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年代以后，有机会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大学访问，我一直留心这些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常常把学生社团活动的资料带回来给学生会的同学参考。我总觉得没有学生社团的活跃，大学便是一潭死水。我在东吴客座时，常在课余去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有时看到校长也坐在台阶上和社团的学生聊天，这样的情景在内地大学似乎少见。或许，与自己对现代史的看法有关，我理想中的社团不仅是专业的延伸、兴趣的发展、能力的锻炼，其实也是知识群体的摇篮。我到学生社团常讲的一句话是，五四时期的“新潮社”不就是几个大学生组织的吗？
中文系的学生历来是大学里活跃的群体。一所大学的校园，如果没有一批活跃的中文系学生，这个校园便少了勃勃生气。“东吴剧社”、“弄潮社”、“熹微社”等都是从八十年代活跃到今天的学生社团。我不会演戏，指导不了剧社，但常常被邀请做文学社团的指导老师，有时还答应给学生的刊物写些短文。现在手上的文学社团几本杂志，还有我凑趣的文章。那时成天和学生在一起，文章的口吻也像学生那样。给“弄潮”社写的题目是《写在“马尾巴”上》，那年是马年的岁末，因此用了这样的题目。文章和前面说到的《班主任言》一样，完全是青年学生的气质：
所谓“指导”一类，时常会成为虚设的名目，譬如我之做“弄潮文学社”的“指导”——几年前，几个学生兴致勃勃地（年轻时做事都这样）找到我，说要办个文学社，问我支持不支持。我也曾经有过作家梦，为了这点缘分也得支持。就像给孩子取名一样，学文的常常懒得翻词典、搜典故去寻冷僻字，他们给文学社取名“弄潮”，社刊自然而然成《弄潮》。这词儿在现在已平常得有些俗气，俗得毫无诗意。但不管怎样，总寄托了学生的朝气和追求，于是犹豫而坚定地投了赞成票，便仿佛听到潮声，原先的梦也被潮水激起几点浪花。
同学要我为《弄潮》写篇文章，我答应了，可心里踌躇。写文章要有冲动，我整天旁骛，偶有冲动也被干扰，一段时间连冲动也少了。答应了，但未能及时交稿，同学不催，想必知我忙乱且不让我难堪。《弄潮》几易其主，毕业了起初还有联系，现在已经不通音讯。只是想，他们还在“弄潮”么？
学生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文章有几种做法，如果知道，我就是鲁迅嘲弄的那种人。以我的观察，作文者，有的是扭着屁股作潇洒状；有的是皱着眉头作痛苦状；有的是提鸟笼、捧茶壶作闲适状；有的是三朋四友围炉海阔天空；有的是初恋少女读情书失恋男生流眼泪……
我的学生自然不是这样的做派。他们的文章是婴孩落地时的啼哭，是宿舍里张三李四的直言，是家书，是日记。他们有他们的心灵、体验、才情，甚至有他们的世界观。
写到这里，我有点轻松。是不是可以跟同学去学跳舞呢？三步或者四步。
那时我非常期许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引导青年学生成长的老师，既想做“经师”，也想做“人师”，年轻的时候不免梦想。凡是学生邀请的活动，我都尽可能参加。*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校园里樱花烂漫。我在新教学楼的三一大教室做了一场“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讲演，这是系学生会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再过一个月，我就要做父亲，所有的心思都在等待那一声啼哭。可当学生会的同学来邀请我做讲座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今天，只要是学生邀请我参加活动，我从不拒绝。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做准备，写了详细的提纲。
我很诧异有那么多的学生来听。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教室后面的阳台上也站满了学生。这间阶梯教室东临运河，驳船机器的轰鸣声不时传来。这是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做这样大规模的讲座，我从众多的听众那里获得了虚荣和满足。那时我还不太懂得谦卑，所以才敢选了这样一个大的题目来说话，即使在今天，我也不敢用这样的题目在学生面前来做什么讲演。那是一个思想躁动渴望思想的年代，即便是能肤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一种幸福。这场讲演的提纲，在几年以后成为我主持“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项目的蓝本，我约了好几位朋友，合作撰写了十卷本的《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但最终还是流产了，而百年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则一直缠绕着我，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将近二十年后，当我想起我在掌声中走出教室时的自得心情，我意识到了我当时的浅薄。可是，我又意识到，这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从浅薄开始的。
天下公器（1）
大学在古城的最东边，城墙拆了，断垣草长，有几幢红砖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这是东吴大学的校址。老校歌中的歌词“葑溪之西，胥江之东”唱的就是东吴大学的方位。现在葑溪两岸的风物不仅与当年不同，也与我们进校时两样。西岸，也即校园的最东侧，以前有城墙，一九五八年拆掉了，据说几个学生在拆城墙时被砸死。我们来读书时，杂草丛生，城墙的遗址小山丘又像荒野的坟地，涉足的人很少。偶尔见到个别男女生，是躲在那儿谈恋爱的。后来知道，这地方也是当年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活动的掩蔽场所。东岸是凌乱的厂房和民居。虽然现在变化很大，但老的东吴校园面貌则保持完好。新的建筑多少注意了风格的协调，但一看就知道，这些建筑物是后来插进去的。东吴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时调掉了，以它为主要前身，成立了江苏师范学院。我们进校时，这座校园也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
当年的东吴大学似乎很自信，校歌中有这样的句子，“东吴东吴，人中鸾凤，世界同推重。”刚进校时，偶尔能从文献中看到东吴大学旧时的模样。不知是哪位同学找到了完整的东吴大学校歌歌词，我们纷纷抄录。这首校歌是一九三五年的，后来改了，不见得比原先的好。二一年，我到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才知道一九六三年，那边的校友重新填词了。中文系的毕业典礼上，我听到了重新填词后的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校歌，感觉特别。
