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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准备寄一张我计划装个框子后送给在阿斯肯的韦伯教授的画，她说那是为你准备的。
多谢你的帮忙。
Ｄ．Ｈ？劳伦斯
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０日
于艾戈别墅
1913—1914年（1）
那年春天，我离开别墅，去德国的巴登巴登，见了我父亲最后一面。当时他病得很重，精神也垮了。“我再也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了，”他老是这么唠叨。
劳伦斯和一位朋友一起去了瑞士的圣贝尔纳德救济院观光。我们约定两周后在伦敦碰头，去看看我的孩子，安排离婚的事宜。我们在伦敦住在加尼特家。一天早上，我在孩子去上学的路上碰到了我的孩子。他们兴奋地围着我欢跳，嘴里还直嚷嚷：“妈妈，你可回来了，你何时回家啊？”
“我不能回家。可你们必须到我这儿来。我们还必须等待。”
可我不能把他们带在身边，多让人难受啊！我自发的生活有一大半倾注在他们身上。可如今这一切都被割断了。当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他们时，他们谁也没对我讲话，只是用那一张张白白的小脸看着我，仿佛见了鬼似的。显然，是有人教他们这么做的。这实在让人不堪忍受，而劳伦斯，则因为爱莫能助而忿忿然。
那时，我们见到了凯瑟琳娜？曼斯菲尔德和米德尔顿？默里。我想，他们是当时我们仅有的两个朋友，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兴奋和欢欣。我们和凯瑟琳娜在她在伦敦的公寓里一起喝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凯瑟琳娜的屋子里空空如也，只有一些坐垫、蒲团以及一只养有金鱼、贝类和水生植物的养鱼缸。
记得她是那么绰约多姿，仪态万方，棕色的头发，细嫩的皮肤，褐色的眼睛。后来，我们把她的眼睛称作ｇｕ－ｓｕ眼。她是个很讲义气的朋友，竭尽全力在帮我同我的孩子建立联系。她去看他们，和他们谈话，并带去我的信。我爱她，把她视为自己的一个妹妹。
当我看到凯瑟琳娜和默里出人意外地坐在汽车顶上，互相做鬼脸、吐着舌头时，简直要迷上他们了。
在马加特，我们还碰到了辛西娅和赫伯特？阿斯奎斯。我觉得辛西娅简直可以同维娜斯媲美。我们还在辛西娅的家里见到了埃迪？马什、渥尔特？雷利爵士和辛西娅的家人。辛西娅的那幢房子非同一般，全都是用船上的木料修建的。辛西娅始终是个忠实的朋友，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战争时期往往难觅知己。
但劳伦斯却呆不住，想离开英国，部分原因是因为离婚的事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不久，我们便回到了德国的巴伐利亚。在那儿，劳伦斯完成了他的短篇《普鲁士军官》。小说中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物——军官与他的侍从之间奇怪的抗争，在我看来对劳伦斯具有特别的意义。小说写于一次大战爆发之前，仿佛他已感觉到战争迫在眉睫。在小说中，那个权力在握的上司神志清醒、郁郁寡欢，总在那里嫉妒另一个人的朴素而心满意足的秉性。我感到劳伦斯自己就一身兼有这两种特性。
这两个人物似乎代表了他分裂的灵魂，一方面是充满意识的人，另一方面却只有下意识。
人生的一大任务，就是要把我们身上不同的特性慢慢地融成一个完整的自我。《普鲁士军官》是一个奇特的故事，它让我害怕，让我看到了劳伦斯灵魂的黑暗角落，人类灵魂的黑暗角落。但劳伦斯在问题和生活中可怕的事情面前表现出的勇气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他的意识试图深入到更深的层次里去时，他常常病得干不下去。这更深的层次其实就是灵与肉的相互作用，而我在这时往往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并试图搞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那么地需要我，以至于我必须始终陪伴着他，完完全全地为他服务。有时，是我把他逼进更深的层次，激起他内心的冲突。这时，如果我走开了，事情就会很糟糕。他最恨我走开。而我则会这么告诉他：“你把我当作一个‘解剖兔子’的科学家。我成了你的‘试验品’。”
1913—1914年（2）
我们想再去意大利走走。
