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部卫生所休养。6月，白求恩来到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白求恩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身穿米黄色夹克衫、足蹬皮靴、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头发灰白而稀疏。在白求恩的身后是一列背上驮着药品和器材箱的马队，器材箱上覆盖着树叶作伪装。
正在住院的沙飞听说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后，抱病赶到司令部，拍下了第一张白求恩的照片。
随着相处时间渐久，给沙飞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还有，白求恩魁梧的身材，略显清癯的面颊，宽大的嘴角，较高的颧骨，浓眉下面深邃而睿智的炯炯目光中蕴藏着的坚毅和果敢。沙飞注意到白求恩经常穿着戎装，衣袖上佩戴着八路军的臂章。他聚精会神地凝听聂荣臻讲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纲领和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以来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军民团结抗日等新事物、新气象。为此，善于细心观察的沙飞为白求恩拍摄了一幅个人肖像摄影作品，背后山坡白雪茫茫，这幅作品的题目是《戴着八路军臂章的白求恩大夫》。
白求恩的到来，使得山西省五台县松岩口村这个平时看起来极其普通的山村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了。1938年的9月15日，根据地的第一所模范医院落成。晋察冀根据地的领导人聂荣臻、宋劭文等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了模范医院的开幕典礼。当日的松岩口俨然是过节，街道用白灰粉刷，路旁也挂起了醒目的路牌，例如：列宁路、朱德路、中正路、平型关路等等。
在模范医院的落成典礼上，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因为日本人残杀中国人民，我才要求到中国来的。我觉得这儿是迫切需要援助的地方，这儿对我是最有用的地方！千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与日本帝国主义作着光荣斗争的中国！”
沙飞当日也参加了开幕典礼。他不仅拍摄了白求恩在开幕典礼上的讲话，典礼之后他还为与会的部分同志拍了合影留念。这些照片中的白求恩身穿军装，腰间扎一根宽皮带，显得非常精神。当时松岩口村的路牌和白墙清晰可见，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照片中感受到当时的热闹气氛。1939年以后，白求恩更多的是和普通八路军战士一样穿着军装、戴着军帽，一样的军徽，一样的臂章，甚至是一样的宽牛皮带，穿一样的军裤和黑面布鞋。这在《白求恩与晋察冀边区军政首长合影》里，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白求恩非常喜欢穿着八路军军装，作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站在他们中间一起集合听报告。沙飞1939年9月15日在五台山松岩口所拍摄的《白求恩和八路军战士在一起》便是证明。白求恩不仅要求自己成为八路军战士中的一员，而且以此作为骄傲和荣耀。《白求恩和八路军哨兵在一起》、《白求恩和自卫队员合影》，那种和哨兵站在一起、高瞻远瞩的瞭望神情，和站岗的自卫队员在一起，肃穆庄严的表情，让我们透过时间的渺远尘埃，不能不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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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白求恩遗嘱：〃照相机给沙飞〃（图）（2）
白求恩虽身为医生，但他喜欢摄影，是一名业余摄影战士。在救死扶伤的闲暇时间，他用照相机镜头记录下了许多感人而悲壮的画面，捕捉到了许多很珍贵的“瞬间”。
从加拿大来中国前，白求恩买了一架新型的带有柯达镜头的莱丁娜照相机。来到中国后，他不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带上这部心爱的相机。
来到晋察冀边区后，由于无法冲印相片，白求恩向在此养病的专职摄影记者沙飞求助，于是两人开始交往。两个“摄友”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俩有太多相同的地方，都是忘我献身的理想主义者、对法西斯侵略者极端仇恨、对人类命运无比关注、对事业坚定执著、对艺术异常热爱，再加上沙飞略懂英文，在语言沟通上不存在大的障碍，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挚友。
