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医在龚老师的死亡书上签字之后，龚老师的遗体被校工用板车拉走了，虽然十间房从此晚上没了吓人的哭叫，可这个原本的政治适用房，劳改家属隔离区，变成一排太平房了。隔壁龚老师的尸体味道，混杂天国里太平军的死魂灵气息，都会从十间房的每一寸墙壁里每一寸门缝里弥漫出来，润物细无声，随风潜入夜，在十间房一带久久飘荡。
不久这里又来了两户人家，一户是赵老师，其实赵老师已经上吊死了，他老婆在学校招待所工作，带着两个小孩，一时也没法开除，就到这里来太平了。赵老师好像一年到头穿长衫，历史教研组长，很受学生喜欢的一个老师，据说审查了几天就想不开，吊在厕所里了，又据说他吊在男厕所是因为不想让老婆孩子阴魂不散，可是这个历史老师把未来估计错了，学校马上就让他们搬出去了，他们想阴魂不散都做不到了。
另一户是方老师，她的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师长，解放前夕去台湾了，这个账也是要算的，进入十间房就是算账结果之一。多年之后，当父亲这个青年军前上尉还继续在青海洗刷罪名的时候，方老师的前国民党师长已经时光轮回了。省市两级*部门不时跑到学校里来，要安排方老师当一个副校长，一个什么政协委员，又跑到前师长的老家去，要乡里查查他家当年的老房子，不管谁住，不管经费，赶紧腾出来，马上修理好，修旧如旧，*第一。方老师的前师长已是台湾的一个什么大官了，方老师当然又搬出倒霉的十间房了。看来，历史是经常要和大家开玩笑的，历史是一个很不严肃的家伙，所以大家都不要太严肃，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是不可能的，只要活得长寿，不要轻率拉钩，不要轻易上吊，就会有出头之日。不过，小兵和大官还是有区别的，小兵永远是小兵，大官永远是大官，大官是菩萨，小兵是祭品，大官是墓碑，小兵是炮灰，所以不当将军的永远不是一个好兵。该衣锦还乡的自然衣锦还乡，该青海劳改的还要青海劳改，父亲这个逃兵，半路跑去嫁鸡，自断将军路，当然归宿青海。至于赵老师，一个穿长衫懂历史的，实在没必要去厕所吊死，害得老婆孩子一直住在十间房，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人民的就不是人，就不是民，那是不可能从十间房里搬出去的，看来要和我们家为伍到底了。
04隔离或惩罚（5）
我从害怕到诅咒十间房，想法也简单，盼望有一天被台风吹倒，变成一片废墟，活着逃离，死了拉倒，小小年纪，居然产生一种鱼死网破的恶毒，像惩罚我们进隔离区的学校当局一样恶毒。在一个培养人民教师的师范院校里，连一个小学生都敢同归于尽，可见学校的革命传统，教育在我身上的开花结果。我的小学是师范附小，算当地最好的小学，当地最好的中学是二中，按当时的苏联模式建造，红墙黄瓦，绿树成荫，一律寄宿制。本来，我在这个最好的小学，表现出最好的读书基因，一连跳了两级，成为大家的榜样。那时候小升初要全市统考，我觉得我考得不错，二中不在话下，已是囊中之物，十间房马上要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的自信还在于我曾获得全市小学生乒乓球比赛第二名，二中有一个少年体校，提前到附小挑人摸底的体校老师，听介绍说我这个亚军学习成绩也优秀，竖眼看我，身材高挑，横眼看我，四肢修长，瞪眼看我，眉清目秀，秀里藏刀，一副文武双全模样，决定当场拿下，像外公挑女婿一样干脆，一个少年体校的远大前程在我面前冉冉升起。然而，我的录取通知书迟迟未来，母亲比我更着急，找到何教导，托他问情况。果然最不幸的消息来了，何教导说，原来确实已被二中录取，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落选，何教导当时可能已经知道原委，但他没有说，也许说出来怕我们伤心。我跑到二中一看，果然大红纸抄写的新生录取榜上，我的名字被一条黑线划掉了，很粗的一条黑线，粗枝大叶没有把我的名字完全屏蔽，我名字上的这条黑色尾巴后来跟随了我很多年。 其实我知道消息后更多的是害怕，我幼小的心灵已经被父亲的阴影笼罩，我好像心怀鬼胎，我很快想起了一件事情。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班主任吴佐左一走进教室，就让我们全班同学互相揭发，查一查谁曾经说过反动话。一群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谁都不懂反动话，吴老师开始向我们灌输反动话。吴老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动派人还在心不死，凡是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政府、对社会主义、对祖国、对民族、对解放军、对校长、对教导主任、对班主任，所有说不好的话，都是反动话。凡是对美帝国主义、对资本主义、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南斯拉夫烂铁托、对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对反革命分子、对右派分子、对资本家、对地主、对富农、对上中农，所有说好的话，都是反动话。大家听清楚，上面我说的那些话，统统都是反动话。
