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亲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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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亲历-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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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你们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
  彭梅魁:是很长时间没再见面,因为伯伯去了朝鲜。再到后来大概又叫过我两三次吧,要我去见他,我想我一个人去不好,就去找了彭爱莲、彭秀兰、彭康跟我去了。去了以后伯伯问我们有什么难处啊,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啊。还嘱咐我们,你们要是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不要去找别人。要是真有困难克服不了的话,就去找帅妈妈,就是中组部帅孟奇。但是我们姐妹从来都没有找过她,我们这些人都是很能吃苦的。
  记者:您在北京上完了中学之后又上了北京医士学校,后来参加工作。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因为与彭老总的关系而受到别人的照顾啊?您跟彭老总的这种关系外人知道吗?
  彭梅魁:我是被分配的,自己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学校里当然是知道的,但我们在学校从来不说这些事。1956年我被分配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厂子三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后来我穿了一双皮鞋,那是我伯母浦安修送给我的,同事们就问我这鞋是谁给的?我就说我捡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4)
后来,是在1959年9月吧,我听我们厂子的党委副书记传达庐山会议的文件以后,我才说出了我是彭德怀的侄女。在此之前大家不知道我跟彭德怀有亲戚关系。
  割舍不掉的亲情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一下子成了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他从中南海搬进了北京西郊挂甲屯吴家花园。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他继续探询着久思而不得其解的有关人民公社、“大跃进”问题的答案。彭德怀亲自开荒种地,执著地用实践检验着自己的观点。
  虽然彭梅魁百分之百地相信党,和伯伯在政治上划清了界限。但是在生活上,她一直照顾着孤单的伯伯。
  记者: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期间,彭老总因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左”倾错误,为民请愿而受到错误的批判,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在彭老总一下子被打成“罪人”的时候,您却主动向单位说出了您和他的关系。当时您为什么这样做呢?有没有考虑过您这样做的后果?
  彭梅魁:我是党员,党支部向党员干部传达庐山会议文件内容,说彭德怀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我听了很难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们说的话我句句都信了,这是党的话啊,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回来以后一夜没睡觉,我老伴不是党员,这是党内的秘密,我没跟老伴说。我相信党的话,但是自己有一个疑问:伯伯对我们这么好,伯伯工作了这么多年,平江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我认为我只能从政治上跟他划清界限,我不能现在就不管他了,这样做我就缺了人性。
  第二天我就去找我们党委书记,跟书记说我是彭德怀的亲侄女。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我和伯伯彭德怀的关系。然后我就问,伯伯没儿没女,对我们这些侄儿侄女关心得非常周到,我今后还能不能去看他?书记很爽快地说,你能去看,他不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当时就放心了。
  记者:您后来去看彭老总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吗?他有没有向您说起他当时的状况?
  彭梅魁:9月我到中南海看伯伯。平常伯伯都是坐在办公桌后面,这次他在屋里的沙发上坐着。我一进去就喊伯伯,但声音好像有点噎住了。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听见,他也没喊我,也不和我说什么。我就到那儿自个儿坐下,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也没流眼泪。我就用牙齿咬着嘴唇,在那儿待着。
  伯伯就说,梅魁,我名誉不好,你也知道了,你以后不要到我这儿来了,以免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进步。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我握着伯伯的手,说我走了,伯伯跟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到我这儿来啦,我很快就要搬家了,要搬到清华大学和颐和园那一带。就这样,我走了,一句话也没跟伯伯说。
  这个时候,尽管彭德怀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亲情、温暖和欢乐,但是为了不使孩子们心灵蒙上一丝阴影,彭德怀内心怀着无法诉说的苦楚,选择了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表达他对后代的爱心。
  记者:彭老总搬出中南海后,为了不连累你们,他没有把新的住址告诉你们,那您后来是怎么找到彭老总的新住处的?
  彭梅魁:那年的10月1号北京为庆祝国庆节举办*,厂里没通知我去参加。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去中南海看我伯伯。到了中南海,警卫员不让我进,说彭德怀搬走了。我就打听到颐和园、清华大学怎么走。有人告诉我说坐31路车。上了31路车,我看见有一块儿地方有学校,是钢铁学院,就下车了。下车也不知道上哪里去,就问警察,警察说不知道。我就又上了31路车,走到有警察的地方我又下车,再问,一共下来有三四次吧。后来到了清华大学,我就下车走,走到有警察的地方就问,后来走到101中学附近,看到一个警察就问他,知道彭德怀住在哪儿吗?他问我是他什么人,我说我是他的侄女,还把工作证掏出来给他看。他看完了以后,打量了我一下,说,你从这儿往西走,走几步,有一条小马路,往南拐,拐到尽头有一堵墙,再沿着墙向西走,有一个冲北的大门,那就是。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5)
记者:您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彭老总当时住的吴家花园吧?
