲的命令，不能让母亲难过。他想：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初婚（2）
“母亲愿意有个人陪伴，就随她去吧！”
鲁迅终于怀着这样的心情同意和朱安结婚，接受母亲给予他的“礼物”。人是复杂的，一个很善于认真思考的人，有时也可以表现得很简单和草率。他此时在这个人生的重要课题面前，竟一切都迁就了慈爱的、然而因袭封建传统做法的母亲。他的结婚，与其说是对朱安的爱，不如说是对母亲的顺从。
这位非常热爱自己的母亲的留学生，默然地服从着母亲的一切安排，按照旧式婚姻仪式完了婚。婚姻仪式后，鲁迅被他本家兄弟周冠五和新台门子传太太的儿子周明山二人扶着上楼入新房。他始终沉默着，扶他的时候，他不推辞，也没有一句话，在别人导演的这场似忧似乐的悲喜剧中，机械地充当着无言的主角。 眼前的一切，仿佛是现实，又仿佛是梦。出现在鲁迅的面前的新娘，是一位生着一副黝黑狭长的脸孔、矮小的身材、裹得尖尖的小脚、给人以发育不全的病态感觉的少女。伤心、懊悔、失望，不知所措，掺杂着悲凉的同情，一时纷至沓来，齐集心头。鲁迅脸色阴郁地沉默着。
这一切，正如他以后曾经产生强烈共鸣的一位少年的诗中所写的：……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鲁迅很快地感到现实强加给他的无爱情的婚姻的痛苦。因此婚后没几天，他就匆匆地返回东京去了——他对母亲表示了一种微弱的反抗。
真挚地疼爱鲁迅的母亲，没有想到，她的一片好意竟造成了儿子痛苦的精神重担。但是鲁迅清醒地知道：朱安也是旧式婚姻的牺牲者，她对此是不能负任何责任的。鲁迅对友人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的礼物，我只好供养她。”于是，在几十年的岁月中，他只好同朱安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没有爱，也没有恨，没有欢乐，也没有争吵……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除了1910年7月至1912年2月在绍兴教书之外，其他时间终年在外地，直到1919年，他们一直是南北分居。抽掉爱情的灵魂，婚姻只剩下一个空壳。在这种难堪的空壳中沉默着，即使在*任佥事过着那种死寂得令人窒息的生活的时候，他也没有对朱安发过什么怨言和牢骚，只是在1914年11月26日唯一一次提到朱安的日记中流露过一点不满： “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 颇谬。”那时，他的心境实在太坏了。
1919年，鲁迅三十九岁了。他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一所房子，才将母亲和朱安接到北京。到北京后他们各住一间房子，两人之间依然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那时鲁迅除在*任佥事外，还担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一年四季，他们之间仅有的联系是固定的：清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淡淡地“噢”一声，到了吃饭时间，又是一声招呼和一声轻轻的应诺；晚上朱安睡得早，睡之前来到鲁迅房前关照一下：“门关不关？”鲁迅也照例是一声淡淡的回答。
鲁迅很尊重朱安的人格，他平等地对待这个善良但无法使他产生爱情的女子。每天他总是和朱安与周老太太一起进餐，座位也是固定的。在阜成门内西四三条二十一号居住时，吃饭时，鲁迅总是坐在靠“老虎尾巴”的一方，老太太坐在靠旁门的一方，而朱安则坐在周老太太的对面。但是谁能理解这四合院里两个中年人的心灵的距离呢？
初婚（3）
鲁迅实际上是过着简朴的独身生活，在严冬季节甚至还穿着单裤。有一次他对孙伏园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反而被生活所累了。”鲁迅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工作上，其他一切都置之度外。
朱安却是一个性情温顺，平和地对待一切的女子。她与世无争，与人为善。对于鲁迅的沉默和冷淡，对于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朱安都无声无息地接受。唯有一次，她半是自我辩护半是埋怨地说：
“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这个贤良的女子，只是偶而才发出这种淡淡的没有爱的哀怨。
终年无语。确实是她和鲁迅之间的令人悲哀的现实。在这种现实的寂寞的土地上，她的心也是痛苦的。她虽然不识字，但心是善良的，精明的。她是一个中国农村中普通的旧式女子，从小就受到家庭和社会三从四德这一类封建礼教的熏陶。从自己儿时就开始形成的道德观念和品格观念出发，她在婚前天然地顺从父母，在婚后天然地顺从婆婆和丈夫。她在深深的宁静的院落里宁静地生活，和墙外的世界隔得很远。她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来了解鲁迅是怎样一个不平常的人，然而，她却从一种天然的中国女子传统的坚贞，对鲁迅怀着情意。以至到鲁迅辞世之后，她仍然守在鲁迅母亲的身旁，终身伴随着这个怜爱她的老人。甚至在老人逝世之后，她也依然把自己和周家紧紧连在一起。她对鲁迅的友人许寿裳说：“我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娘娘（婆婆）怎样说，我怎样办，决不违背！……”她虽然没有文化，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甚至连他自己为了取函领款而刻印的图章上，也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周朱氏”三字。然而她也有自己的心思，也有心灵创伤的疼痛，她也常静静地想着，只是她也只能蕴藏在心里，没有什么地方好去诉说，也没有能力去向别人诉说清楚。
没有爱的悲哀和对于爱的剥夺者——封建礼教的憎恨，交炽在鲁迅的心中。这使他对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给他的一首题为《爱情》的诗燃起了发自心底的共鸣。那位少年痛苦地唱道：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
鲁迅深沉地写道：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作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作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作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鸮便鸱鸮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热风？随感录四十》）
鲁迅是富有良知的人，即使在这种情感迸发的时刻，依然清醒地说明女性的无辜，对她们的牺牲寄以深切的同情。由于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他更清醒更深切地认识到：他和朱安的婚姻悲剧，只是四千年旧账中的一页。毁灭无数青春的悲剧制造者，只有一个，那就是祖传的吃人的筵席，几千年所形成的中国的吃人的封建礼教。这种自称为“东方文明”的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负有多大的历史罪恶啊！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章为了祖国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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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祖国的《新生》（1）
鲁迅结婚后的第四天，和周作人一起东渡。他把婚事留下的难言的愁闷，暂时抛进了大海的波涛。返回日本之后，便专心致志地扑向他决心毕生从事的文学事业。
当时，正是尔后对鲁迅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章太炎在上海出狱后奔赴日本的时候。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在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孙中山等人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发行《民报》，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围绕着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正在展开一场大论战。章太炎被推为《民报》主笔，他以渊博的知识和先进锋利的思想融于一炉的文章，揭露改良派“污邪作伪”、志在干禄的丑态，也揭露在革命潮流中赌博的吴稚晖等人“自慕虚荣”、“私心暧昧”的劣迹。章太炎的文章，说的是救国的真理，加上笔锋强劲，气概非凡，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就是深受其鼓舞的一个人。他钦佩学问家的章太炎，更钦佩革命家的章太炎。他不仅爱读章太炎的文章，而且对他的政治见解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以1906年为界，在这之前，鲁迅主要是受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而1906年之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代替了。从学洋务，到对维新的信仰，到站在革命派立场对维新派展开批判，这是青年时代的鲁迅思想成长的三部曲；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不断前进的步伐。
鲁迅弃医从文这种人生道路的改变，是与他政治上从改良到革命的变化几乎同时发生的。这之后，他充满着用文艺为武器追随革命派的渴望。他确信文学艺术可以救国，可以改变人们的精神，进而使祖国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