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但“林肯和贝利店铺”还是倒闭了。因为林肯一心只知道念书，而贝利总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破产是免不了的。林肯又只好干些粗活挣点住宿费。他帮人砍柴、耙草、筑墙、剥苞谷、到锯木厂打工，还当过一阵子铁匠。
在曼塔·葛拉罕的启发下，他又学习了三角和对数，当起了测量员。他赊账买了一匹马、一副罗盘，就去为镇上的农民丈量土地，每丈量一块地，收三角七分半的酬劳。
这时，安妮到一个农场里给人煮饭打工，因为她父亲的酒店也破产了。林肯马上到了同一个农场，帮人耕种。只要能在安妮身边，他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到了晚上，他就去厨房帮安妮洗盘子。林肯去世前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在伊利诺州做农场工人的时候，远比做白宫主人快乐得多。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无缘品尝那种满足和狂喜了。
真是好景不常，1835年8月，安妮病倒了。一开始，她只是感到浑身乏力，开始发烧，但仍然坚持干活。一天早晨，她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人们从纽沙勒请来爱伦医生，他诊断安妮患的是斑疹伤寒，可当时的医疗水平还无法治好它。安妮四肢冰冷，医生用热石给她取暖，但她体内却似火烤一般。她一直嚷着要水喝。现代治疗斑疹伤寒时，常用冰块退烧，并鼓励患者多喝水，可惜的是，那个爱伦医生并不知道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
安妮挣扎着度过了可怕的几个星期。最后，衰弱得举不起她的小手了。医生不允许外人探视，要求让病人完全休息。林肯也一样不能进去看她。以后的几天里，安妮一直频频地呼唤着林肯的名字。于是，家里人特地请来林肯。当林肯走进屋子，关上房门，轻轻走到床边，两人对视良久。这一刻，已是这对热恋的情人最后的凝视和告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最后的树叶（3）
第二天，安妮开始昏迷不醒。几天之后，她就离开了林肯和这个世界。
安妮去世以后的几个星期，是林肯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他茶饭不思，沉默不语，一个人离群索居，双眼凝视远方。仿佛随着安妮的去世，他的灵魂也已被摄走，只留下一副空空的躯壳。朋友们怕林肯这样下去会自杀，于是拿走了他身边的刀子，还防着他去跳河自尽。
安妮死后，被埋在五英里地以外的“协和公墓”。林肯每天都要步行到那里，去陪伴安妮。朋友们有时觉得他待在那儿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不得不去把他苦苦劝回家。当暴风骤雨来临时，林肯就痛哭着说，他不能让狂风暴雨侵扰安妮居住的地方……在山嘉蒙河岸边，有人看到林肯口中喃喃自语、漫无目的四处乱逛，就为他请来了医生，因为大家怕他发疯。医生认为，应该让林肯做点事，以便转移他对安妮的怀念。
在城北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有位林肯的好友叫宝林·格林，他把林肯领回家中，并自觉担负起监护林肯的责任。格林的家非常幽静，房屋后是向西延伸的林立的山崖，房屋前是一片平坦的洼地，通往树荫环绕的山嘉蒙河。格林的老婆南施，让林肯劈柴、挖土豆、挤奶、摘苹果；她在纺纱时，故意让林肯帮着扯线，让他忙得没有多余时间自个儿冥想。
1837年，安妮去世两年以后，林肯告诉一位州议会的同事：“人们以为我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其实，我在孤独时依然悲观，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敢随身携带刀子。”
安妮的去世，使林肯成了全伊利诺州最忧郁的人。
与林肯共事过的威廉·H·荷恩敦曾说：“林肯在以后的20年中，已失去了人生的欢乐。他走路时，仿佛浓浓的忧郁快要从他的身上滴下来似的……”
此后，林肯开始偏爱那些有关悲哀和死亡主题的诗歌，甚至到了着魔的地步。他常常一个人无语地静坐，很长时间出神发呆。然后，忽然念出几行忧伤的诗句，句子出自一首诗：《一片最后的树叶》。
布满青苔的石板，