第二年冬天，我们在靠近莱里西的地方找了一座名叫“菲谢利诺”的小别墅。在那儿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更有南方风味的意大利，像吉普赛人那样在那儿小住了一个时期。这一切总是更富有探险性。
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到处都是橄榄树和各式各样的蔬菜。这片土地缓缓地伸向海湾。我们常常在海湾洗澡。那里还有一条平底船，劳伦斯喜欢坐着这条船，乘风破浪驶向大海。这时，我总是呆在岸上望着他，像一只在孵小鸡的母鸡，嘴里还一个劲地嚷嚷：“如果你成不了真正的诗人，就在那儿淹死吧。”
雪莱就是在不远的地方淹死的。在高高的岩石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吊床里，欣赏那些漂亮的红帆船里的渔民，还有那些从斯培西亚来的潜艇。我们雇了一个女佣人，叫艾丽德，她照顾我们的生活，也很忠爱我们。她的母亲弗丽丝也常常到我们这儿来。她们对我们非常忠实，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市场替我们买价廉物美的东西，对我们绝对地负责任。艾丽德感到悲哀的就是劳伦斯有时会穿着旧衣服出门。这时，她会飞快地追上去，递给他一件外衣，“穿上，洛伦佐，穿上，洛伦佐。”逼迫他穿上。这一点就是我也做不到……当我在圣诞节带她在斯培西亚买东西时，她对我殷勤备至，仿佛她是在侍奉意大利的皇后，这实在使我懊恼不堪。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有一次，我们在沃特菲尔德家观赏他们漂亮的古城堡“沃拉”。那天晚上，我们睡在一间硕大的屋子里。屋子之大，简直让人感到可怕。相形之下，我们的两张床显得那么渺小，我们只得将它们拼起来，以便在偌大的空间里造成一个较大的位置……那真是一个美妙无比的地方。城堡高居于马革拉河之上，河水怀抱着城堡，在下面缓缓地流去……宽阔的城墙上，长满了盛开的鲜花，形成一种但丁式的黎明，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菲谢利诺别墅只有三间小屋子，一个厨房。我竭尽全力想把它搞得尽可能舒适。其实，我怎么做都关系不大，因为我们差不多整天都不在家，在外面用餐，长时间地散步，只有当夜幕降临时，才回到屋里，在楼下生个火炉。我相信我和劳伦斯的主要契约永远是对生活的向往。在我们看来，所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大是小，都有其自身的魅力。
但我们也遭到一些沉重的打击。纽约的米切尔？肯尼迪替美国买了几册《儿子与情人》，给我们寄来了二十五英镑的支票。当时我手头正好缺钱，劳伦斯便对我说，“这钱你就留着用吧。”我把支票拿到斯培西亚的一家银行兑现，可他们对我说，支票上的日期是涂改过的，必须退回纽约重开。支票退了回去，可一直没有再寄回来。就这样，十二年里劳伦斯没有就《儿子与情人》拿到美国的一分钱。这种吝啬使得劳伦斯终日默默地生气——其实，这种事还是不去想的好，忘掉算了。既然无能为力，又何必去为此而耗费精力呢？可我在当时却像个傻子，因为自己感到了失望而大谈特谈这事儿。后来，我们又碰上了不少这类令人沮丧的事。尽管他的工作风险很大，可他还是接受了十分微弱的经济地位，而我想，我之所以能受到他的赏识，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希望发财、在社会生活中充当什么角色。我这个人实在不善于交际，而且，我也喜欢受穷，根本不想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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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3）
在斯培西亚海湾周围有不少别墅，我们在那儿碰到了不少那儿的主人，英国人或美国人。这些人大多很友好，可我对劳伦斯说，“我不喜欢说假话。告诉他们，我们还没有结婚，也许，当他们知道这个情况后就不再会喜欢我们了。”
