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神在人类意识中表现出专横霸道以前，人并没有深刻地考虑自己是否会挨饿，无疑，他有时会挨饿，但和鸟儿比起来要好得多，何况鸟儿也不是常常挨饿的。同时，人也不比鸟儿更关心会不会挨饿的问题。可现在他却害怕了，只是一个劲地埋头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思想的神奇力量，那让人激奋的情感——羞耻、恐惧、愤怒和偶尔欢欣的原始情感的力量。通常，这种欢欣是虚假的，是因为原始自我的另一次挫败而引起的。
可见，精神和自我意识组成了动态思想的大电池，其中坚思想则几乎总是自我牺牲思想和自知之明，那个人类苍白无力的伽利略式的幻影。
且慢！还有一个复仇女神呢！当“老亚当”还在那儿贪婪地追求享受时，去征服它是十分有趣的，宛如驯服一匹野马。报复，奇特的报复。“老亚当”不是你可以一劳永逸地驯服的动物。它一旦被驯服了，也就神经不健全了。
我们这代人是四千年来试图打破“老亚当”而彻底驯服它的结果。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打败，被驯服了。
画的介绍（5）
那么，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当原始或本能的意识越来越微弱时，动态思想也就越来越僵化。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庞大的思想库存，但那实际上都是些用完了的废电池，它们不可能在本能的躯体内引起什么感情或感觉方面的反应。爱是思想的一种死去的外壳——我们对它麻木不仁——因为爱只是一种伟大的动态思想，现在已经耗完了。自我牺牲也是一种死去的外壳。征服、成功和行善亦是如此。
事实上，已没有什么至今仍活着的思想和理想了——思想和理想其实是一回事。你可以去启动它们，但得不到任何反应。你可以去爱，去同别人私通，直到鼻青脸肿——你从中也得不到什么真实的东西，“老亚当”可能会严厉地惩罚你，但决不会对你的理想探索作出丝毫的反应，你已经死了，你感觉不到什么。你还是认识这一点的好。
当然，大众总是在那儿欺骗自己说他们在感觉着什么，即便在他们没有感觉的时候，当他们说“我爱你”时，就会有一种想象中的情感迸发，而他们则根据习惯故作姿态。电影上所有的爱、接吻及其他的特写镜头，还有观众中闹闹哄哄的反应，统统都是装腔作势、按部就班。这都是因为大脑在作祟，而身体不过是被迫去充当丑角罢了。
而这就可能打破我们健全的大脑赖以生存的灵与肉之间的自然和谐，我们的大众会马上因此而变得神经不正常。
由于害怕虚无——因为人类开始有了他自己害怕的虚无，人类因为自己完全缺乏感受能力而惶惶不安，到了最后，他极端害怕他的自我意识——现代人建立起一种分解代谢（一种破坏性感知）的逆反过程。他再也不可能具有充满活力的情感了。很好，这样，他就有了由于他最深层组织的分解代谢而产生的破坏性知觉。
饮料、毒品、爵士乐、速度、“爱抚”，所有这些现代的刺激形式，都是我们活着的身体内部细胞的分解代谢而产生的感官效果，我们分裂自己的细胞，释放出一定的能量和随之而来的感官知觉。很自然，这是一种自杀过程，它同以往的没有什么差别：具有自我意识的自我（即精神）在攻击原体（即老亚当）。不同的是，今天的攻击是直接的。所有最放荡的波希米亚女郎和其他放纵自己的人都在直接地做着他们的清教徒祖先间接从事的工作：残害那“老亚当”之体，现在的欲望是直接的自杀。只需再走几大步，它就无异于战争造成的血腥大屠杀。
今天，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到处都是有意识的身躯在那儿进行感知的分解代谢。这比起旧时对“老亚当”的攻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可以肯定，它动作更快些。它实质上同过去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新精神。它可能是《基督的一生》，也可能是一本关于相对论的书，一本抒情诗集，或者一部电话簿那样的小说，无论如何，还是对活生生的人体的传统的攻击。人体仍然被视为是可憎的。所不同的只是现代人把所有的排泄物和恐惧拖进来，放在你的鼻子下，说：享受一下这恐惧吧！或者，他们把爱写成是一次小便过程——只不过他们事实上说的是接吻而不是小便——他们说：这不是很可爱吗？
民 主（1）
