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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与宁汉分裂（3）
当时不但我们如此，即使蒋总司令也口口声声说希望汪主席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蒋氏此言是否由衷，其言行表里是否一致，他人固不可知，但是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探得汪氏住处之后，我和白崇禧等一行遂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的第一次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立刻便会烟消云散。
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唯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不可避免。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烁烁，充满了疑虑。
嗣后，留沪中央执监委，暨驻沪军政负责首领曾和汪氏开会两次，出席者计有：吴敬恒、蔡元培、李煜瀛、钮永建、汪兆铭、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黄绍竑等和我。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我们仍在继续开会的时候，报上忽然登出“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该宣言指出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云云。“联合宣言”一出，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氏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吧？！”说得汪氏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当晚汪氏遂秘密乘船到汉口去了。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
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
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除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变”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拋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正是汪氏此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
上海方面至此，清党已势在必行了。本来4月2日吴敬恒已领衔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的呈文，现在便根据此呈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的活动。同时并根据我上次向蒋氏提的建议，次第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渗透的部队接防。
清党之议既决，李济深、黄绍竑即分电粤、桂留守人员，告以“清党”的决策，各嘱所部防范共产党的暴动。其实，广西当时共产党甚少，省党部委员之中，只有少数“左倾”分子，没有真正的共产党。谁知电到之后，广西留守人员竟将这些“左倾”的省委枪杀了，同时各县党部中的极少数*也被捕杀。在桂林县党部中，我的一位年轻的表弟李珍凤也被杀。珍凤是我外婆外家的侄孙，其父为有名的廪生，住居两江墟西岭村，也是个世代书香之家。珍凤短小精悍，能说会讲，干劲十足，可说是个有为的青年。北伐前曾随我去广州，大概就在那时加入了共产党。他对我从不讳言其为共产党。有一次，他竟大胆顽皮地对我说：“表哥，中国二十年后便是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我回答说：“不要胡说！”这样活生生的一个青年，也在清党运动中被杀了。其胞兄李血泪，早年曾任梧州市党部执行委员，抗战末期在重庆，以共产党嫌疑被特务头目戴笠所囚，后来还是我把他保了出来。
两广既已清党，东南各省也同时发动。上海方面，也在白崇禧策划指挥之下，由杨虎、陈群两人执行，于4月12日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解除武装。各地方政府及各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也纷纷褫职。气焰熏天的共产党和“左倾”国民党分子，一经*，不出数天，便烟消云散，于此也可见其基础的脆弱。从此之后，共产党在东南一带即转入地下活动。
东南和两广既已进行清党，武汉中央方面乃通电申饬。宁、沪方面的同志也一不做二不休，开会议决否认武汉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政权相对抗。4月中旬，留沪各委员齐集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及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宣告成立，遂形成宁汉分立的局面！
