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板赠送与我：“舅舅老了。这块铝版，珍藏了多年，现在送你留着。”如今，那枚铅板珍藏在我的书房里。每次摩挲那灰暗凹凸的版面，我就会想起那一个寒冬午后的景象，逝去的音容，甚至酒香，遂仿佛又都鲜活起来了。
在《我与老舍与酒》中，台先生有一篇短文的开头写着：
“今天是中秋节，又该弄酒喝了！”
什么酒好呢？白兰地罢！太和平了；红玫瑰罢，更无味了；还是老白干罢，虽然汾酒还可口，只是太不容易得到的。白瓷的酒杯和发光的锡酒壶都不免于太小气而且寒酸，还是用漱口大洋瓷碗罢。（见联经版，页五五）
所谓“文如其人”、或“文学反映时代”，其实用不着刻意寻求，此段不到一百字的文章内，自自然然就显现出作者的气质与那个时代的风貌了。任何人读此段文章，都可以感觉出台先生豪迈通侻的性格，而他确实也一向偏好喝烈酒；至于“白瓷的酒杯”、“发光的锡酒壶”，在现今的饮酒场合上已不复可见，那应该是半个世纪以上的文物了；乃用“漱口大洋慈碗”喝酒，则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物质生活，同时又看得出台先生品酒的大量与风格了。
白兰地、威士忌牛饮，糟蹋且杀风景。
我饮酒不像台先生那样讲究与量大，也几乎未有过面影独酌的经验。至于酒兴，唯视对饮之人与场合耳。最不喜欢的场合，是与一群半生不熟的人应酬，那种场合，能避则避，设若躲避不及，连说应酬话都觉其多余，更遑论饮酒之兴致了。不过，时则不得不做礼貌性的酬酢，又有时偏逢在座的人风闻我能饮若干，便说好说歹劝酒。遇到那种情况，我又不擅长忸怩计较，只好饮尽杯中物，那要比多费口舌计较或推辞简单利落多。饮酒固非易事，自忖日常所做之事中，也多属不容易。做学问、写文章，乃至译事斟酌，哪一样是容易的呢？若其勉强过量喝酒，大不了一醉罢了。
对于酒类，我其实也没有什么修养可以品评。不过，以为喝什么酒须看什么场合：享用中国菜肴，微热的陈年绍兴酒最合宜。台先生的文章中提到的“老白干”或“汾酒”，以其本身芬醇浓烈，往往掩盖佳肴美味，不免喧宾夺主。有人临宴，以饮酒为主要目的，则又另当别论；我则宁愿两者兼顾。尤其私人宴客，女主人亲自下厨展显手艺，总应当特别专心品尝，藉以体味个中奥秘，若因酒而忽略佳肴，实在辜负了人家一片心意，既可借也失礼之至。品尝西菜，无论牛排或海鲜，最好佐以红色或白色葡萄酒。白兰地或威士忌牛饮，委实糟蹋杀风景。在微暗的灯下或烛光摇曳之中，见琥珀色的液体在晶莹剔透的杯中轻漾，虽然不免布鲁乔亚气息之嫌，但人生偶尔自工作之重担解放，放纵一下享受一下，又何妨！至于吃食日本料理，则非东洋酒佐餐不可。那清酒甜甜，单独喝起来未见得多好，但微温之后倒入小陶壶中，无论自斟自饮或相互对斟，配着清淡精致的料理细啜，确实有其独特的风味与情趣。许多年前，我在京都独居。初夏时节，十二段家料亭的老板娘秋道太太特别为我留一瓶浊酒，夜深工人散去后，敞开纸门窗，准备一些水煮毛豆等小菜，我们两个人喝到星星都困倦。那种冰凉的黏白甜酒，有一种特别的滋味。而独在异乡为异客，能结识同性好友谈心，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秋道太太的友谊，与她为我准备的浊酒，以及那晚上的整个氛围，都是我难以言喻的温馨记忆。
东瀛温泉浴后，以日式烧酒佐日本小食，硫磺味与微烈酒精令人醺然。
与家人小酌，也别有情趣。我们的儿女在出生满三个月后，都曾由他们的父亲以箸端蘸一滴甜酒放入小嘴里。不知是否因此之故，他们长大后多少都能喝些酒。不过，我们平时并未鼓励他们多饮。思蔚是在服兵役当海军陆战队排长时，由于主客观的因素而锻炼出酒量。至于思敏则是在大学时期参加我们邀宴师长的场合偶尝威士忌，她出人意料地竟嚷嚷：“哦，原来你们大人喝的是这么好喝的东西啊！”虽然，孩子们长大总要离家远走，我们一家四口聚叙的机会越来越少；但是我记忆的与饮酒有关之事仍还是有一些的。