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作为一段历史和传统一直在我们的追溯之中。我们引为自豪的常常是历史。有一年参观校史陈列室，偶然看到校友杨绛先生的一张穿运动衣的照片，这才知道杨先生当年读书时是女子篮球队队员。又在无意之中读到一篇访谈，这才知道校友费孝通先生当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是校体操队队员，而且擅长双杠、单杠什么的。看费老晚年的身材（我们这个学校的人不论老少长幼都称他“费老”），谁也想象不出老人年轻时会在叫“天赐庄”的校园里做李宁一样的体操动作。——这些杰出的校友读书时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生”。费老早年在东吴读书时便要求进步，倾向革命，他后来的生涯道路在早年就有迹可寻。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国家领导人，有一长串的名字是从这个校园里走出去的。在院士又成为极高的荣誉时，图书馆办了个展览，有那么多院士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不管现在如何，辉煌的历史令人骄傲。这有点儿像一户人家，后来虽然落魄了，但祖上曾经阔过。我进校后，有时感觉我们这些同学就像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一样。
历史在文献中，在保护完好的洋楼中，也在领导的讲稿里。偶尔有不少杰出的老校友返校，我们在校园里和他们邂逅，在遥远处看他们，如同在近处读历史书。作为这段历史之关键的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该怎样传承，往往不是学校思考的重点。这正是当下大学危机的表现之一。学校借助上一代人的社会声望以为今天壮威，但历史不只是我们需要时的一种工具。倘若这样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名言，我想所有的史学家都会哭笑不得。所以，我总觉得一个无视学术传统或者没有建立起学术传统的大学，是不会走得很远的；在这样的大学里，如果有学术信仰的人是少数，而且被视为异端，这样的大学其实离真正的大学精神很远，很远。而如何连接这个传统，我至今也在困惑之中。
天下公器（2）
我今天的这些想法萌生于当年的困惑和压抑。那时，我常常在校园的南操场听钟楼的钟声，这也是东吴大学时期的遗产。我们大学时代的照片，很多是以这幢钟楼为背景的，现在的学生也是这样。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也看重我们学校包括这幢大楼在内的东吴大学时期的建筑，常常有剧组来拍摄。有些演员穿着三十年代的学生装，我在看热闹时，觉得我们那些杰出的老校友当年可能就是这类演员的模样。这样的旧式校园的氛围，曾经让我困惑，产生许多幻觉。我在与北京、南京、上海读大学的同学通信时，常常会各自说到自己大学的特点。我能约略说的是过去的历史，但我说不出现在；他们也说过去的历史，但同时是说现在。笼统地说，不管在北京、上海、南京，还是在我就读的这座城市，当今的大学可能都不及往昔的大学，尽管如此，但仍有许多大学，其现在的状态仍然是我在读的大学无法比拟的。我从那时意识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位终究是别的大学无法取代的，都说建一流大学，但什么是一流，其实不可当真，大学都流行口号了，当真有何用。
即便是历史，旧时的大学，现在能够反复说的就是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去年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出版，又让大学的话题再起。读完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是自己虽然读到什么“博士”，其实应当算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如果参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当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这一代大学生的经历。不必说我这一辈后生，上两代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无法写出《上学记》这样的书了。所以我在给学生讲座时曾发感慨，余生也晚，失去了选择读西南联大的机会。渐入中年，越来越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时。近期又读到《书城》上彭刚教授访问何兆武先生的谈话录《〈上学记〉之后》，谈话中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上课的风格。许多年前读过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级时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个宿舍，汪先生“述”得传神，何先生“论”得精辟，文学家与史学家还是有些不同风格的。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写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让我着迷。我一时曾想，那些听过大师讲课的前辈真是幸福，别的不说，记下那些大师的细节，就是好文章了。后来知道，这话说过后应该牙疼。因为能够记住而且写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极少数人。不仅是我，我的同学以及我后来的不少学生都曾因为被这所大学录取而沮丧。在一个小学校读大学的人，他的那种卑微感或许是许多在名牌大学就读的学生无法体验的，这就像超级大国往往不能理解第三世界一样。大学之间也从来是有等级秩序的，在这个秩序中，一所学校以及在这里读书教书的人有时难以超越宿命。我现在身上仍然没有消除的卑微和压抑感，与这所大学在现有秩序中的位置和氛围不无关系。好在我任职的大学终于艰难地发展了，校领导周炳状、钱培德、朱秀林、殷爱荪诸公的抱负和敬业也让我动容。——这是后话。
那时，数学系、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都在旧式建筑中上课，中文系所在的文科楼是一幢有点像兵营一样的庄重建筑物，这类大楼带有五十年代的风格。我们特别羡慕在钟楼上课的外语系同学，偶尔走进大楼，听见楼梯的响声，看着脱漆的地板，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多少年以后，这幢大楼变成了办公室，成为学校行政部门的中心，我也在钟楼的一楼办了两年公，每天从地板上走过。我由此触摸到这所学校的根部，开始找到解释大学时代困惑的一些原因。后来，我到另外一幢比邻的楼办公，逐渐拉开了一些距离，于是，历史和现实又清晰了许多。现在我很少进入这幢钟楼，我暂时尘封了自己与这幢钟楼相关的记忆。我偶尔进出，看到穿制服的保安人员站在那里，又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但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下公器（3）
想恢复“东吴大学”校名的努力，在“*”结束后从未放弃。在我们进校后不久，学校改名了，但不是“东吴大学”，用了“东吴大学”的英文名字，因此有些安慰。
这所学校不再是单一的师范学院，准备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挂牌的那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