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可能我更注重“向自己学习”吧。这种向自己学习不仅是技术方式上的，也是经验、题材上的。和前面拉扯的力量相比，我更倾向于后面的推力。就这么松弛下来，信马由缰，看看你能走往何处。一方面我是放任自流的，另一方面我却很刻意——人总得有紧张的地方。令我紧张或者我使自己紧张的地方可能就是语言叙述、结构方法等的层面。“写什么”在我是天然的，甚至是命定的，而“怎么写”却大有讲究。我力图获得一种“自然”，但却是以一种“非自然”的方式去获得的。我的平易简单的背后是步步为营，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也许是每个写小说的人都想达到的境界。有的人只管随心所欲，无暇顾及那个“矩”，而我，首先是不逾矩，随心所欲尚不能成就。但我相信，如果你把写作看成一个整体的过程，它就会来临的。我有自己挥之不去的顽固的地方，这很重要。也有努力变化的方向，这也相当关键。强调自己之所长、所有，或者盲目追随都不是现阶段的我所要做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韩东（4）
李：在您的文字中我发现，您一贯反对伪善、“僭越”和“扩张”，主张写作者保持诚实、谦逊和卑微，写作的时候一直这样要求自己的吗？它有没有形成约束和障碍？您的东西写得很慢而且改得很多，和这个有关吗？
韩：写作和生活一样，最大的障碍是自我。“忘我”不仅是一种出神的状态，也是一种需要努力达成的人生。说到底，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东西，作品就是记录、档案、痕迹。自然有“邪恶的天才”，但那是一种分裂——专心致志的工作状态和自我中心的生活的分裂。但，最完美的天才是合一的，我相信这一点，最伟大的书只能由佛陀这样的人写成。我知道，我的这个观点肯定会引起异议、反驳，也危险之极。可不可以不把它看成一种道德规定？仅仅是合一而已。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忘我如此重要，聚精会神如此重要，各种令其分心的欲望、表演、造作都会降低作品的品质。一个擅长于忘我的人，不仅在创作的时候忘我，在其他的事情上也能忘我。或者说，一个擅长于忘我的人，在创作的时候更容易忘我。当然说到底，写作一部杰作或者创造不朽的艺术不应该是人生的目标。完美的艺术应该理解为一种副产品，实现人生超越的副产品。卡夫卡之所以伟大，仅仅因为他的目标不在文学，不在要成为伟大。应该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努力地将写作活动与生而为人联系起来加以思考。障碍和束缚是有的，正是那个想成名成家、想成功的自我。
李：有人说您自我化的取材方式缺少挖掘的潜力，您怎么看？《小城好汉》也是取材于个人早年经历，单就一种风格开拓的可能来讲，您有没有打算今后要尝试打破这种个人化的视角？
韩：我本来想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它不是问题。注重个人经验，甚至取材于有过的生活经历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不正常的文坛才会被作为问题提出，才会成为一种否定提出。有不注重个人经验、取材于书本或想象的写作，难道就不能有其他方式的写作吗？为什么要争取这个“名正言顺”？为什么就不能多元？就不能趣味各异？写作的“正宗”真的就是所谓的“虚构”吗？我说过，“虚构”是文学写作命定的方式，重点在于“方式”，也就是如何写，而不在于你到底写了什么。写想象、写幻觉、写书本、写假设的故事就是虚构了吗？写“假”的就是虚构吗？新闻报道和政府文件中亦有很多虚假的成分，甚至充满谎言，难道，它们就是文学了吗？新闻和文件无论如何虚假，它们都是非虚构作品，就像文学，无论是否写了“真实”，是以真实发生的事为题材的或是以假设的事物为题材的，它都是虚构。再说一遍，虚构是文学命定的方式，是方式。难道说，《西游记》是虚构，而《红楼梦》就不是虚构吗？或者说，后者就不是文学，或者，在文学的价值上就略逊一筹吗？因此，是否虚构并不能以取材论之。就算以取材而论，我也写过很多并非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始素材的小说，比如《本朝流水》、《双拐记》、《同窗共读》、《交叉跑动》、《房间与风景》、《恐怖的老乡》、《美元硬过人民币》、《烟火》，等等。如果你说的“个人化的视角”是指取材于个人经历，那就不存在“打破”的问题，在我这里，是不存在这样的限制的。