五六年前，豫伦和我带了思敏去日本东北地带游览，我们买的是一种可以随意挑若干地点下车的火车票。那时正值日本人祭祖的“御盆”节日，全日本的人归乡扫墓，人潮汹涌，我们只得尽量挑选小乡小镇，免得赶上热闹。有一晚住宿在某处温泉乡。由于地方小，除三数家旧式温泉旅馆外，别无甚可观之名胜古迹；而旅馆又乏娱乐设备，晚餐后，无以打发时间，乃温泉浴罢，三个人穿着旅馆准备的浆烫过的“浴衣”，罩一袭和服外套，足蹬木屐，出外闲逛。小镇的民情朴素，入夜之后，大多数的人都返家，路灯暗淡，街巷也平静，只有三两家店面半开着门，有灯光泻出。我们挑选灯光最亮的一家小酒店，从布帘垂覆的门口钻入。中年的老板即刻响亮地喊出：“欢迎光临！”约莫是八张“塌塌米”大小的店铺，一边是烧烤煎煮的调理台，前面一排窄窄的吧台，可坐五、六人；另一边是稍稍高起的“雅座”，摆着三张矮几和几个座垫。吧台和后面的矮几上已有客人，都是些中年的工人模样男子。我们被招呼到最前面的矮几前，各自脱下木屐入座。那个小酒店朴实而拥挤，却有一种亲切的气氛，我们叫了几壶温水对烧酒的地道日式小饮，又佐以烧小鸟、烤鱿鱼、和腌白菜等小碟酒肴。浴后身上硫磺味犹在，而微烈的酒精渐渐使血液循环加速，不久就有了醺然的感觉。女儿青春的面庞上也泛起了桃花似的酡红。我们自自在在地啜饮着、漫谈着，竟未发觉外面已下起了骤雨；还是听坐在靠外吧台上的酒客嚷嚷才知悉。下雨就下雨罢，反正一身无事，温泉乡长夜漫漫。我们喝到两脚歇了才离开酒店，也不清楚到底喝了几多酒？但见矮几上列着许多陶壶，大家走路的步伐都有些不安稳。
加州旅邸，一家人喝含有胡椒籽的伏特加，直喝得舌头打结。
翌年，思敏赴美留学。我和豫伦也会于假期旅游探访，思蔚因远在东部，又值实验室的工作繁忙，一时未能赶来团聚，我们三人遂又于加州旅邸饮酒畅谈。孩子离开了父母的身边，心智成熟得更迅速，难怪日本人有谚语云：“疼爱子女，令其出远门。”我醉眼矇眬地看着十分独立自主的女儿，心中充满了欣喜。那一夜，我们喝的含有胡椒仔的俄国伏特加酒（Stolichnaya），辛烈无比，但细啜慢饮，三个人竟喝完一瓶意犹未尽，又另开一瓶，直喝到每人讲话都有些舌头打结。后来，不知是父女之中哪一个先提议的，开始打电话给远近朋友问候致意。从美国打到加拿大、夏威夷，复又及于台北，甚至到巴西。起初，我尚且理性劝阻，见他们兴致浓郁，不觉得也参与其间。三个人争着向遥远的地方饶舌，地有南北西东，时分白昼黑夜，却一律都被我们纷纷吵过明白。后来，电话费的账单若干，已不记得；但那一次三个人分明都醉了，醉得像顽童一般！
在台湾生长的男孩子，受兵役年龄限制出境，所以思蔚一直没有机会同我们出远门旅游。而他大学毕业、服役完后便飞往美国，在冬季冰天雪地的罗城专心攻读他的镭射光学；再回到台北来，已然时隔五六年。台北变化很大，我们的家也不再是他离开时那个有庭院的老房子了。去年岁暮，他利用论文已撰成而口试尚未的空档，返回母校演讲，同时来陪我在陌生的新家住了十天。当时适巧我一人独居，他告诉我：“来看你是主要目的，演讲是顺便次要的事情。”做母亲的，听了这样的话如何能不感动呢？尽管他忙进忙出，十天的日子里，见面时间并不多。
与久别儿子对喝上好的白兰地，机会难逢。
临别前夜，他推辞了各方的邀约，只答应晚饭后去和老同学打一场篮球。“妈，我大约九点就回来。你可以准备一些消夜等我吗？”当然可以。思蔚果然准时回来，迅速淋浴，换一身干净的休闲服，与我夹餐桌对面坐下。看着桌上丰盛的消夜，他惊喜地欢呼：“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应该喝些酒才好。”“家里有酒吗？在哪儿？”顺着我所指的方向，他打开柜子，摸索出一瓶上好的白兰地。“噢，好久没喝这种好酒了。”是的，好酒自是不同寻常，打开瓶塞，便有一股甘芳溢出。好酒应该与久别的儿子共享。
我们饮酒、吃消夜，谈文学和音乐，仿佛又回到往昔。我们一直都是很谈得来的知己。他忽然有所感地说：“妈，其实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只有你跟我。”我懂他的意思。人际关系很微妙，即使亲如父母子女，一生之中，能有几回这般澄净如水地单独相处呢？何况，他已在夏天新婚，我把他交给了另一个深爱他的小妇人。在学业告一段落之际，能兼程千里迢迢回来伴我十日，那心意我明白；可是，有些话是不必说出来的。喝酒罢。其实，能这样子对饮交谈的机会也并不多。
