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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敌较量了几个回合，我们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几次较量，都是遭遇站，还不是决战，虽然也歼灭了敌不少残余，但还不能说取得了全胜。浮在面的敌，敢于在明里和暗同我们的通击，但是敌的残余，仍然存在。我们队伍中的，对残余敌的隐患，并不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同志胜利后产生了麻痹轻敌思想，有的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误解为片面的宽大。因此，在镇反问题，发生右的偏向。对这些“残雷”视而不见。甚至认为天下太平了，对于敌的破坏活动也不理直壮的去镇压。这种倾向，引起了群众的抱怨。说共产党“宽大无边”、“有天无法”。高安县解放时一度土匪横行，多次发生打干部和杀害积极分子的事、潜伏在反革命组织在一个时期内得到发展，这都说明了“被中民所根本打败了的反革命势力，并不甘心死亡，潜伏在我大陆的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还会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事既是坏事、也是好事。虽然对社会治安起了些破坏作用，但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提高了认识。认识到这些土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都是敌布下的“雷”，扫除了一些明雷、暗雷，但仍然还有不少“残雷”。这颗颗“残雷”。这颗颗“残雷”，不彻底清扫这些“残雷”，只打遭遇站不行，还要从积蓄力量，了解敌入手。在适当时机，大歼灭站，把一些“残雷”，全部扫光。
＇八＇
积蓄力量，一是群众力量，这反面各地通过组织农会，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已经把群众组织起来了。通过不段的斗争，清除了混入我们队伍中的坏，纯洁了队伍，广大群众的战斗力加强了。二是专业力量，主要靠公安局自己了。我到高安时，公安局只有张喜、陆海田、陈衡、叶正直、白福顺、王静等七、八个，少数作过公安工作，都数没有作过公安工作。作过公安工作的也有并不熟悉高安况，而高安况比起东北来，更复杂得多。因此，还必须吸收一批新干部，在斗争中教育和提高他们，同我们一道工作。我到高安不久，晏书笃同志和另外两名学生来公安局工作。为了考验他们，要他们下乡了解些敌和民间枪支况。过了几天，他们回来了，汇报了一些有益的材料，当时那两位学生要回去割禾和继续升学，只留下晏书笃一个，后来为了登记户，便从高安师范和高安联中要了一批学生，其中有卢风、雷树松、邓齐芳、姚金城等。在粮训班招生时，又要了几个，搞完户后，又从各区工作队要了一批。有八一革大后，也有省三工作团的。后来，高安师范又从毕业生中输送了几，县委干训班又来了几个，到一九五一年，公安局已有将近三十个。这些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工作，肯动脑筋，但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枪也没有摸过，什么是特务也不知道。我对他们采取了四条办法：一是量才使用。把文化高，分析能里强的，分配他搞审讯。把脑子反映快，记忆力强、安排到侦察。工作塌实、责任心强、分配到治安。把老持重的安排搞看守工作。所有新同志都根据各自的条件安排了工作。二是充分信任。这些同志参加工作不久，年纪又轻，但我都把他们推到斗争的最前线。朱桃生搞审讯，很读案件都由他审理，对绝大多数案犯的起诉书，都由他起草。晏书笃搞侦察，两个特务组织案都由他掌握，重大的侦破活动都有他参加。付少华的表兄姚子仁是特务组织子，我却信任他用这个关系去抓姚子仁。三是严格要求。这些同志刚参加工作很高，但政策观念不强。晏书笃出差到华，途中抓住了几只用炸炸鱼的船，因而协助南昌市破获了一个贩卖雷管炸案件。这本来是好事，但他在押解只回县时，在灰埠将船的鱼，无偿的送给区、乡政府、学校和一些熟。群众反映到了公安局，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并要他作了检查。雷树松有小孩子脾，过节时，群众打爆竹，他朝天鸣枪，庆祝过年，我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四是岗位练兵。当时，到新区，公安工作任务很繁重，干部也许平跟不，省公安局厅和地区公安都办了训练班，训练新干部。我们把送到省厅训练班学习，送各区公安助理到公安学习，其中有幸英英、罗时布等同志。县公安局也办了个训练班，训练各乡公安员，由局里几位长去讲课。即使这样，还是适应不了工作需要。只有采取岗位联兵办法，边干边学，我们几位老同志就利用工作机会，同他们一道在工作中一起研究敌，一起分析案例，帮助他们掌握业务知识。在公作中发现什么问题，及时提出来商量。使他们通过实践，不断提高业务平。逐渐作到能够胜利工作，制服敌，就是这样，我和几个老同志，同这些年纪二十岁左右，刚走社会的青年，结为一个战斗集，在对敌斗争中冲锋陷阵。