盖在他曾亲吻的芳唇上，
多年以前镌刻墓碑的，
是他心爱的人的名字。
林肯在安妮死后最喜爱的诗是《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在孤独的时候，他念给自己听；在伊利诺的乡村旅馆里，他念给旅客听；在演讲时，他为听众引用它；进入白宫以后，他又背给客人听，并且将它抄送给朋友们。他说：“假如我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我愿意倾尽所有的财物，哪怕负债。”
这首诗的最后两段，是他最喜欢的：
希望和绝望，欢乐和悲伤，
与阳光和雨水交织；
笑声与热泪，蜜语与哀歌，
如后浪掀前浪，接踵而来。
就在一转眼、一吐纳之间，
健康的朱颜成死亡的惨白，
金色的生命入棺木和殓衣，
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
安妮·鲁勒吉安息的“协和公墓”，坐落在一个静谧的农场里，周围有麦田和牧地包围，牛羊们常在此觅食。这是一块安详的土地。到了春天，鹌鹑们会来这里筑巢繁殖，偶尔会有一两声羊的叫唤和鸽子的咕咕声打破这里的宁静。现在，那里灌木和藤蔓丛生，很少有人会去那里参观。
1890年，就在安妮去世50余年后，在四英里路开外的彼得堡，当地一个从事殡葬生意的商人新辟了一处公墓。而在此之前，彼得堡已经有了一处名为“玫瑰山”的公墓，那儿既宽敞又美丽，因此，新公墓一时没有人购买。真正是“生财有道”，那商人居然打起了安妮坟墓的主意，他想把安妮的遗骨迁移到新公墓里去。
“在1890年5月15日左右，”——本书引用商人自己的话时一字未改——他掘开了安妮的坟墓。
有一位老太太，她是安妮的堂兄麦克葛拉蒂的女儿，那时还住在彼得堡。麦克葛拉蒂深知林肯对安妮的感情。他常与林肯在一起同吃同睡、一起下田，并协助林肯丈量土地。
老太太在一个宁静的夏夜，坐在自家门廊前的椅子上告诉本书作者：“以前我常听爸爸说起，林肯在安妮去世后，常一个人走五英里路到安妮墓前，在那里一呆就是一整天。爸爸怕林肯发生什么意外，就去把他劝回家……安妮的墓被掘开时，爸爸与那个殡葬商人当时都在场。他说，他们没有发现安妮的尸骨，只找到四颗珍珠钮扣。”
精明的商人于是挖出珍珠钮扣和一捧泥土，供奉在彼得堡的“橡树园”新公墓中。并声称安妮·鲁勒吉就葬在那里。如今，每到夏季，就有千百名游客来凭吊所谓的“芳冢”。 他们对着四粒珍珠钮扣垂泪的场景，这样的场面我亲眼见过。艾德嘉·李·马斯特斯《汤匙河诗集》中的一首诗，被刻在一块美丽的花岗岩纪念碑上：
少女微贱本无闻，
不朽旋律已谱成。
“不存恶念施慈悯。”
宽容之道传众生。
慈容写满众生脸，
真理之光在闪耀。
安妮·鲁勒吉，
生前蒙受林肯爱，
埋骨荒草冢。
生虽未同衾，
死可结连理。
祖国永繁昌，
英华绽胸前。
贪婪的殡葬商依然无法带走安妮，她的遗骨留在她长眠的“协和公墓”里。那里也埋着亚伯拉罕·林肯的心，他的热泪滋养着这块土地。安妮·鲁勒吉长眠在野玫瑰和北美鸽的鸟语花香之中。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玛丽·陶德（1）
玛丽的风格是高傲，她坚信自己日后会成为总统夫人。
在安妮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837年的3月，林肯骑马离开了纽沙勒。他来到春田镇，开始了“实习律师”的生涯。
他在马鞍袋里塞进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衫和内衣裤，这就是他的全部财物了。在一只蓝色的旧袜子里面，有几枚数额不大的硬币，那是他做邮递员时所代收的邮资。到春田镇的第一年，林肯手头非常紧。要是别人也许早就挪用这笔邮资了，待以后再补上。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这样不诚实。所以，当邮局里来人跟他结账时，他交出的钱正是前一两年收进来的那几枚，而且一文不差。
店铺倒闭后，贝利又酗酒致死，留下来一大堆债务。林肯骑马走进春田镇的那天，身上已负了1100元的债务。
那时，林肯完全可以通过钻法律上的空子，声明生意失败，请求分摊责任的办法躲过债务。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却主动找上门去，请求债主给他时间，到时他保证连本带息一并偿还。除一个叫彼得·凡柏金的人提起诉讼之外，别人都应允了；那人胜诉后，林肯的马儿和测量工具就被拍卖了。其他债权人耐心地等了14年，直到1848年林肯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他才将薪水寄回家，还清这笔老账，兑现了他的诺言。
