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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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七十年- 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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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邓小平替他平反,改葬建新墓,但是找不到头颅。青岛地区首长,乃用不锈钢造了一个。余闻之叹息。这也是康老的「命」吧!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九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从二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对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撒开太后而转投实力毫无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七千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了。——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九月十四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十六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从二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九月十八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的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弒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十九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二十一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清云散;皇帝也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竞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的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它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逃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一八三七~一九〇〇)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帐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协办大学士—— 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一八四九~一八九八)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国、共两党中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的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寃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一八四七~一八九八)。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难,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终于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鼎)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下愈况,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三千年历史中,在商鞅(公元前三九〇~前三三八)、王莽(公元前三二~公元二三)、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之后,和邓小平(一九〇三~一九九七)之前,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邓小平是我民族的变法专家之中,年龄最大、地位最高(比王莽还高一级)、个子最小(比拿破仑还矮几公分),而更是夫妻儿女,全家总动员的一位。他也生个不平凡的三上三下的八字。做官搞党,要三上三下;搞改革体制、变法维新,是否也要来个三上三下?天机不可泄漏,目前谁亦不知也。吾人隔岸观火,但知他已搞了两上两下。今后能否可以三上不下,像他做官一样的大运亨通,大洋三岸的观察家们,就各说各话了。其实今日之摇头晃脑的专家学者、吵吵闹闹的无冕之王、港台媒体,乃至张半仙、李铁嘴等数不尽的算命先生,包括闭门造车的笔者自己,都在胡说八道。——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椿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 或 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型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 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关」、 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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