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地联想起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米涅所撰写的《法国革命史》，只要读一读这本历史著述里对于雾月政变的论述，人们也许就会感到，大仲马在《双雄记》里对于这一重大事件的描绘，其态度显得格外严谨。自然，《双雄记》不是历史教科书，大仲马也不是在写编年史，他没有必要、事实上他也没有仅仅满足于把政变的始末叙述一番，他的做法是：以拿破仑为中心，全力描绘这位将军是如何巧妙地制定政变计划、如何大胆地实施计划、又如何取得全面的成功的。
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一书里曾经这样谈到雾月政变日子里的拿破仑：“他（指拿破仑）表现得庄重、朴实、稳健、冷眼旁观，他已经有了一种善于用人的长处和一种不自觉的凌驾一切的作风。尽管他不急切，不浮露，却有一种信心很足的神态，人们可以在他身上看出某种阴险的用心。”。”①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一段话就是《双雄记》里拿破仑这一艺术形象的基调，大仲马不是用抽象的论述，而是用人物的动作和语言把这一“基调”生动、完全地表现出来了。在小说里，我们看到拿破仑对于当前的局势和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了若指掌，他胸有成竹，却又不动声色，他善于抓住有利的时机，做出准确的判断，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行动，把对手逼进绝境，从而夺取压倒性的胜利。在《双雄记》里，拿破仑的几个对手，如巴拉斯、戈伊埃等人也并非平庸之辈，他们对于拿破仑的企图也并非木然无知，而且时时严加防范，只不过拿破仑事事棋高一着，在他的铁拳之下，他们统统显得不堪一击。大仲马是一位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他对于雾月政变的成功显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厌恶和抵制任何专制制度，因此，他在盛赞拿破仑这位凯旋英雄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低估或掩饰这个人物身上的阴险狡诈、野心勃勃的一面。在《雾月十八》这一章里，我们可以读到拿破仑在政变成功后对其下属的一段演说——请注意，这段演说并非作者的向壁虚构：“我离开时的法国是那么兴旺，他们把它变成什么样子了？我离开时留下的是和平，我回来时见到的是挫折；我离开时留下的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千百万财富，我回来时看到的是欺诈、掠夺和贫困！”这种自负、狂妄的口气十足地表现出这位第一执政舍我其谁的傲慢心理，一个未来的大独裁者已经崭露头角了。因此，《双雄记》里的拿破仑，是“英雄”和“奸雄”兼而有之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基本上是历史上的拿破仑。《双雄记》不仅使我们熟悉了雾月政变这一时期的法国历史，也使我们了解了拿破仑，法国历史固然不是拿破仑一人创造，但谁又能够把这位将军和法兰西的历史截然分开呢？
①米涅：《法国革命史》，第三二七页（商务印书馆）。
大仲马不仅善于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来展现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而且非常重视人物活动背景的历史真实性。这里所说的“背景”，指的是历史事件所发生的那个地方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在《双雄记》的《告读者》一章里，作者就说过：“要写一本故事情节发生在我没有看到过的地方的小说或者剧本，这对我来说是力不从心的。”因此他在每写一部小说之前，总要到那里进行考查了解，力图搜集到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这方面的实例多不胜举：为了写《克丽丝蒂娜》，他去过枫丹白露；为了写《亨利三世》，他前往布卢瓦；写作《三个火枪手》的时候，他特地赶到布洛涅和贝蒂纳；写作《基度山伯爵》的时候，他多次去卡塔兰和伊夫堡。除此以外，有些地方他因故无法前往，便阅读大量的游记、回忆录或其他有关资料，总之，用他的话来说，“花的时间却比我亲自去一次还要多。”
《双雄记》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小说就是从作者实地考察故事情节发生的现场开始的。“耶户一帮子”的传说是大仲马从自己的好友诺地埃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说是有四名强盗——人称“耶户一帮子”——被缉捕、审讯，最后被送上断头台。为了把该故事演绎成一部小说，作者不仅详细地研究了这一案件的始末，调阅了关于这一案件的卷宗档案，而且亲自到当年的监狱和处决犯人的刑场去察看一番，即使连该刑场自何年何月起废止不用这样一个细节也不肯放过。从艺术效果来看，大仲马强调历史背景真实性的这种做法大大地增加了他所描绘的那些人物的历史感，使读者在作品中的故事发生了数百年之后仍然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这就难怪许多读者要说他们从大仲马那里了解到的历史知识要比从一些历史学家的著作里学到的还要多。应当说，用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来描绘历史人物、再现历史事件的作家，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是不乏其人的，然而像大仲马这样作品如此丰富、故事编写得如此生动、影响又如此深远的，却实不多见。也正因为如此，莫洛亚的这一论断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时至今日，许多批评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人们在一八五０年时说道，如果在某个荒无人烟的岛上还住着个鲁滨孙·克鲁佐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大概也在读着《三个火枪手》。还应该补充一点，整个世界和法国本身都是通过仲马的长篇小说来熟悉法国历史的。”①
①莫洛亚：《三仲马》，第二三一页。
在对于大仲马的“小说的历史化”这一独特的风格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之后，我们应当着重指出，大仲马是以一位小说家的身分来状写历史的，因此，“历史的小说化”就形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另一个显著的、而且是更为重要的特色。
我们已经说过，大仲马的历史小说都是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但他在创作的过程中并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约束，而是着力于把这些真实的事件进行加工、改造，从而演绎成一部部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引人入胜的小说。他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什么？就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可见，历史只是他创作的凭借，而他要做的，就是把它化为小说。他读过大量的名人传记、回忆录，对于形形色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各种传闻掌故非常熟悉，于是，他便从其中借来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的基本骨架，然后尽情地发挥他那丰富而又奇妙的想象力，使用出色的写作技巧，把它们编写成曲折离奇的故事。有时候，真实的历史事件在他的作品中仅仅显现出一个轮廓，在整篇小说中起到一种供托时代感的作用，大仲马让他一手创造出来的各色人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活动。有时候，作者把真实的历史故事作为小说中的一股情节线索，把他虚构人物的所作所为当成另一股情节线索，这两条情节线索时而平行发展，时而交叉在一起，而大仲马特别善于把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让真实的历史人物与想象出来的“历史人物”一起活动，使人真假莫辨，从而增加故事的传奇色彩和吸引力。