有那么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漂亮小姐亨廷顿，就为此而十分忧伤。“我很喜欢你们两个，”她后来写信对我们说，“我自己觉得你们很不错。可我不得不对你们说：我相信你们错了，你们在一起生活是一个错误，一种罪孽。”她是那么地忧伤以致我都替她难过起来，因为她本人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问题，可最终还是选择了另一条路。而我还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地接受了我自己，因为在我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直至今天我还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价值，整个社会游戏又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标准从来都是不存在的，社会游戏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在菲谢利诺度过的那个冬天非常愉快。其间，劳伦斯写了《虹》。当时书名暂定为《姐妹们》。记得当时加尼特读了《虹》的手稿，对它不那么欣赏。为此，劳伦斯十分沮丧，认为加尼特没能跟上他的思路。我对他说：“你是在打破旧的标准，开创新的天地。”有人说我毁了劳伦斯的天才，我知道事情并非如此。
劳伦斯总是那么忙忙碌碌，他教了我不少歌，我们在傍晚时分一起歌唱。他喜欢我嘹亮的嗓子。他自己唱起来声音很轻，但是，他是这样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以一种令人赞叹不已的方法绝妙地传达了歌的音乐和精神。
我们也在一起绘画。他作画时是那么地专心致志。用嘴舔一下笔，迅捷地画在纸上，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一切之中，根本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漫不经心地瞎涂一气，纯粹开开心而已。
我还记得我们的钢琴从斯培西亚运到那天的情景。大海上飘来一叶小舟，在海岬周围起伏波动。三个意大利人惊慌失措，生怕弄翻了船，把钢琴沉入海底。我们对此不无同情，因为那情景确实十分危险。最后，他们终于将钢琴搬上了海滩，把它抬到了我们住的别墅里。一路抬还一路欢快地喊叫着。
圣诞节来了。艾丽德家里来了一大帮亲戚，大约有十二三个。晚上，他们和我们一起唱歌，显得十分舒坦自在。艾丽德的老母亲用古老的对唱形式唱起了法国民谣。英俊的路易吉也来了，他那从树上摘橄榄的动作实在引人入胜。还有那位爱恋上路易吉的姑娘马埃斯特罗。糟糕的是姑娘门第略高一级，而小伙子并不喜欢马埃斯特罗。我不知道他们最终结合了没有，但我知道悲剧总是不断出现的。悲剧就像顽症，时时缠住我们不放。我们已经超越了人类的、如果不是上帝的法则，我们得为此而付出代价。然而，世上还有一条永恒的法则：我们这些凡人是不允许得到太多的幸福的。我和劳伦斯在当时似乎已超越了人类幸福的尺度。据我所知，年轻时期的劳伦斯本可以十分幸福，那时，战争尚未摧毁他对人类文明的信仰。他有一种对同胞的深沉而自然的爱……可看到的却是他们的死气沉沉，他们机械式呆板的灵魂。
我曾经问劳伦斯：“什么是文明？这个人为的、我无法理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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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914年（4）
他回答说：“文明就像一棵从某一人种里长出来的树。它生长，开花，然后就势必要死去。”有时候，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劳伦斯是英国文明这棵大树上最后绽出来的一枝绿芽。不管怎么说，无论英国文明是否已经没落，我总还是希望它不要死亡。劳伦斯是英国文明的最后一枝新芽。如今，它已茁壮成长，刺破青天。
他总是那么绝对，那么不可置疑。“从长远的观点看，人们是不会忽视我的。”他常常咬紧牙关愤愤地说，“尽管他们极想避开我，但他们终究做不到。”我想，事实也确实如此。
生命如此机械地延续着，它的发动机轰鸣声和其他噪声越来越意义匮乏，所有的生存意义都被淹没了。谁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聆听那些真正能够振奋生活的声音。我们对生活，对真正生活的感觉已经萎缩了。
每当我想到劳伦斯杰出的天才被人冷落，被人嘲弄，受到压抑、贬低，或者以恩人的姿式对他加以“保护”，我便不由地感到我们的文明是那么地愚不可及。事实上，我们多需要他啊！而如今，当他已经作古，他那对同胞的爱已经消逝那么久之后，人们才开始感伤起来。那些批评家，真是的！假如他们当初不是批评而是接受劳伦斯的话，他们自己的生活又该有多么地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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