在空闲时间，白求恩经常用他的莱丁娜相机拍摄一些照片，与沙飞在一起交流摄影技艺。但是，白求恩不仅仅是沙飞的“影友”，而且也是沙飞新闻摄影采访报道的主要对象。沙飞用镜头记录下了白求恩的许多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场景。正是沙飞用镜头捕捉到的这些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点滴，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白求恩的那份崇高。
从检查八路军伤病员，到跟木工一起动手制造医疗器材，都被沙飞一一记录下。有一张照片，在破旧的泥坯房外，白求恩在一个简易的高凳上吃饭，他过的生活和边区的其他八路军一样艰苦。还有一张，白求恩拿着樱桃在逗一个小女孩玩，显得颇有趣味。最有意思的是白求恩的一组游泳和晒日光浴的生活照，多少显示出了这个来自西方的大夫与普通中国人有些不太一样。这组照片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曾经被各大报章和网站广为转载刊发。
沙飞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有着极敏感的新闻嗅觉，他清楚地知道，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八路军，展示给世界的不应该仅仅是他们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人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人、一支军队，乃至一个政党对待一切的态度和精神风貌。
1939年的夏天，当沙飞看到白求恩赤裸着身体在唐河中自由自在地游泳时，沙飞似乎看到了另一个白求恩。那个平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做手术的白求恩不见了，站在他面前的俨然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外国友人。在这位像个大孩子一样，在水里嬉戏打闹，浪花飞溅的外国友人身后，看不到战火硝烟，看不到流血牺牲，那种人与自然生命和谐的场景，一次次被沙飞摄入镜头。这让沙飞这个随军记者兴奋不已。
当然，沙飞拍摄的白求恩照片中最为有名的还是《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模范病室做手术》。这张照片曾被收入很多教科书，很多人都看过这张照片，只是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它的作者是一个叫做沙飞的摄影家。
白求恩在359旅回到杨家庄第一所时，一个股骨骨折的伤员，由于受伤失血过多，生命危垂。如果不做离断手术，伤员在很短时间就会死亡；如果做了手术不输血，结果也一样。“要输，就输我的，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白求恩这么说。大家都劝说他不要这么做，而白求恩果断地脱下衣服，用命令的口吻对临床大夫说：“来，快点输血！他是战士，我也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敌人是死亡。”300毫升的血液，静静地输入另一名普通战士血管里，护士都偷偷地哭起来，不一会儿，手术室里都哭声一片。沙飞也被感动了。
白求恩对于工作非常严谨。有一次他发现因为主治医生疏忽，导致伤员必须截肢，他大为光火，严厉要求处罚这名医生。做完截肢手术以后，他非常替伤员惋惜，觉得生命不可以如此漠然对待。
白求恩和沙飞都拍摄了许多晋察冀抗战、优待俘虏的照片。他们千方百计向延安、向大后方、向敌占区、向侵华日军、向国外发稿，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告：八路军在顽强地坚持抗战，让世人了解中国的八路军，并努力争取瓦解日伪军。
part 2白求恩遗嘱：〃照相机给沙飞〃（3）
1939年1月，在平山蛟潭庄，沙飞和罗光达举办《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摄影展览》。这是解放区举办的第一次摄影展，也是第一个抗战照片街头展，照片基本是沙飞拍摄的，白求恩也来观看。当白求恩看到他创建的而被日寇炸毁的模范医院由沙飞留下了完整的照片资料时，非常高兴。
黄土岭战斗八路军歼灭了来犯之敌一千多人后，敌人又调集大批部队增援报复。当时，设在唐县孙家庄村头小庙内的前线手术队中白求恩大夫正在为伤员做手术。吴印咸、罗光达拍摄了白求恩在小庙抢救伤员的照片，就是在这次抢救伤员时，白求恩的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不幸去世。沙飞悲痛万分，他星夜驰马去向战友告别，并拍摄了白求恩的遗容。11月21日，晋察冀边区隆重举行了白求恩追悼大会。沙飞拍摄了大会的整个过程。
在白求恩的灵堂里，排放着白求恩致聂荣臻的遗书。在这份遗嘱中，白求恩写道，他最珍爱三样物品：一件是一架从延安带来的放大机，把它赠送给司令部摄影科；还有一件是一架行军床，指定送给聂荣臻司令；还有就是“照相机给沙飞”。
1940年1月5日，白求恩的遗体安放仪式和追悼大会在河北唐县军城举行。当日，漫山遍野站满了前来为白求恩大夫做最后告别的人们，万人恸哭，非常感人。沙飞也赶到现场进行了拍摄。