（一）平等原则
惠特曼提出建立民主的两条定律或原则，可以概括如下：
１．“普通人原则”或“平等原则”。
２．“个性化”或“特殊化”原则。
我们都十分熟悉“普通人原则”。所有关于平等以及社会完善的那些含糊的论述，都以这个定律为基础。人类的权利、人类的平等以及人类社会完善的可能性——所有这些一度令人激动不已的抽象概念，无不是以这个小小的，却又至关重要的假设为根据而产生的。
什么是“普通人”？众所周知，世上并不存在这一类生物，只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概念。它将整个人类简化为一个数学单元。每个人计数为一，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这就是“普通人”的首要前提。
让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这个“普通人”，这个神秘的单位“一”，并从解剖学的角度加以探讨。把“普通人”这个小小的怪物放在桌上，看看“他”是如何构成的。“他”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怪物。“他”有两条腿、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一切都很精确。“他”有胃以及生殖器。“他”是一个小小的有机体，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机构，一种单元，一种个体。
“他”有什么用处呢？假如“他”有一个器官，就必有所用。假如“他”是一个有机体，那“他”也必然会有所用途。这个问题是幼稚的，然而必须予以回答。“他”既然有一张嘴，生来就是为了吃。“他”既然有脚，生来就是为了走。“他”既然有生殖器，那当然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如此等等。
这个“普通人”、这个“单元”、这个“侏儒”——是多么讨厌的小动物啊！可是，“他”却有“他”的用处。“他”是用来衡量一切标准的标准。发明这个“普通人”并不是单单让“他”作为原始的模型。对此，我们却曾犯过多么可笑的错误啊！我们发明了“他”，是将“他”作为一种比较的标准，将“他”作为一种与“米”、“克”、“英镑”等其他单位类比的衡量单位。这是“他”唯一的目的所在。“他”向来就不是为了让人们顶礼膜拜。我们是一群多么可笑而愚昧的人啊，盲目崇拜偶像而不能自拔！
当我们用尺丈量房屋的大小时，我们并不因此而下结论说，尺是主宰地球与一切星宿的权杖。可曾几何时，我们还在大谈特谈这个“普通人”、这个平常人，大谈特谈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标准化发明。我们把自己变成了头号傻瓜。
现在让我们剥去这个偶像的金塑外衣，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以及他有什么用处？它像米或英尺一样，是一个数学量值，纯粹是人的头脑的主观产物。关于这一点，我们应有一个十分清楚的认识。
民 主（2）
但是人的头脑是为了自身的目的才发明了这种标准。假定如此，那么目的又是什么呢？仅仅在必要时运用它在活人之间作比较，正如金钱一样，它仅仅是一种人为的设置，用它来比较一条羊腿跟一卷济慈的诗集，而金钱本身却什么也不是，它仅仅是衡量人类欲望大小的一种主观的以及固定不变的标准。倘若我们错将这个标准作为被测之物本身时，并将我们的欲望建筑在金钱的基础上，那就成了无意义的实用主义了。
现在来谈谈普通人本身。约翰身高５．６英尺，因此就得穿特大号的裤子，着旧的衣服。而你，弗朗索亚——就得穿小号的。普通人也有一张嘴和一只胃，每天能消耗２磅面包和６英两肉，因此你，弗里茨吃的就超过了一般人的食量，而你，亲爱的埃米莉——却低于你应该消耗的定量。普通人也有生殖器，因此你们大家——弗朗索亚、弗里茨、约翰和贾科莫——可以在平均年龄（譬如说２５岁）生孩子。
不知怎么地，“普通人”并不十分满意，他没有被完美地设计出来。我们以前没有使他完善起来，这真令人不胜惊讶！这是因为我们混淆了所争论的问题。当“普通人”还不得不披红戴绿地站在塑像的底座上时，我们又怎能科学地将他树为某种理想的典型呢？我们应该立刻把他拉下来，他根本不符合理想。他仅仅是一个标准，一个配备了标准服装和标准皮靴的生物，他的胃被调节到标准的食量。