  彭梅魁:对。我是早上5点走的,找到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不过问到住址以后我心里特别高兴,刚刚还觉得渴得不得了,难受得不得了,这时候反而好了。
  记者:彭老总之所以没告诉你们他的新住址,就是怕你们去看他,影响了你们的前途,当他突然看到您站在他面前的时候,老人家是不是很激动?毕竟再坚强的人在这种环境中也抵不住亲情的温暖。
  彭梅魁:我找到地方进去的时候,伯伯正在院子里。看见了我,就问,梅魁,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来的?他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我说,我是边走边问来的。他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叫你不要来了吗?我说,这事我都跟党委汇报了,我是你的侄女,我要来看你。但在政治上也跟你划清界限了。他笑了。他就说,人啦,就要做老实人。他就带我在吴家花园的院内遛了一圈,那天我在他那里吃了饭。
  记者:您后来是不是经常去看彭老总?
  彭梅魁:那时候我住的地方在朝阳门里大方家胡同,到他那儿去是相当远的,但我至少一个礼拜去一次。周末就带着我老伴还有三个孩子去。到那儿去玩一玩,让伯伯也散散心,这样对他也是有好处的。伯伯也盼着我们去。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弟弟们都上大学了,没有多少人到他那儿去。我去了就跟伯伯说说话,问问他有什么事。再就帮他扫扫院子,干点简单的活。有时候我妈妈从湖南来,带点茶叶、苦竹子,我就给他拿去。伯伯倒也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就是玩玩,散散心。
  记者:您是医生,经常去吴家花园,是不是可以顺便照顾一下彭老总的身体?
  彭梅魁:对,确实有这个便利。有一次,我忘了是哪一年了,我看见伯伯一个衬衣的袖子撕破了,我问伯伯你这衬衣怎么破了?伯伯一边笑一边说,我掉到井里了。我问伯伯怎么掉进去的,他说他拿了桶去打水,晕倒掉到里面去了,要不是警卫员把他拉上来,我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他了。我说,伯伯以后你别干了,你血压低,很容易晕倒,这样很危险。我的话他听不进去,他说劳动是他现在需要的。
  记者:我们曾经看到过彭老总秘书的回忆,说当时他在院子里种了一分地。因为当时“大跃进”浮夸风很厉害,他想试一试庄稼的最高收成到底是多少,您了解这件事吗?
  彭梅魁:是,伯伯种了一分地,我觉得那块地里的麦子长得相当漂亮,比周围的麦子长得都好。伯伯跟我说,这是一分试验田。还让我猜猜它能产多少斤?我说我猜不出来。他问我,你不是种过地吗?我说,地我种过,但我种的是稻子,这是麦子。他就问我,你说我这能产多少斤吧。我说可能会有七八十斤左右吧。伯伯还说了我一顿:“七八十斤,你怎么不说一万斤哪?”当时我冲伯伯笑也不好,哭也不好,我说伯伯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挺不好受的。我心里想,要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你可以直接批评我。伯伯说,我委屈你了,这不是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我这一分地是整整80斤,就是这一亩地能产800斤。
  手稿的故事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彭德怀又向大会提交了长达8万字的材料,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就自己的不白之冤逐条进行申诉。这份材料被称做“八万言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6)
这封八万言书,彭梅魁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她知道,这里面饱含着伯伯对屈辱的呐喊和抗争,饱含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坚持真理的精神,为了伯伯这份沉重的嘱托,彭梅魁费尽了周折。
  记者:彭老总曾经把一份手稿交给您保存,这份手稿就是后来被称做“八万言书”的材料,他交给您时,有没有特别的交代?
  彭梅魁:1962年的下半年,伯伯交给我一份材料,交给我的时候跟我说,梅魁啊,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这包东西是很重要的,你千万要保存好,不能弄丢;千万不能给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要弄到外国人手里去了,那我就真的里通外国了。后来我就搁在家里,用布包了几层,放到我的柜子底下,柜子底下放了一些破衣服,这件事我跟我爱人都没讲过。在我家里搁了一段时间,伯伯又跟我说,搁你那儿不太合适,不妥。在我这里放了一个月,后来我就又给伯伯了。
  记者:后来这份手稿好像又被您带回了乡下保管,这是谁的主意?
  彭梅魁:1964年我想把我的两个女儿送回老家让我妈妈带,就问伯伯这材料我给他带回老家去行不行,在老家埋起来就安全多了。伯伯说那当然好了。我就把那些材料搁在一个书包里背着,带着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了。回到家我跟妈妈说,这个材料是伯伯的,非常重要,关系着伯伯的一生,还有什么*这些问题。我妈妈也是共产党员,所以她懂这个,我就全部和她讲了。然后妈妈就找出一个瓷坛,把材料放进去,封了石灰和蜡,埋在做饭的灶下。回北京以后我就把这些都和伯伯讲了,他挺放心的,放在那里不怕潮湿,也不怕虫子咬,万无一失了,伯伯挺高兴。
  记者:那这份手稿就一直藏在做饭的灶下,直到最后回到北京吗?
  彭梅魁:“*”刚开始的时候我给我妈写过信,妈妈也给我回过信。后来到了1967年,我给我妈写过不知道多少封信,她都没有回信。那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材料,没有消息,我就和老伴请假回了老家。
  妈妈说现在太乱了,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让人家把门封了,或者是占了房子。也怕有人到我们家里来抄家,搬东西。她说那些材料埋得那么浅,怕不行。妈妈就告诉了彭康智,就是我叔叔的孩子,他又帮我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叫我弟弟彭康智回老家去看一看,看看家里情况怎么样,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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