*林文月，台湾彭化人，1933年生于上海，战后才返台就学，台湾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以研究谢灵运再获硕士学位，旋赴日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究研比较文学，返台后任台大中文系教授，她精于中国古典诗词研究。著有《谢灵运及其诗》、《澄辉集》等，又是著名散文家，著有《读中文系的人》、《午后书房》、《京都一年》、《遥远》等，更是台湾数一数二的翻译家。精译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为中日文学交流揭开新的一页。
王蒙 我的喝酒
在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期，在一个战战兢兢的时期，酒几乎成了唯一的能够获得一点兴趣和轻松的源泉。
我不是什么豪饮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畅饮三百杯”的记录不但没有创造过，连想也不敢想。只是文化大革命那十几年，在新疆，我不但穷极无聊地学会了吸烟，吸过各种牌子的烟，置办过“烟具”——烟斗、烟嘴、烟荷包（装新疆的马合烟用）；也颇有兴味地喝了几年酒，喝醉过若干次。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兴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
穷极无聊。是的，那岁月的最大痛苦是穷极无聊，是死一样地活着与活着死去。死去你的心，创造之心，思考之心，报国之心；死去你的情，任何激情都是可疑的或者有罪的；死去你的回忆——过去的一切如黑洞、惨不忍睹，死去你的想象——任何想萌似乎都只能带来危险和痛苦。
然而还是活着，活着也总还有活着的快乐。譬如学、说、赞维吾尔语，譬如自己养的母鸡下了蛋——还有一次竟孵出了十只欢蹦乱跳的雏鸡。譬如自制酸牛奶——质量不稳定，但总是可以喝到肚里；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拿去发面，仍然物尽其用。譬如，也譬如饮酒。
饮酒，当知道某次聚会要饮酒的时候便已有了三分兴奋了。未饮三分醉，将饮已动情。我说的聚会是维吾尔农民的聚会。谁家做东，便把大家请到他家去，大家靠墙围坐在花毡子上，中间铺上一块布单，称作“dastirhan”。维吾尔人大多不喜用家具，一切饮食、待客、休息、睡眠，全部在铺在矮炕的毡子（讲究的则是地毯）上进行。毡子上铺了干净的“dastirhan”，就成了大饭桌子。然后大家吃馕（nang，一种烤饼），喝奶茶。吃饱了再喝酒，这种喝法有利于保养肠胃。
维吾尔人的围坐喝酒总是与说笑话、唱歌与弹奏二弦琴（都塔尔）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喜欢你一言我一语地词带双关地笑谑。他们常常有各自的诨名，拿对方的诨名取笑便是最最自然的话题。每句笑谑都会引起一种爆发式的大笑，笑到一定时候，任何一句话都会引这种起哄作乱式的大笑大闹，为大笑大闹开路，是饮酒的一大功能。这些谈话有时候带有相互挑战和比赛的性质，特别是遇到两三个善于辞令的人坐在一起，立刻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话带机锋地较量起来，常常是大战八十回合不分胜负。旁边的人随着说几句帮腔捧哏的话，就像在斗殴中“拉便宜手”一样，不冒风险，却也分享了战斗的豪情与胜利的荣耀。
非汉民族的饮酒聚合，似乎在疯狂的人造阶级斗争中，提醒人们注意人们仍然有过并且没有完全灭绝太平地、愉快地享受生活的经验。
玩笑之中也常常有“荤”话上场，最上乘的是似素实荤的话，如果讲得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