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1）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已正式成立，并选胡汉民为主席，此外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也次第成立（总政治部主任为吴敬恒，副主任为陈铭枢），乃公开否认武汉中央的合法地位。武汉方面也于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另以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所谓“东征军”，顺流东下，*我辈“叛逆”。在汉的原有激烈分子如徐谦等，冲动之情已不消说，即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辈，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
我方对此种威胁，自不得不采取相应防御措施。先是，江右军总指挥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因同情汉方反蒋，已先期离宁返汉。程氏第六军中的两师精锐，一在南京，一在江北。程氏去后，其在江北的一师遂取道淮河北岸，遁返武汉。原驻南京的十九师因我军监视很严，遵命改编为“暂编第六军”，由原第六军参谋长杨杰晋升军长。
正当宁汉双方阋墙之争相持不下之时，新近败北的孙传芳残部和直鲁军主力也开始向我反攻，意图卷土重来。4月12日直鲁军许琨部自淮河南下围攻合肥，我军马祥斌部正死守待援。另路直鲁军则沿津浦路南下，攻占浦口，并经常以野炮隔江轰击南京。时西线敌军也图南犯，奉军精锐正由张学良率领，自京汉线南下至驻马店，威胁武汉。处此紧要关头，宁汉双方如真自相火并，必将同归于尽。
4月下旬，南京方面军事委员会乃决定继续北伐，以减除江北敌军的威胁，并解合肥之围。5月1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东线各军分编为三路，继续北伐。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辖第一军（欠一、三两师，何自兼军长）、第二十六军（周凤岐）、第十四军（赖世璜）、第十七军（雷万顺）；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白崇禧代行，辖第四十军（贺耀组）及第一军的一、三两师（杨杰指挥）、第六军（亦由杨杰指挥）、第三十七军（陈调元），陈调元并兼前敌总指挥。我则受任第三路总指挥；以王天培为前敌总指挥；辖第七军（夏威）、第十五军的第二师（师长刘鼎甲）、第四十四军（叶开鑫）、第二十七军（王普）、第十军（王天培）、第三十三军（柏文蔚）、独立第五师（师长马祥斌）。
此期北伐计划我军作战的总方略，系以第二、三两路为主力，由皖北攻截津浦路，第一路则陈兵于镇江、常熟一带，俟二、三两路奏功后，渡江北进，以肃清苏北之敌。
计划既定，我遂将所部分为五个纵队，指定集中地点，克日出击，其战斗序列如下（略）：
命令下达之后，第十军暨第二十七军乃于5月3日由大通渡江，向庐江、舒城集中。第七军则分三处渡江，第一师于5月5日自西梁山，第三师7日自芜湖，第二师及十五军于6日自荻港开始渡江，7日渡毕。
斯时江北敌军为程国瑞和许琨等部，一经接仗便纷纷溃败后撤。5月11日我第一纵队遂占领含山，第三纵队也于同日占领巢县。12日第二纵队进驻巢县，与第三纵队会师。第四纵队也于同日抵达舒城。
敌军溃败后，复将主力二万余人集结于柘皋、店埠、梁园附近，与前攻合肥之敌刘志陆、张敬尧等联合，以图顽抗。我二、三两纵队遂向柘皋推进，以寻找敌军主力而歼灭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两路北伐会师陇海路（2）
当我方决定继续北伐时，武汉军似乎真在作“东征”准备。目击此一危机，我乃于4月间派参谋长王应榆往汉，向武汉各领袖陈述我的意见。我力主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王氏抵汉后，不久便有电来说，武汉中央大体同意我的建议，主张先将北方之敌击溃再说。
武汉方面情势虽转缓，唯江西方面的朱培德反蒋仍力，有待疏通。先是当我军于3月末离赣东征时，武汉中央遂将亲蒋的江西主席李烈钧撤换，而代之以朱培德。朱氏衔蒋甚深，积愤已久，一旦取得江西省省主席地位，遂激烈反蒋，所有在赣的蒋系人物悉被摒除。朱氏并亲作长书致何应钦，历数蒋的偏私狭隘、市私恩、图*等各项罪状，力劝何氏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在南京曾将此函示我。该函确系朱培德亲笔，长凡十余页。我问何应钦：“你把这信给总司令看了没有？”
何说：“我当然要给他看啦！”
这时朱培德陈兵于九江、湖口一带，武汉如真来一次“东征”，则朱培德部势必为先锋无疑。为彻底避免革命军自相残杀，我认为有一晤朱氏的必要。因此，当我军开始渡江北进时，我乃电约朱氏一晤。5月11日，我自芜湖专轮西上，翌日抵湖口。朱氏乘轮来迎，我遂过船与朱氏倾谈。
朱氏和我一见面当然就痛诋蒋氏，并力述南京另行成立中央的非计。我则说，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眼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我更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的第三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七军。试问以第三、七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我一再申说，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
我的一席话，说得朱培德颇为所动，我便请他转告汉方中央各同志，切勿河汉斯言，自贻伊戚。说完，我便辞别回船，驶返芜湖。朱氏也去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