高安是个新区，反动派掺谈经营了几十年，敌的党、政、军、特各个系统都有，帮会、会道门也很多，南霸天，北霸天到都有、但无论怎样多，比起群众来，毕竟还是少数。问题是，这些脸并没有写字，有些混在群众之中，有的还利用一些特殊关系，如同姓、同乡、亲戚、朋友、帮友、同学、同事等等，使我们一下理不出来。这对于发动群众，进行社会改革，无疑是个很大的阻力。甚至他们还会利用各种特殊关系，在暗地里进行破坏。我们进入阵地后，同敌进行的斗争，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形式的，我从多年来从事公安保卫工作中认识到，要克敌制胜，一定要掌握敌。不但要掌握这些担任过什么职务，还要了解有什么罪恶。到高安后，我在公安局作了如下工作：一是汇集敌伪档案。我把“二敖”找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他们办理移，把印信档案出来，档案的材料都是“死”材料，也很不完善。我到高安后，广泛地同各方面士接触，要求他们介绍敌。在这方面，各民主党派都起了不少作同，谈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但也大都是一些另星的和表面的。真正的核心机密，民主党派的同志并不知道。三是从五0年半年反动派党团步登记时，与反动党登记的骨干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四是从群众反映中找线索。我多次强调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公安员要在群众中朋友。建立各种关系。我们的公安员无论在街还是乡下，都要有朋友，有积极分子，也要有政治彩不大分明的，改恶从善的伪职员，洗心革面的帮徒个匪众。这些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况，而且有的况还是有一定简直的，五是从敌的供中了解。敌是可以分化的，敌对待我们、对待生命、对待家庭、对待朋友的态度各有不同，可以加以利用。当敌被我们逮捕后，就把问话的腽肭感，撇额定很宽，下左右都要问到。通过这五个方面，不但弄清了高安当时的敌，还追溯到过去。如中统特务，解放前夕高安县的会报秘书是朱亭，已逃走。我们通过工作，把前三任会报秘书曹克显，万里鹏、曾德中的问题都查了，并且抓住了躲在高安的曹克显和曾德中，把曾经加入我党，以后当了特务的席楷菁、高乐悦、高新甫等的外衣剥了下来，军统虽然在高安没有机构，但查到了一九四八年从外地潜回的少校军统涂亦武和席世文，中校军统分子刘生。还及时逮捕了军统樟树站少校站长傅灿然。青帮组织历来都是有组织、无记载的。我们也摸清了他们的脉络，把大子郑炳荣、聂荣枪、杨立、皱绍仁、王希谷的徒众查得一清二楚。
从高安况来看，由于最大的地方派系陈派主要呢物陈颖（陈际康）和陈颖昆（陈南士）是C、C骨干分子，陈英曾经是民党江西省党部记长，伪立法委员，陈颖昆是伪大代表、二陈在高安的代理“二敖”又把持着民党县党部和县参议会。陈派是以反动党团骨干为基础的，各乡都有区分部。县党部执行委员如谌鸿烈、傅骥、衬庆、黄泮林也都既是陈派骨干，又是民党骨干分子，又是大恶霸，一三任。仅次与陈派的刘派，是以伪江西省合作金库主任刘益铮为首，刘和三区反动势力子幸川是亲家。三、七、十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何祖烈、冷淑芳、张长是这一派的大恶霸。高搞地方派系中势力较弱的是涂派（涂岗、涂壁、涂琳）。涂岗是省参议员，涂派在教育界和一区有一定影响。
一九五0年半年。我就将高安县敌编了一本“敌汇编”，给当时担任南昌地委书记的白栋材同志送了一本，他很高兴地说：“好呀！希望每个公安局都遍一本”。
一九五0年下半年，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全各地新区土改经过试点，即将全面展开。中央与十月份既下达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克服“右”的偏向。我们便在以及继续力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涤污泥浊，为深入开展抗美援朝，全面开张土改斗争创造条件。
在十二月统一行动前夕，经过县委研究后，立即行动，在全县范围内撒下天罗地网。采取下结合、内外结合和群众检举与专门工作结合的办法，四面围剿。下结合是凡属区乡一级的，由区委提出，县委批准。县级以的由公安局提出。内外结合是根据已经获得的况将外逃罪犯通报对方，对外地逃来的，切实控制好。曲折内讧检举和专门工作结合就是通过一定会议收集材料，将公安局已经掌握材料及时底。在统一行动时，全面行动，象风卷落叶一样，绝大多数对象都落了网，即使有几个当时漏往的，最后也大部分归了案。十区和宁乡伪区长、恶霸袁继安，逃至北京他儿子，儿子和媳说：“你要自己回高安公安局投案，我们给你钱，不能再逃了，要老老实实回去服罪”他又跑大批汉他弟弟，弟弟也要他回来投案，他见他弟媳外出，以为去报案，急忙就走，搭轮船，又换火车，在列车听见播送镇反讲话，吓得失魂落魄。到了南昌后，无一文，只得到小巷子去讨饭，谁知一些乞丐也在讨论要坚决反革命。他走透无路，只好一路讨饭走回高安投案。凤市乡恶霸幸燮刚，统一行动后被捕，先是押在区政府，被他乘机逃脱，区里打电话说他逃跑了，要派追捕。突然，他来了民主动到公安局投案来了。他说，到是天罗地网，不如去劳改，作个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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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已经逃脱在外的，也抓回来不少。如刘派子，大恶霸刘益铮、就是在镇反中，有检举。最后派落实，在一九五一年从云南抓回来的。
由于在解放期的几年内，我们在县委统一领导下，与同志们一道，通过深入发动群众，作好专门工作，取得了镇反工作的胜利，推动和保障了抗美援朝和土改运动，所以社会治安一直是比较稳定的，为进行有计划的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当前，全民在党中央领导下，正在同心同德进行“四化”建设。回顾过去的斗争历程，对于鼓舞斗志，进行“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我们一定要像过去扫除明雷暗堡一样，扫除了“四化”建设道路的各种艰难险阻，完成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和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