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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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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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 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见《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王,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他的大弟子子夏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乾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注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礼记》中的两个短篇),注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网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做「朴学」)。此风至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嘉庆(一七九六~一八二〇)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和休宁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三〇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四、五〇年代那个改朝换代的时代里,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青年华裔自相残杀,血流成河。部分知青,或悲或喜。大部分知青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二千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何以胡适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始终搞不出个气候来?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能颠倒青年,左右国政!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一七七六~一八二八)、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和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庵(自珍字)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一八五二~一九三二)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丰运(一八三三~一九一六)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容共」、「法西斯运动」、「解放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今日的「开放与民运」,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二千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义为超卓。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最高领导」都是独夫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 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个「总统」、「主席」、「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齊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毛泽东说「为人民服务」。这些话其实也都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隽语名言。最近才去世,有「中国脊梁」之誉的梁漱溟先生,便是一位标准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儒生。不幸他这「舍我其谁」的脊梁,却碰到一个「唯我独尊」的脑袋,所以漱老就被骂得名满天下了。再反看过去四十年,避秦海外的所谓「三圣七贤」诸大师,和大师的弟子们,哪一个又不是超回驾孟,以「脊梁」自任呢?只是没有这天赐良缘,在金殿挨骂就是了。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们,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总统主席们如早生二百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作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小平语)的时代 ,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埃及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小平应三复此言!)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做「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邓小平、陈云也要傻眼。连个「中西之 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 ,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div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 ,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如今大陆上总算天不亡中国,把个大教条专家放进玻璃棺材里去了。而继起的小教条们,还在搞什么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姓社姓资」的空头主义,吾为之掩卷叹息也。
当康有为在一八九五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五期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 孙中山于一八九三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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