韩东（5）
李：童年题材还会再写吗？《扎根》似乎已经写尽了童年下乡的总体，《小城好汉》是取其一个点，以后还会这样“取点”吗？
韩：我手头至少还有十部长篇的素材，当然不完全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的。我不限制自己，你为何要限制我呢？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自传，到时候可以对照我的小说阅读，保证你会大吃一惊的。通过作品窥探写作者的生活过于吃力，也不是一个良好的阅读小说的习惯，会忽略只有小说才能传达的东西。
李：《扎根》中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就是老陶讲故事，为了教育和培养小陶，他给他讲《复活》、《九三年》等时，对原著进行了篡改，讲完之后他只记住了篡改的地方，原作竟真的被忘记了。对每个作家来讲，生活经历就是“原作”，写作完成后，“原作”可能已经被篡改，他记住的是自己的作品，而“作为素材的生活也将消失”——非常有趣的现象！写作能改变自己吗？写作能改变记忆吗？和历史相比，文学的“真理性”和魅力在哪里？
韩：记忆是不可靠的，但面对历史，它又是唯一的。所谓的历史，说到底是由人们的愿望达成的。梦是愿望的达成，历史亦然，历史如梦似幻，因此才成了文学的材料。因此，无论你是否写了所谓的“真实”，它都是虚构的。只不过文学将虚构作为合法的积极的因素接受。在学术研究中，虚构则是一个非法的消极的因素。学术研究中的“真实”实际上只是某种逻辑的真实，而不可能有时空逆转、情景重现。文学写作利用记忆，但目的并不是为了恢复记忆，更不是为了打捞历史。在文学写作中，记忆可能是出发的地方，但绝不是目标所在。写作改变历史是必然的，构成历史之上的历史也是必然的。存在是一回事，关于存在的记忆是一回事，根据存在之记忆的写作又是一回事，对存在之记忆的写作的记忆又是一回事。在我看来，历史和文学都无所谓“真理性”，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之物。但，无论历史和文学都可能成为抵达真理的道路。承认它们并非真理，承认它们的相对，便是一个可能的开始。文学的魅力也许就在于它主动地与虚幻共舞，甚至这虚幻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于“真实”而言的。文学虚幻的舞姿是在与“真实”的张力中展开的。
李：谈谈作者和人物的关系吧。“新生代”作家（包括您）的小说里常常写到人的猥琐、阴暗，人们不一定展开道德批判，但是却常常忍不住拿它和作者对应，您怎么看？展示阴暗，可以是自我批判吗？怎么在作品中区分出它不是变态做作或哗众取宠？
韩：将心比心是没错的。如果没有对人性的洞悉的话，写作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里面不应该有道德批判。在文学写作中，非道德就是它的道德。我说的是非道德，而不是不道德。文学有道德，它的道德就是视任何道德都如儿戏。对于少不更事的孩子或者精神病患者，你的道德观如何建立？对于毒蛇猛兽或者温顺的绵羊，道德要求又是些什么？小说中的人物及其行为应作如是观，他们存在于自己的世界而非你我的世界中。观察、注视、了解、欣赏、怜悯，有了这些就足够了。在文学中，无论道德的或者反道德的，以不道德为道德的，都同样令人厌倦。我常常自我反省，但很少会在文学写作中。你说的“作品中的变态做作或哗众取宠”是有的，当一个写东西的人拿道德说事，自以为可以赏罚分明，就是一种荒唐。当然，道德苦闷或者冲突是一个主题，但写作者应该探询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而非作出是非黑白的判断。 。 想看书来
韩东（6）
李：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展示美好和展示丑恶，哪个更有力量？我们的时代缺少的是什么？爱的能力，还是真诚？就批判的功能来讲，文学真的有助于我们“穿越”猥琐以及阴暗吗？或者退一步说，对作者本人来讲，写作是否有此作用？