那天早晨，当林肯到达春田镇的公共广场后，他就在西北端的“约书亚·F·史匹德日用商品店”前面下了马，将马儿拴在那儿。史匹德后来回忆道：
他下马后，打算向镇上惟一一家家具匠订做一个床架。他走进我的店铺，把马鞍袋搁在柜台上，就向我打听做一个床架需要多少钱。我算了一下材料的费用，发现总共要花17元。他说：“不算贵，可是无论多便宜，我都买不起。你假如让我欠账，那么，到圣诞节时我的律师事务所成功了，就可以还你钱；但假如失败了，可能一辈子也还不起。”我抬头打量着他，心里暗自惊讶：这辈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忧郁的脸孔……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想。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于是对他说：“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请你来跟我分享它。”他问：“你的房间在什么地方？”我指了指通往卧室的楼梯说：“在楼上。”他什么也没说，抱起马鞍袋上了楼，下楼时，他笑逐颜开地对我说：“好啦！我十分感激你，史匹德！”
就这样，没付一分钱房租，林肯和史匹德一起在店铺楼上同住了五年半。
威廉·伯特勒是林肯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不但提供林肯五年的伙食，而且还为他买过不少衣服。伯特勒并未明说要收多少钱，这完全是出于朋友间的友谊和帮助。林肯可能付过伯特勒一点钱，那是在他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林肯认为，如果没有伯特勒和史匹德的援助，他的律师事业绝对不可能成功。林肯把这两个好朋友视为上帝的恩赐。
林肯与一位姓史都华的律师合作。大部分时间史都华都在关注政治，律师事务所的例行事务都由林肯负责，不过业务并不多。办公室内的陈设也有点寒酸：一张肮脏的床、一块野牛皮毯、一把椅子和一条长凳，还有一个书架，上边搁了几本法律书。
律师事务所开业的头半年，只收了五笔律师费：一笔二元五角的、两笔五元的、一笔十元的，他们还收了一件大衣作酬劳。
玛丽·陶德（2）
林肯惨淡经营，心灰意冷。他想放弃法律改做木匠。一天，在春田镇的“佩吉·伊顿木匠店”前停留，林肯又回忆起在纽沙勒读法律时，曾想要抛下书本，去当铁匠。
在春田镇的第一年，林肯非常孤独。有时在晚上，在史匹德店铺后面，偶尔会来几个议论政治的男子，他们算是林肯有限的交际圈了。他星期天很少上教堂，他觉得自己在春田镇幽雅的教堂里会很不自在。
在写给玛丽·欧文斯小姐的一封信中，林肯提到，在春田镇的第一年，只有一个女人曾和他说过话，他还说：“如果不是出于必要，她是不会跟我讲话的。”
不过到了1839年，林肯的处境有了起色。那一年，有个女人不但与他说话，而且还追求他； 最后嫁给了他。她的名字叫玛丽·陶德。
后来当有人问起，陶德这个姓氏为什么是这种拼法时，林肯回答得很幽默：“或许是因为上帝 （God） 只一个‘d’就够了，而陶德 （Todd） 家却需要两个‘d’的缘故吧！”
玛丽·陶德出生于贵族世家，她的曾祖父辈、祖父辈和叔伯舅公辈中，曾出过将军和州长。陶德家族的人爱夸耀他们家族的历史，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玛丽曾在肯塔基州莱辛顿城一所法国学校念过书，这所学校是法国贵族维多丽·夏洛蒂·里克瑞·曼特尔夫人与她丈夫办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为躲避断头台的铡刀，由巴黎逃到美国。于是在学校里，玛丽学了一口巴黎腔调的贵族法语，还学会了跳八人舞和塞加西亚圆圈舞，那是法国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跳的舞。
玛丽心高气傲，她坚信自己日后会成为总统夫人。她不仅坚信这一点，还喜欢在人前这样说。对于旁人的嘲笑，她毫不在意，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玛丽的一个亲姐姐说她“爱炫耀、夸饰和权力”，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野心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