开始大家认为反动话很好听，一个个把反动话听得津津有味，这个黑脸的吴老师从来没有把课文说得这么生动，后来发现吴老师说完后，沉着脸看着全班同学，拿出一个本子，准备记录，大家这才觉得，吴老师很生气，事情很危险，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好像连气都不敢透，傻乎乎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举手。吴老师又说，不可能啊，不可能，我不相信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就没有人说过一句反动话，都好好想一想，看看谁先来，哪个先举手。可能是吴老师最后几句话，给了一个叫黄小冲的同学灵感，这家伙父母亲也在我们师范学校，父亲也是一个右派，大家知根知底，他灵机一动，站起来就说，丁同学说过一句反动话，他说社会主义不好。我立刻觉得，全班所有同学都把目光对准了我，前面的都回过头来，左边的右边的都向我看齐，后边的把我后脑勺都穿透了。我很想站起来大声辩解，你乱说，我没有说社会主义不好，可是我已经被吓得没有勇气站起来，我看见循循善诱的吴老师已经在笔记本上刷刷刷飞快地记录，他诱敌深入终于大获全胜，我也看见黄同学在那里笑得神气十足，我头脑乱哄哄的一片空白，我甚至在竭力回忆，我可能真的说过这么一句反动话，我不是盼望十间房倒掉吗，那种思想说出来就是很反动的，我已经成为全班师生的敌人了。所以，二中没有录取我完全有可能，吴老师完全有可能把我的反动话记在我的档案里，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狗崽子了，不录取也是活该。吴佐左就是吴佐左，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的反动话理论在小学生中的大胆实践，开天辟地在我身上得到完美结果。黄小冲就是黄小冲，一个右派分子的儿子，同我一样半斤八两，他的以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一方面说明他比我聪明，一方面也说明他小小年纪就懂政治，他完全是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不像我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狗崽子，妄想学校的房子倒掉。反动话事件，结果虽然没有吴佐左想象的那样，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成为一个革命典型，也没有黄小冲想象的那样，表现一下自己的进步或者拍一下老师马屁，他们好像都没有披红戴绿，却把我对学校最后的美好印象搞得一团漆黑，不说侍王府的隔离区，连一所阳光灿烂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小学校，都有公然抹黑的一课。 。。
04隔离或惩罚（6）
我的小升初，我的失学二中，后来我们知道的原因是这样的：父亲是第一错误，母亲是第二错误，我是第三错误，一家三口三个错误的完美结合，重点学校自然不翼而飞了。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众所周知，可母亲在给我填表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可能是政治上不成熟，可能是觉得脸上无光，可能是有意隐瞒，可能仅仅是没有经验，总之母亲没有在父亲这个要命的栏目里，填上父亲这个要命的反革命，母亲根本就没有填父亲，母亲自做主张把父亲从我们家开除了。事发后，母亲当着何教导吞吞吐吐，一边后悔，一边辩解，说父亲去青海五年了，刑满释放了，可是永远回不来了，回不来婚姻就形同虚设了，他们已经离婚了，离婚了就当他死掉了，死掉了就没有这个人了，没有这个人还填什么啊。何教导听完后，一拍大腿，一声大叫，周老师你简直是掩耳盗铃，中国的政治，三代都要查清楚的，死了都要刨地三尺的，不要说丁老师还没有死，没有死怎么就可以当死人，就是死了也一笔勾销不了的，你真是拎不清，说好听是糊涂虫，说难听就是隐瞒历史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是害人害己啊，害了儿子害自己。