为了纪念白求恩，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被命名为白求恩卫生学校，卫校附属医院被命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为八路军培养了许多医务人才，而白求恩卫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在抗战时集中了一大批当时的精英，如留学日本的病理学博士殷希彭、内科专家陈淇园、微生物学教授刘璞、印度援华医疗专家柯棣华等等，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沙飞为白求恩卫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照片。
1940年11月，沙飞在唐县军城举办了“纪念我们的国际朋友白求恩摄影展览”，展出了沙飞、吴印咸、罗光达等人拍摄的白求恩照片50幅。还展出了白求恩的作品28幅。
在1942年7月7日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上，沙飞精心编辑了一组“纪念国际反法西斯伟大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博士”的专题摄影报道，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白求恩的缅怀之情，也表达了他对异国战友的深切怀念。当时放大照片用的就是白求恩送的放大机。
1945年4月，《晋察冀画报》第八期登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专刊，10幅照片全部是由沙飞拍摄的。
白求恩赠送给沙飞的那台莱丁娜相机，沙飞一直带在身边，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用这架照相机，沙飞在以后的日子里拍摄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照片，去继续实现白求恩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遗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沙飞带着这架照相机，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沙飞去世之后，白求恩赠送的照相机由其长子保存。1958年，沙飞家人将该照相机捐赠给成立不久的中国摄影学会。
part 4文艺界的战友们（1）
1937年12月11日，与沙飞负责的《抗敌报》同一天在阜平成立的，还有“抗敌剧社”。这个剧社，最初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并与《抗敌报》一样得到军区首长聂荣臻的亲切关怀。宣传队演出一些红军舞蹈、抗战歌曲等比较简单的节目，以配合作战和发动群众等中心任务。当一批批知识分子从大城市奔赴延安和边区后，宣传队也陆续迎来了刘佳、胡可、丁里、杜烽、郑红羽和女演员胡朋、陈剑戈、陈群等，演出的节目丰富了，演出的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可以演出多幕话剧，抗敌剧社才算名符其实。
当时，活跃在边区的文艺社团还有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它早于抗敌剧社，于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负责人是女作家丁玲。他们从延安出发奔赴陕西西安，沿途广泛开展演出等活动，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巍峙带领西战团到晋察冀边区开展工作。1940年1月，西战团也成立了儿童演剧队，儿童队的任务是通过文艺宣传把边区儿童动员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工作。这些小文艺兵经常的任务就是唱歌、跳舞、写诗、写散文、刷标语、撒传单，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道理宣传到哪里。
“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应该是最先进的地方。”聂荣臻的这些话对沙飞的触动很大。报社和剧社相距并不远，每当剧社组织演出时，沙飞常常去为演员们拍摄一些剧照。
这一时期，“抗敌剧社”演出了自编自演的《松花江上》、《张家店》、《美人计》、《顺民》、《林中口哨》、《溪涧与洪流》及舒同主任亲自编写的《警觉》等戏剧，并与西战团、华北联大文工团等合作演出《雷雨》、《白毛女》等。特别是1941年初，抗敌剧社和华北联大文工团、西北战地服务团联合演出苏联大型话剧《母亲》。这一剧目对八路军指战员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演员们将剧中人物表现得惟妙惟肖，将剧情演绎得入木三分。聂荣臻司令员观看后，不仅接见了剧组，还在会餐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