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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犯的罪恶越大，越是无法补偿，受害者的愤怒自然也就越强，同样旁观者同仇敌忾的情绪，以及犯罪者对自己罪行的悔悟也就越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大的伤害莫过于夺走他的生命，死者的亲友相识会对此怒不可遏。因此，在犯罪者和其他人看来，谋杀都是一种最惨无人道的罪行。破坏我们对尚未得到的事物的希望，远远比不上夺走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因此，破坏曾经的约定只是让我们的希望成为泡影，其罪恶无法与侵犯财产、偷窃和抢劫相比。关于正义的最神圣的法律是为了保护我们邻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违犯这些法律的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报复和惩罚；其次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和所有权，最后才是保护通常所说的个人权益或保障承诺实现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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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一个人慷慨仗义，不是因为轻率的想法而是有正当的理由，那么他会觉得自己一定能得到那些受过他帮助的人的爱戴和感激，由于对他们的同情，他感到自己一定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和赞赏。当他用公正的旁观者的态度来回顾和检视自己当初的动机时，会有更深的体会，并为想象中对自己的裁判和赞许而欣喜。他的行为从各方面看来都让人满意，一想到这个他就感到心安理得、其乐融融。他和所有的人都能融洽相处，在他们中间感到信心十足、志得意满，他相信自己已经是最受人尊敬的人物。所有这些感情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优点的自觉，或者说认为自己应得到回报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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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产生影响的原因
无论痛苦和快乐是如何产生的，无论其根源有无生命，都会在所有的动物身上立竿见影地引起愤怒或感激。即使一块石头碰疼了我们，我们也会马上对它火冒三丈。小孩会摔打它，狗会对它狂吠，脾气火暴的人会骂骂咧咧。实际上，我们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会改变这种态度，立刻意识到不应该向没有感觉的东西发泄报复。可是如果一件东西对我们的伤害很大，我们会一直耿耿于怀，恨不得把它砸烂烧毁。如果一件器械偶然造成一个朋友的死亡，我们就觉得向它做这种荒唐的发泄是理所当然，不这样做反而像是不通人性的罪人。
同样，我们会感激那些经常给自己带来很大欢乐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如果一个海员依靠一块木板才从失事的船上逃生，一上岸就把它丢进火堆，我们会觉得他冷酷无情。我们大概都希望他能够小心翼翼、满怀深情地保存这块木板，就像保存一件心爱的纪念品一样。使用过多年的鼻烟壶、削笔刀、拐杖，会让我们逐渐积累起一种感情，对它们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钟爱和珍惜。如果它们被弄坏或者丢失，我们的烦恼会大大超过它们实际的价值。曾经居住多年的老屋、长期乘凉的大树都会得到我们的尊敬，仿佛它们是我们的恩人。它们的朽烂毁灭虽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但是都让我们闷闷不乐。远古的森林女神和家庭守护神，也就是树木和房屋之神，可能就是起源于对这类事物的敬畏之情。这种感情好像很没有道理，因为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生命。
但是，如果某一事物要得到合情合理的感激和愤怒，那么它不仅要能够带来快乐或痛苦，而且还要有能力去感知。没有这种能力，就不可能得到那些忘乎所以、自然发泄出来的感情。因为某种原因造成了我们的欢乐和痛苦，所以我们只有对其进行报答才能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而那些没有感觉能力的对象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回报。因此，动物比没有生命的东西更适合接受我们的感激和愤怒。咬人的狗和顶人的牛都要受到惩罚，如果它们致人死命，那么只有杀死它们才能让公众和死者的亲属满意。这不仅是为了保护生者，某种程度上也是为死者报仇。相反，那些为主人立下汗马功劳的动物会让他们感激不尽。 《土耳其侦探》中的那个官员刺杀了那匹曾驮着他横渡海峡的马，因为他害怕它以后还会用同样的壮举让别人声名远扬，他这种残忍的行为令人震惊。
动物不仅能带给人快乐和痛苦，也能感觉到那些情感，但是它们仍然不能满足人类的感激和愤怒。当我们对一个人表示感激的时候，我们不仅希望他感到快乐，而且要让他知道这种报答是因为他过去的善行，让他为这种行为而愉快，让他觉得他的善心并没有白白付出。我们最希望看到恩人与我们心意相通，希望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定得到他的首肯，希望得到他的尊敬。我们很高兴看到别人对我们的评价符合我们的自我评价，希望别人也能对我们另眼相看。我们自愿报答别人，主要是为了得到他的欢心，从而满足自己的情感。那种缠着恩人表示感激，以求得更多恩惠的自私心理，常常被大度之人瞧不起。但是，即使是大公无私的心灵，也不会认为维持和增进恩人对我们的尊重是无足轻重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施恩者的动机，如果我们对他的品行颇有非议，那么无论他曾经给过我们多大的帮助，我们的感激之情也总是会大为削弱。他的青睐无法取悦我们，我们也不值得努力去对这样一个无足称道的恩人保持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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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和不认同的原则
我们是否赞同自己的行为，其根据似乎与我们据以判断他人行为的原则完全相同。我们是否赞同他人的行为，根据的是当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时能否充分同情导致其行为的情感和动机。同样，当我们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行为时，是否表示赞同也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影响行为的情感和动机有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除非我们离开自发的立场，尽量带着一定的距离感来看待自己的情感和动机，我们就不可能全面地审视它们，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判断。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有努力用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或者采取他人可能会有的看法。因此，无论我们做出什么判断，都会与他人的判断具有某种隐秘的联系，无论这种联系是实际存在，还是某种情况下可能出现，或者仅仅出于我们的想象。当我们考察自己的行为时，我们会努力做的像任何公正无私的旁观者那样。当我们置身于他的立场时，如果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影响自己行为的所有情绪和动机，我们就会同意心目中那位公正法官的认可，赞同自己的行为；否则，我们就会体谅他的非难，并且谴责这种行为。