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人从小到大，是要填无数表格的，你的肉体被很多数字和文字分解开来，肢解成一条一条，你就是赤身条条，这方面好像天下人都有*的经历。母亲好像从来没有赤身*过一样，自以为很君子很淑女，母亲不知道，中国特色的填表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没有一定之规，又处处布满玄机，一切都靠填表人自己领悟与把握，该避重就轻的不能避轻就重，该避轻就重的不能避重就轻，该写实的不能虚构，该虚构的不能写实，既不能完全虚假，也不能完全真实，所以，有多少人因填表而深受其害，又有多少人因填表而获益匪浅。问题还不在这里，母亲没有填父亲也罢了，一放暑假就万事大吉带着我们去杭州外公外婆家了，自从父亲没有后，母亲每逢寒暑假都带着我们去杭州，去外公外婆家简直就是我们的节日。学校在张榜公布的关键时刻，忽然怀疑父亲情况的不明，据何教导判断可能有人举报，不过这永远是一个悬案，学校里一大帮阴险分子，谁都有可能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尤其对母亲这样的大美女。学校派人到我家来调查，母亲在我们家的关键时刻，失去了一次绝好的从良机会，尽管反革命徒子徒孙的最终结果好不到哪里去，但母亲把一丝丝的可能性都自我毁灭了。纵观我们家，父亲母亲真是天生一对，父亲机会接二连三，胡乱挥霍，母亲机会难得一现，溜之大吉，我的尊姓大名就这样被划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前程毁于一旦的刻骨铭心，促使我后来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儿子送进一流幼儿园一流小学一流初中，直至他自己考上一流高中一流大学。当然我自己的过错也无可原谅，我小小年纪就没有把父亲放在眼里，我眼里压根就没有父亲，有没有父亲是一个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一个看你从哪里来，准备到哪里去的根本性问题。二中是第一批次挑生源的，第二批次就是三四五六七*中了，二中在录取之后又把我用一条黑线划掉，档案都没有地方可退，那时候整个市区已经没有学校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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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痴呆或老巢（1）
每年暑假寒假，母亲就早早买了火车票，带我去杭州外公外婆家。金华到杭州我们坐慢车六个小时，真是从天而降的逍遥时光，太阳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花儿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歌声伴随，一路上我尽情享受没有父亲的幸福。假如有父亲我根本不可能一年坐四次火车，一年两次去杭州，这是我唯一可以向其他小朋友炫耀的事情。母亲没有父亲之后，唯一的情感维系只有杭州的娘家了，就像泼出去的水，每年还要流回来。弟弟比较倒霉，因为被保姆兰溪姆妈带去乡下了，去杭州的机会就不多了，再说来来去去的车费，也要不少钱。父亲没有了，他的工资自然没有了，一家的主要收入当然没有了。父亲那时候是中教二级，每月将近120元，在大米1角3分钱一斤、猪肉5角钱一斤、金华到杭州火车票全票3元3角、半票1元7角的年代，有这个工资完全可以高人一等，套到行政级别上，父亲完全可以和共产党的县长平起平坐的。从这一点来说，何教导当年在火车上说的完全说话算话，那时候最高也就是一级，师范学校里大概只有赖书记有这个水平。多年以后父亲从青海回来，去市教委落实政策，办事人员一查父亲现在应该有的工资，按当年的中教二级为起点一算，忽然眉头一皱，继而大呼一声，你怎么比我们的教委主任工资都高呢。一个青海回来的老反革命，一下子居然成为全市中教系统工资第一名了，他觉得有点荒诞不经，这怎么可以呢，于是随便想出一个政策，一个新政策诞生了，父亲的工资就降下了。工资高或低暂且不说，显而易见的是父亲的历史地位依然有重新评估的必要，于是父亲又开始了青海回来后的新一轮上诉，此乃后话。
母亲降级降薪后，一个保姆两个孩子，四个人的开支，生活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