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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导游这份工作还为研一带来了额外的收获——他的个性由此变得圆融多了。因为需要为外国人担当导游，他不但学会注重女士优先的观念，更学会了为客人们设身处地地着想。在这之前，我因为他神经质的可怕个性，常常尽量避免跟他说话。然而自此以后，研一的个性开始变得温柔多了。
还有另外一点需要感谢口译导游这份工作的，就是研一在外国人面前的自卑感消失了，还认识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大人物。直到现在，他还和一些当时认识的美国人维系着良好的友谊关系。我想，这份口译导游的工作，一定为现在的国际大师大前研一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团队中的麻烦人物
因为同时兼顾学业、单簧管以及口译导游这三样工作，研一在大学时代的出席率依然很低。尤其是在春、秋这两个观光旺季的时候，他竟然有一半以上的课缺席。像他这样的学生居然可以顺利毕业，研一自己也说真的要感谢同学们，代他点名、伪造签名、代他出席，等等，当时可说是使尽浑身解数才顺利过关的。
受到口译导游这份工作的影响，研一的个性被磨得柔软多了。当时我有上基督教会的习惯，研一竟主动要求要跟着我去。那时他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还就读于东京工业大学研究所。
我和研一上的教堂就位于现在横滨球场的美军专用基督教堂。只参加礼拜实在有点无聊，后来便加入教堂的圣歌队。就这样，我们每个星期三都会练唱星期天做礼拜时要唱的圣歌，同时还能领到圣歌队的薪水。在当年，五千日元的薪水可不是个小数目，我当时在丸红饭田公司（今天的丸红株式会社）的月薪是八千五百日元。在这样的物价水平下，我们每个星期只要去两次教堂，就可以拿五千日元的薪水。
因为一起上教堂的关系，我和研一日渐变得很要好。还曾经因为每个星期天都一起出门，被不知道我们是姐弟的邻居问：“你们家的大小姐是不是快结婚了？”他们大概总是看到我和年轻男性走在一起，才误以为我已经订婚了吧。
才在圣歌队待了一年左右，积习难改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开始怨声载道，提出诸多意见，比方说不想只当合唱团成员，想要独唱，或是嫌当时的乐团指挥莎拉？威尔曲的表现不好，提议让自己代替她指挥等等因为是美军教会，这些要求当然也得用英语来说。当时研一的英文程度进步神速，因此一字不顿就哗啦啦地脱口而出。不过，虽然让指挥下台的提议理所当然地被否决，教会倒也真的为他在礼拜仪式中单唱或吹奏单簧管等提供了机会。
当时在教会负责弹奏管风琴的人，是现在决策系统研究株式会社的董事长饭久保广嗣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两家都还是好朋友。
如果将这个基督教堂的圣歌队也算进去，研一的大学、研究所生涯中忙着做的事情就兼顾四样了。因为如此忙碌，以至研一无暇顾及学生运动或交女朋友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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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都全力以赴
虽说如此，研一打从娘胎中带来的反叛精神可是一点儿也没改变。为了申请东急东横线的快车停靠在离我们家最近的白乐车站，他曾经满腔热血地参加了请愿运动。研一推举了当时神奈川大学的米田校长做代表，并召集了前众议院议员加藤尚彦，以及之前提过的大井晴策先生，一起在白乐车站如火如荼地推行签名请愿活动。虽然最后因为没有其他支线经过的理由，这项运动终告无疾而终，但可从中看到研一一如既往的个性：一旦一头栽进什么，绝不善罢甘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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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大前妈妈
从搜真女中毕业后，我进入丸红饭田公司（今天的丸红株式会社）就职。在丸红上班的那段日子是多姿多彩的，从来都没缺过约会的伴。
这并不表示我特别迷人，而是因为当时丸红的女性职员还不到百分之十，因此只要是女性都很受欢迎。
住在田园调布的外婆当时还开班教导茶道和插花，而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学这些手艺。上班后，每逢周六我都会以去外婆家学习为借口跑出去约会。