《双雄记》这部小说所使用的就是后一种写作方法，它的故事主要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是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并力图平定旺代叛乱；二是罗朗与摩冈两雄相斗。在雾月政变前后登场的大多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应该一提的是，那位同拿破仑的执政府势不两立、死心塌地效命于路易十八的旺代叛军头目卡杜达尔在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人的。就在第一条线索展开的同时，大仲马又以更多的篇幅来展现故事的第二条线索，把他笔下的两位英雄罗朗与摩冈的数次交往和反复较量描绘得有声有色，极有气势。作者把罗朗安排为拿破仑的亲信副官，而让摩冈成为卡杜达尔手下的第一员得力干将，这样做不仅把两条基本线索紧紧地扭合在一起，而且大大地增强了整部小说的时代感，同时也使罗朗与摩冈双雄之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两人私交甚笃，摩冈还是罗朗妹妹阿梅莉的情人，但因各为其主，所以才誓不相让，正如摩冈本人所说：“不为个人的事争吵，要为大家的事业。”因此，罗朗与摩冈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以拿破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和阴谋复辟的保王党人之间的生死搏斗。罗朗与摩冈是作者虚构的人物，两雄之争当然也是作者的创造，但是在作者艺术匠心的安排下，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故事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大仲马本人对于他的这种写法是颇为欣赏的，在《双雄记》里他就做了这样的表白：“我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我写的东西读起来真假难分，我笔下的人物有时会在我创造他们的场所落地生根，以致有些人后来真以为确有其人。”在我们看来，这段话倒是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大仲马就是用这种办法在历史的钉子上挂他的小说的。
大仲马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有丰富的阅历，广博的见闻，而且随时随地都注意对人对事物的细密观察，他具有这样一种非凡的本领：可以把他接触到的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全都活脱脱地表现出来。他充分掌握了小说创作的特点，善于抓住读者的心理，重视结构安排的灵活性和写作手法的多样化。我们知道，大仲马对于英国作家司各特是十分叹服的，他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曾经做过认真的研究，但是并不一味地模仿。司各特往往在作品开始时就对他的人物展开具体细致的描写，大仲马却不，他认为小说从第一行起就应该深深地打动读者，所以作者不必在开头部分进行冗长的叙述和描绘。因此，他只用寥寥几笔把他的人物略加描绘之后，便立即转向情节的开展和对话的铺陈，用紧张有力的行动和鲜明生动的语言来完成对于角色的塑造，使读者很快地沉醉在曲折迷人的故事情节中。由于他的作品常常在报纸上连载，所以许多章节都是在高潮待起的紧张时刻戛然而止，给人一种余兴未尽的感觉，更加急于了解故事的结局和人物的命运。像《双雄记》里约翰爵士夜探赛荣修道院、拿破仑与摩冈会见、罗朗追踪摩冈、罗朗与约翰爵士决斗等等章节都具有这样的艺术效果。
大仲马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文笔泼辣恣肆，犹如滔滔江水。然而他写得太快太多了，有时甚至几部小说同时进行，于是自然便出现了一些缺陷或败笔，如故事情节发生混淆、重复，有时还会出现矛盾、漏洞，而且某些地方则不可免地醉心于猎奇或落进俗套，如《双雄记》里关于摩冈和阿梅莉的爱情描写虽然相当动人，但仍然没有摆脱“英雄美人”的案臼。尽管这些缺陷往往被他那生动离奇的故事和奔放无羁的才情所掩盖，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有些批评家认为这是文学创作商业化的倾向在大仲马身上的反映，从而影响到这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有过这样的批评吗：“这种随便应世的市侩作风，妨碍了真正的发展进程，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①应该说，这话虽然说得过于严厉，但有一定的道理。
①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第三八八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谋生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想完全摆脱商业化的倾向是不可能的，即使雨果、巴尔扎克这样的大师也不例外，就连戈蒂埃这样的标榜“为艺术而艺术”的自鸣清高的文学家，有时不也是要迎合出版商的口味而修改自己的作品吗？大仲马自然难以免俗。那么，就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大仲马同巴尔扎克、雨果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呢？巴尔扎克在他的《人间喜剧》里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金钱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丑恶现象予以无情的鞭挞，他的作品包含着一种巨大的批判力量。而在雨果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听到作者为人间不平而发出的愤怒呐喊和正义的呼声，看到他对于自由和社会公正的理想的追求。总之，他们的作品时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放射出诗一般的光辉，而这些却往往是大仲马的小说里所缺少的。仅就《双雄记》这部小说来看，由于作者过于追求故事情节的惊险离奇，致使在作品的后半部中两雄相斗似乎与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营垒之间的斗争脱了节。再者，作者对于罗朗与摩冈“惺惺惜惺惺”的侠义心肠作了过分的渲染，从而减弱了罗朗这个人物的光彩，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大仲马在文学史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到雨果和巴尔扎克等人那样的高度，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但是，我们认为不必因此而苛求于前人，如果说法国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