如果一个人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从来没有跟别人打过交道，那么就像他不可能想到自己长的是美还是丑一样，他也不可能想到自己的品质、情感和行为是好还是不好，以及自己的心灵是美好还是丑陋。这些都是他难以理解、自然也不会注意的，而且他也没有一面镜子可以将这些展现给自己看。一旦把这个人带入社会，他就立即得到了此前所缺少的镜子。周围的人的表情和举止就是他的镜子，无论他们是否体谅和赞同他的情感，都会有所反映。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感情是否合适，看到自己心灵的美和丑。这个一生下来就与世隔绝的人，现在全神贯注于那些给他带来快乐或伤害的外部事物。那些事物所激起的感情，渴望或厌恶，快乐或悲伤，一时间全都展现在他面前，而这些是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的。对这些感情的想法从来没有让他感兴趣到专心思考的地步。尽管思考这些感情的起因经常会给他带来快乐和悲伤，但是对快乐的思考不会给他带来新的快乐，对悲伤的思考也不会给他带来新的悲伤。一旦进入社会，他所有的感情立即会引起新的感情。他会注意到人们对他的某些感情表示赞同，而对另一些感情却表示反感；前者使他受到鼓舞，后者则让他感到沮丧。他的渴望和厌恶，快乐和悲伤，现在常常会引起新的渴望和厌恶，新的快乐和悲伤。于是，现在他会对这些深感兴趣，不时沉浸于专注地思考中。
我们对长相美丑最早的概念是来自别人而不是自己的体形和面貌。但是我们很快就能感觉到别人对我们同样的评论。他们对我们长相的夸奖让我们高兴，如果他们觉得我们难看，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很想知道自己的外貌会得到什么样的评价。我们用照镜子或者类似的办法，尽可能与自己保持一定距离，努力以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不厌其烦地审视自己的身体。经过这样的审视，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外貌感到满意，就会将别人最坏的评价置之度外。相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让人讨厌是理所当然，那么别人任何一句微词都会让我们觉得无地自容。一个外表还算英俊的人会容忍你嘲笑他小小的缺陷，但是对于丑八怪一般可开不得这类玩笑。无论如何，我们担心的显然只是自己的美和丑对他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同社会没有联系，这些就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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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开始考虑如果在他们的处境中会有什么表现，以此来检查自己的感情和行为，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向他们表现。我们假定自己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行为，并且尽力想象这种行为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合适的唯一途径。如果这种观察让我们感到高兴，我们还尚可满意。我们可以毫不在乎别人的赞扬，不把世人的指责放在眼里；无论受到怎样的误解或歪曲，我们都自信理应得到别人的称赞。……
生来就希望被人热爱
人不仅生来就希望被人热爱，而且希望自己可爱，或者说希望自己很自然地招人喜欢。他不仅生来就害怕被人憎恨，而且害怕成为可恨的人，或者说害怕自己理所当然地招人痛恨。他不仅希望被人赞扬，而且希望成为值得赞扬的人，或者说在没有得到赞扬的时候也确信自己是理应受到赞扬的人。他不仅害怕被人谴责，而且害怕成为该受谴责的人，或者说即使没有受到谴责也知道自己确实应该受谴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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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别人的感情和判断与我们自己是否一致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取决于我们对自己的感情是否恰当、判断是否正确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时，一个敏感的人可能担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操方面也会过于任性而为，或者害怕因为自己和朋友受到伤害而过于愤愤不平。他生怕自己情绪过分激动，一味感情用事，因为见义勇为给别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虽然不是清白无辜，但也许并不像他原来认为的那样罪不可赦。这时他非常看重别人的意见，他们的赞同让他得到最大的安慰，他们的反对则可能给他惶恐不安的内心雪上加霜。如果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把握，就不会把别人的看法时刻挂在心头了。
有一类艺术品非常高贵典雅，需要极高明的鉴赏力才能理解其中的奥妙，但是在某些方面鉴赏的结论常常并不一致。还有一些艺术品，它们的优点能够得到明确的论证，有令人满意的证据。前者比后者显然更加需要公众的评价。
诗歌的优美要求高超的鉴赏力，年轻的初学者很难把握这一点。因此，没有什么比朋友和公众的好评更让他喜出望外，也没有什么比糟糕的评价更让他无地自容。前者让他对自己的表现信心十足，后者则让他垂头丧气。也许在获得经验和成就之后，他会对自己的判断更加自信。然而，公众的批评总是给他带来深重的耻辱。拉辛为自己的悲剧《菲德尔》反响平平而耿耿于怀，以致虽然正处于写作的巅峰时期，也决定不再写任何剧本。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那些不值一提、错误百出的批评给他带来的痛苦，常常超过了最为热情中肯的赞扬给他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也对那些微不足道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可以和所有最优美和谐的英国诗歌相媲美，但是这不朽的名著却受累于最卑鄙拙劣的作家们的批评。据说格雷由于自己最好的两首诗遭到东施效颦的模仿而受到很大刺激，以致想要从此搁笔。那些自诩妙笔生花的文人的敏感性可与这些诗人相比。
相反，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信心十足，因此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