为了瞒过妈妈，约会完了以后我总会绕回外婆家，再带一些花回家。
就这样，我并没有和任何一个特定的对象约会，而是和很多不一样的人出去，享受那份浅尝辄止的快乐。其实，虽说是约会，不过也就是出去喝杯茶或吃吃饭而已。
当时爸爸和丸红也有过生意上的往来，经常会到我们公司来拜访。于是下班后我常常和爸爸一起去吃东西或喝喝酒，这些美好的回忆也很难忘。
当时所谓的派对指的就是舞会。除了全公司上下一起举办的圣诞舞会外，还有像单身宿舍主办的舞会等。公司的单身宿舍不只一栋，若不小心只参加了某个特定宿舍的舞会，很可能会被谣传与那个宿舍里的某某人在交往。因此我若是要参加，就会参加全部的舞会。
妈妈从小就非常喜欢跳舞，结婚以后虽然继续在练舞，但跳舞毕竟得男女配对，因此，她每次出去练舞时都会向爸爸交待说“去练体操”。爸爸想必也不知道妈妈在婚后还想继续练舞吧！
因为妈妈总抱怨说：“身边没有会跳舞的男生。”有一次，我邀她一起参加丸红的圣诞舞会。舞会的会场设在会堂，场面相当壮观，对我们而言，这次舞会的意义非同凡响。当时丸红有几位曾是东大舞蹈社社员的男士（编按：东大舞蹈社的实力在东京六大大学中名列前茅，东京六大是指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和立教大学），我打算让妈妈与这些舞技超群的同事们共舞，因此特意邀请她参加这次舞会。
由于我在事前已千叮万嘱地交代过“我要带我的妈妈来，请你们一定要邀她跳舞”，因此舞会一开始，会跳舞的同事们就一窝蜂地挤到妈妈面前来邀舞，而我就像个透明人一样无人搭理。
邀请妈妈跳舞的人实在太多，以至有好多人还在排队——妈妈的舞姿太优美了。她因为有幸与舞技高超的男伴尽情共舞，而变得容光焕发。直到现在，当年的年轻男士半跪着向四十多岁的妈妈邀舞的情景，以及妈妈那华丽动人的舞姿仍历历在目。
离开丸红一年之后（我已持续上了五年的班），我和同在丸红共事的同事结婚，这是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事情。翌年，我的女儿真智子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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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进麻省理工学院
与此同时，多亏同学们的“代理出席”（编按：请求人代替上课的书面语），研一才好不容易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并继续进了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所深造。他在大学时代的专攻科目是应用化学，进了研究所后则专修原子能工学。
就在此时，研一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他获得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的入学许可，可以赴美深造。当时是一九七三年，研一才二十四岁。关于决定留学的始末，他曾经在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处女作《恶魔的循环》中提过，我在此引用一小段：
那时，阴差阳错地得到意料不及的好机会，我竟然可以向麻省理工学院办理申请入学的手续！我在申请理由的那一栏里，填写了之前我想上（国内）研究所的三大理由，但我将里面较“地域性”的地方以较“国际化”的方式来呈现。
因此，我在申请表内写上：因为一块钱也没有，因此需要全额公费补助。然后还附加说明“我很优秀”。
后来，通过和入学审查委员会的会长谈话后才知道，在麻省理工学院收到的申请表里，有很多人是用这种手法来进行自我宣传的。尤其是印度人，如果只看那夸张的自我介绍，你一定会误以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天才。因此，委员会会长告诉我，校方其实在面对来自不同国籍与不同学校的申请表时，都准备好了不同程度的可信度“折扣率”。幸运的是，日本人生性谦虚，不太会使用夸大其辞的招数，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对日本学生的“折扣率”也就相对较低。而我那大胆的、虚张声势的请求就这样被接受了。
不久后，就收到了从麻省理工学院寄来的入学许可证书。随后的几天，“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的通知也来了，但通知上提出：“请参加留学测试之类的英文检定，我们会依学生的英文程度分班”。由于我从大一就开始做英文导游，因此对自己的英文信心十足。于是，我厚着脸皮回复说“我的英文程度受到敝国交通部的认可”，并提出明显的暗示“既麻烦又花钱的考试可以省略吧”。