赶快把他完善起来——普通人、正常人、一般人！他的身高、肩宽和胸围该有这些英寸，体重该有这些磅。他必须吃这么多的食物，睡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么多的工作，玩这么多，爱这么多，想这么多，作这么多的争论，读这么多的报纸，以及生这么多的子女。随便哪一位，社会经济学教授也可以，快替我们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普通人，下周二三便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实在太需要“他”了。
你心目中一般人，实际上只相当于裁缝那儿的普通人的模特儿。“他”是你的“一切平等学说”的偶像和模拟像，然而人类并不平等，过去没有，将来也决不会有。除非你硬给某种荒诞不经的人类理想下定义，但是，在事物正常的发展过程之中，所有人确实都有一双眼睛，一张嘴，一只胃和生殖器。尽管有各种不同意见，我们还是坚持这样的看法，在事物正常发展过程中，所有人确实都会感到饥渴、疲倦、快乐与痛苦，他们会恋爱，渴望性交随后又急于摆脱女人。普通人就是代表所有人在身体、功能、物质和社会方面的需求和欲望。物质的需求，这是关键所在。普通人是人类物质需求的标准，
民 主（3）
请勿涉及一切精神和隐秘的需求，它们同普通人毫无关系，你不可能从这一类事情中获取平均标准。对胃来说，一个人的佳肴未必一定是另一个人的毒药。是的，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平均定律对胃也同样适用。所有幼小的哺乳动物毫无例外地都要吮奶，但是涉及到自由的、内在的人之本性时，一个人的佳肴确实成了另一个人的毒药。因此你既无法制定任何平均标准，也不可能拥有一种平均标准，除非你打算毒害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想要来解决人的平等和人的权利的问题。社会这个概念，意味着人们得在一起生活。人们必须在一起生活。为了生活在一起，人们必须具备某种标准，某种物质标准。由此就产生了平均标准的问题，由此也就牵涉到社会主义和现代民主，因为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以人的平等为基础的，人的平等就是普通的平均的标准。这个见解是相当正确的，只要它能代表人类的真正的基本物质需求——这是我们一再强调和坚持的。因为社会，或者民主，或者任何政党或社团的存在，都不是为了个人，也不应当为了个人，而仅仅是为了确立一个普通的平均标准，为了使人们在一起生活，也就是说，为了提供适当的设施，以便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恋爱与娱乐，根据整体中每个成员的需求形成一种平均标准。超过共同需要的一切，则取决于个人。
国家是为了对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作适当调节而存在的，并不是为了其他别的目的。国家是一个无生命的空想，民族是一个无生命的空想，民主也是无生命的空想。他们全都是向一个民族的人民提供最低的物质需求的设施。它们只是大旅馆、大招待所而已。在那里，每一个来客都应为它做一些零星的日常事务——要不就是四处闲逛，从而给人一种悠闲自在的印象。正是因为做出了以上这一种贡献，他还得到了适当的膳食供应。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大国，它们不再具有重要意义，除了成为大型的食物委员会和住房委员会以外，而且这些委员会只是为了一群物质口味大致相同的人们而存在着的，无疑它们具有其他意义，无疑１７世纪的法兰西公民们还在为他们那些刻在凡尔赛石碑上的丰功伟绩沾沾自喜。可是，人们那种集体的自我表现能力却在日益丧失。不仅如此，人类在集体表现上获得的巨大发展一直在朝着纯个人表现的可能性发展。最高的集体性是以最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自发性作为真正的目标的，但我们又一次将手段当作目的，以致集体的代表——总统们——并没有被看作是社会机器的主要部分（尽管他们实际上是这样），而被当作理想人物而备受尊祟。该做的事并不是要将国家甚至国际主义这种观念提高到一种新的高度，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