韩：艺术在定义上就是美好，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它展示美才能成为美，那不过是宣传，是广告，不是这样吗？艺术的力量不是它的广告作用，艺术自成一体，对于功利的事物而言属于无用。无用就是它的美，就是它的魅力所在。星空是无用的，但你取消它试试。我们的时代不缺少“爱”，不缺少“真诚”，不缺少所有的这些概念、说法，但的的确确，缺少对艺术之美的敏感、理解。艺术在我们的时代成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批判的功能对艺术或者对文学而言是等而下之的，有助于我们“穿越”什么也是它极其粗俗的效用。文学艺术在普遍的理解中变得粗糙和狭隘了。对我本人而言，写作肯定不是为了批判社会，更不是为了克服心理的卑微，怎么说，它也应该更加辽阔和有出息一些吧。
李：您说过自己的写作乐于关注情感和“关系”，对卑微和痛苦者感兴趣，而得意者是十分乏味的。这和您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有关吗？您好像对“滔滔不绝”的人特别厌恶？
韩：不是说幸福是相似的而不幸各有各的不幸吗？我说得意的人是乏味的，是指在文学写作中，他们没啥可说的。当然，在生活中我也不喜欢自鸣得意的人。人这玩意儿，谁不知道谁呢？有什么可装的？西蒙娜？薇依的说法令我印象深刻，她说文学中“善”令人乏味，枯燥陈腐，而“恶”则生动有趣、活力无限。这和现实相反。在现实中“恶”是极其乏味的，而“善”却无比生动。这并非她的原话。文学世界的法则和现实的法则常常是颠倒的。卑微、痛苦、猥琐、变态、阴暗、困境、疾病、死亡、恐惧，诸如此类消极的因素在文学中的确更加具有活力，有它们的天地，而“善”在文学中往往就成了“伪善”了。顺便说一句，我对“滔滔不绝”的人并没有特别厌恶，甚至厌恶也谈不上。我比较厌恶的是伪善，除非在文学中，伪善也被表达成了一种生动有趣的“恶”。
李：刚看了您一篇关于“乡土”的访谈，您平时关注农村吗？您的创作有一部分是和乡村密切相关的，同时代的“乡村题材”创作您关注吗？比如贾平凹，2005年他的《秦腔》比较轰动，还有同在陕西的您的大学好友杨争光等，您有什么评价？
韩：我从来都不特别地关注乡村题材，也不特别地关注城市题材，在我，没有这样的分别习惯。我写乡村是因为那是我熟悉的，我写的是我熟悉的乡村。今天的乡村我不太熟悉。贾平凹的《秦腔》没有读过，不好评论。至于杨争光，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非常独特。他非常了解中国乡村，了解那儿的生活和人性，并且具有不可多得的现代小说的意识。套用最近听说的一种说法，争光是一个大大被低估的汉语作家。
李：能否明确地说一下，从作家自身方面来谈的话，您反对的写作是怎样的？您认为真正的写作应该是怎样的？以此为标准，当代作家里面您认可或欣赏哪些？
韩：我不反对任何写作，任何写作都有它的理由。我反对的是文学写作的霸权。理想的写作局面应该是多元的，各有各的天地，也各有各的吃饭的地方。霸权、垄断、以正宗自居，是对写作事业的伤害，是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文学创造力的伤害。作为具体的写作者当然可以执其一端，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写作，认为自己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现在的情况是，作为具体的个人并无信念，但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反倒森严壁垒。只要你足够有名有势，人家就拉你入伙，管你写的是什么呢。反之则不屑一顾。这是一个文学标准问题吗？非也，是一个权力或者利益得失的问题。我欣赏的当代作家首先是在这一问题上比较超越的，有“公心”的，有“良知”的。实际上作家的良知并不那么抽象，并不需要表达为对人类、对世界、对底层的关怀、“悲悯”，在所从事的工作中有没有超越自身利益和地位的态度是关键。当年德高望重的高尔基读到无名之辈的叶塞宁的诗，激动不已，马上要求见面，并给予对方极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