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封文绉绉的信。信上说：“敝校之审查委员会予以认同阁下之英文能力，仅以此函告知喜讯。”入学手续就此结束。后来经过和校方的几次接触，才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弹性机制，真让我们这些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过几次书信往来，我决定将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然后趾高气扬地就去了波士顿。
以上这段话中提到的申请入学“三大理由”，指的是研一在上研究所时立下的三个志向：
① 学习原子能，以确保日本能使用低成本能源动力。
② 即使不燃烧石油，也可以活用由石油合成的原子能。
③ 将便于储藏又能提供长期需求的燃料——原子能，奠定为稳固的国内产业。这样，当遇上石油危机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需要依靠军事力量才能解决。
研一抱着明确的目标进入研究所深造，于他而言，在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无法达成他的目标，便由此萌生了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进修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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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的念头
顺利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的研一，从没料及麻省理工学院的课业如此繁重，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用功的时期。即便对于美国人，美国大学的博士课程也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是使用不同语言的留学生。研一想必为此吃了不少苦。
不只课业繁重，第一次的海外生活与文化上的隔阂也让研一困扰万分，他甚至还曾经在学生宿舍与美国室友发生冲突（这些事情在他早年的某些著作中也有提过）。
和研一发生冲突的美国室友经常带女朋友回宿舍，两人总是躺在床上聊天说笑。研一觉得无法忍受，于是带着书和笔记本上图书馆，一直到半夜才回宿舍，这种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有一天，研一终于忍无可忍了，他一拳打穿了房门，径直奔向那位室友——几乎就要跟对方决斗了。
对美国人而言，即使枕在女朋友的膝盖上读书，只要成绩不错，也没什么大不了。而且即使有人在场，他们也不会太介意。但对研一这样的日本人而言，一边和女人玩耍，一边还要读书，这成何体统？就此事而言，已体现出所谓的东西方文化差异。
不仅如此，研一在经济上也显得相当拮据。前面的引文中提到，虽然留学经费是拿全额的奖学金，但还是需要节衣缩食。当年1美金相当于360日元，从日本带过去的钱根本不够花。那时，研一在写给我的信中就曾经提到：“自从来到这里以后，也不知有过几次了，真想把东西变卖了，以凑足回日本的旅费。”
在实际运用中提升英语水平
一九六八年夏天，也就是研一进麻省理工学院刚满一年的时候，我在丸红上班的丈夫调职美国，我们一家人也因此要移居纽约。丈夫在纽约任职后，我和女儿随后就到。还记得我们是在七月十九日抵达纽约的，当天正好是女儿两周岁的生日。
丈夫在我们抵达之前，是一个人住在饭店里，边工作边找房子。但是当我和女儿出了机场，却发现只有研一一个人来接机。当我问他在哪儿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开会不能来”。在家人抵达时，不能到机场接机的驻外代表，大概在丸红纽约分公司创立以来是史无前例的吧，而且听说这项纪录即使到现在也还没被打破过。
丈夫是那种一切以工作为重的人，家里的事一概不管，并认为只要自己管好自己就行，对我和女儿是一贯的放任主义。因此从拆行李箱到打点家具等事，全都是研一向学校请了三天假帮忙做的。
而且刚到纽约的第二天，丈夫竟然叫我立刻到*申请电话。没办法，我只好背着女儿去办理申请手续。当地人在背宝宝时是用背靠着背的姿势，因此觉得我这种趴在背上的日本式背法很稀奇，于是纷纷过来窥看女儿的脚，并开玩笑说：“她的脚怎么了？”
还有一次，因为公寓里的热水出不来，当我想打电话向管理员求救时，竟怎么也想不起英文的“汤”（日文汉字将洗澡的热水写作汤）该怎么说。因为我在丸红负责的是输出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