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还是苏州吴江县庙港文化站一个普通干部的时候，姜人杰曾两次接待费孝通，深得费赏识。1982年，34岁的姜人杰在费孝通推荐下，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南京大学经济管理干部专修班学习。毕业后，费孝通还征求当地政府意见，表示如果没有合适的位子，他就要留姜人杰在自己身边。1984年，姜担任了上海缝纫机三厂吴江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
不到一年时间，该厂就成为吴江机电企业中的“龙头”，1985年时创年产值万元，上缴利税万元。
姜的经济才能很快引起了吴江市领导的注意。1987年4月，他被调入吴江市政府担任副市长，分管工业。据吴江当地官员回忆，姜人杰给人的印象是会“玩政治”：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但都对姜极为信任。
1991年初，姜人杰调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副主任。此后，他相继担任苏州市外事办公室主任、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苏州市外经贸局主任。苏州市外经贸局外企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亚洲金融危机后，苏州进出口急剧下跌。姜人杰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外经贸局主任的重担，主抓招商引资，很快扭转了形势。第二年，苏州外贸进出口总额便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姜人杰的经历帮助他进入了苏州政界的核心圈。2001年2月，姜出任苏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和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工作等13个大类，并兼任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常务副总指挥和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然而，就是在他的苏州市副市长任上，姜人杰的人生之路发生逆转。姜被“双规”后，公安部门在查抄他家时发现了大量尚未拆封的红包，最少金额在2万元以上。现金因为来不及点，只能用秤来称。
2008年4月11日，南京市中级法院认定姜人杰收受人民币亿余元、港币5万元、美元4000元，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死刑。
【案例分析】
“百官共廉”为何毁于姜人杰
而就在姜人杰落马的前一年，也就是2003年，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相继报道和解读了苏州“百官共廉”现象。所谓“百官共廉”是指：20多年来，苏州市（地）委书记中，没有一人因*问题受过处分；近10年，苏州市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以及下属各县级市四套班子的近一百个“一把手”，在任职期间也无一受过党纪、国法的处分。
那时，许多人认为“百官共廉”现象源于当地政府创制了一系列廉政制度，如针对建筑工程市场的“会计委派制”等等，大胆借鉴了新加坡的廉政经验。对“百官共廉”的赞誉接连不断。然而，姜人杰的落马不禁让人对这一现象产生怀疑。
我无意单凭姜人杰一人的*否定整个苏州干部队伍的廉洁，我所关注的是：当人们沉浸在“百官共廉”的美好风景中时，一个又一个制度上的“*风险点”已显现在大家面前。
“权力集中”是第一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宣称“调整权力结构，削减个*力”的时候，2001年上任的姜人杰却一人包揽了城市规划、建设、交通、市政公用、邮政、电信、园林绿化、房管、房改、房地产开发、防震抗灾、人防等多项工作；在苏州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姜人杰拥有了太多、太集中的行政权力，陷入了“高风险”的境地。
“官商一体”是第二个“风险点”。当苏州市政府着力在城市建设中引进市场机制时，身为副市长的姜人杰却同时兼任苏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苏州最大的“红顶商人”。这恰恰证明，公共权力一旦介入市场竞争，各种市政工程建设项目就变成了官商交换利益的工具，“红顶商人”也就成为处于风头浪尖的“危险人物”。
“监督乏力”是第三个“风险点”。当苏州宣传“让权力使用的过程公开、透明”时，处于苏州市政界权力核心圈的姜人杰似乎总是处于权力监督的视野之外，姜人杰无论挪用上千万资金还是在土地审批、工程招标等市场过程中大搞权力寻租，都没有受到来自公权机关的严格监督。
这些“风险点”并非苏州一地的专利，只是“百官共廉”的美好景象遮盖了人们的眼睛。然而，冷酷的事实证明，只要这些制度上的“风险点”存在，*行为就不可能绝迹，“百官共廉”就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制度不完备的环境中，不完善的人性很容易将掌权者拖入*的泥潭。
吴振汉：明星法官失陷“亲情围剿”（1）
吴振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也是中国首批32名“二级*官”之一。因曾编著过《股民权利书》、《廉政手册》等书，并且他在全国人大会上提出的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议案，引起了全国强烈关注。也因此有“儒雅法官”的称号。执法20多年来，他处事谨慎内敛，在仕途上趟过了许多险滩恶水，最后却在爱情与亲情的私欲围剿下走上了贪腐之路。
2005年11月28日，《湖南日报》发布消息说，中央纪委严肃查处了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吴振汉在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干预案件诉讼、插手基建工程，为他人谋取利益，个人或伙同亲属收受谭某某、李某某、刘某某等多人所送贿赂共计人民币305万元。消息引用中央纪委常委会处分决定说，吴振汉作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本应廉洁从政、公正司法，却利欲熏心，践踏法律、亵渎职责，利用审判权及插手工程建设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且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受贿问题涉嫌犯罪。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吴振汉开除党籍处分；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有关程序给予吴振汉开除公职处分；将吴振汉涉嫌犯罪的问题和有关线索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006年11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吴振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官的“正面形象”
未出事前，吴振汉在任法院院长之前口碑甚好。一直保持良好的正面形象。直到其双规后，由吴振汉主编的《廉政手册》一直在法院系统广为流传。生于湖南省安乡县的吴振汉，1964年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在此后的40年时间里，他从湖南省常德地区行政公署一名普通干部做到了官至副部级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仕途之上一直步步高升。几十年政法机关工作的历练，对政法工作熟谙，吴在很多人眼里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政法”。
在任湖南省高院院长期间，吴振汉给人的印象是十分勤勉的。无论是在向省人大作的报告中还是平时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工作时，吴讲的最多的就是公正和效率。加之平时良好的媒体形象，吴甚至被冠之以“儒雅法官”的美誉，而他办公室的那面书墙更成了“儒雅”的最好佐证。吴经常会在这间“书香四溢”的办公室里接待前来采访的各路记者。
而以一个*官的身份亲自操刀问案，更是为吴树立了良好的媒体形象。1999年12月29日，在湖南省望城县二审公开开庭审理的罗四满等三人绑架案引起广泛的关注，案件本身很普通，但由于是由时任高院院长的吴振汉担任审判长并主审的案件，所以当年这次普通的审判受到了媒体的很大关注。“作为院长，作为*官，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自去尝一尝，这对如何抓好审判方式改革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吴振汉如是说。2004年2月24日，就在中纪委对吴进行外围调查时，他还亲自主审了另一起震惊湖南的盗窃、抢劫案。
除了亲自审案之外，吴还经常著书立说，在位期间吴曾主编过《股民权利书》，并就一系列的司法问题发表论文或看法，甚至在其被有关部门双规之后，其下属法院还曾收到过由其主编的《廉政手册》。
吴振汉：明星法官失陷“亲情围剿”（2）
吴振汉属于学者型的院长。他曾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建议，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将死刑核准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由分院来行使，解决当前司法审判不统一、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严重等突出问题；并在湖南省提出推广刑事案件简便审理。
吴的工作似乎也是颇有创造性的。就在其出事前一个月的2004年5月11日，吴振汉还在湖南省法院司法质量考核评议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宣布，在全省法院全面推行司法质量考核评议工作，“对年度考核评议不合格的法院，予以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主要负责人到省法院接受诫勉谈话或参加培训；连续两年评为不合格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或由上级法院商请有关部门对其免职。”
对家属的约束也为吴头上的光环增色不少。1998年离开司法厅到法院任职，他的家并没有搬进省高院的家属区而是一直还在省司法厅大院里。邻居一般认为吴振汉对儿子管教甚严。而且，吴剑雄对法院上下均谦恭有加，绝无纨绔之气。
2000年8月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时，吴振汉曾对媒体表示，“依法执行胡长清死刑大快人心。跳出案件本身看，它不仅是依法果断处理了一个*的副省长，更重要的是为严格执法树立了一个典范，标志着我们在法治的大道上又朝前迈进了一大步。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残余思想和现代的任何侥幸心理都注定要在法治的今天遭到彻底的否定，公正执法、公正审判是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是我们的责任。今后我们审判机关要克服困难，秉公办案，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法。”吴还曾就法院系统的*现象表示过担忧，他说“当院长，需要操心、担心的事情太多，而最难办的、忧虑最多的，一是案子，二是队伍。我现在经常晚上睡不着觉，时时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事后证明，吴当时说这样的话并不是担心法官的廉政建设，而是因为自身的处境有感而发。
“贤内助”变“贪内助”
吴振汉1940年11月出生于湖南安乡县城美镇一个贫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被推选为学生会干部。品学兼优的吴振汉俘获了一位少女的芳心，她便是同校女生、比他小两岁的李芝。
1964年1月，吴振汉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常德市，先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之后进入文化局从事剧本创作，初试牛刀便引起了组织上的注意，很快被调入常德地区行政公署。李芝毕业后毅然离开省会长沙，追随恋人赴湘北，被分配到常德变压器厂当工程师。1966年3月8日，这对才子佳人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一年后，李芝怀孕，夫妻俩非常高兴。但就在吴振汉扳着指头等待着当爸爸时，命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李芝宫外孕，不得不做手术打掉胎儿，从此她再也没怀孕。后来每当看到丈夫逗别人的小孩玩耍，李芝就深感惭愧，甚至提出了离婚。吴振汉对结发妻子不弃不离，李芝投桃报李，全身心地付出，两人婚后多年感情一直很好。
1973年6月，吴振汉调入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法制宣传文章和文学作品，引起了上级法院的关注。1979年2月，吴振汉调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任调研科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于是，李芝跟随丈夫在长沙安营扎寨，并在一家金融机构谋到了工作。
吴振汉：明星法官失陷“亲情围剿”（3）
吴振汉很喜欢读书，李芝常陪着丈夫逛书店和图书馆，并鼓励丈夫成为一个学者型的法官。1983年10月，吴振汉升职为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直接掌控生死予夺的审判大权。这既是对吴振汉能否过“权力关”的考验，也是对妻子李芝能否履行“贤内助”诺言的一种考验。
一天晚上，吴振汉不在家，一熟人提着高档烟酒找到李芝，为一个案件说情，恳求李芝吹吹枕边风，让她的庭长丈夫在审理此案过程中给予关照。李芝说：“这种事，你最好到庭长办公室跟振汉说，我恐怕不方便做你们的代言人。”说罢将这名说客连人带物轰出家门。吴振汉回家听说后，大加赞赏娇妻“明事理，做得对”。
在妻子李芝的配合下，吴振汉更加勤勉，他的抱负也得到进一步施展。1985年1月，省委组织部将吴振汉下派到桂阳县任挂职县委副书记。一年后的1986年3月，吴振汉重回长沙，调任省司法厅副厅长、党组成员。吴振汉在升官时没有请客大摆宴席，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