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有了新的推动力。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及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后来学术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历史学者和思想史学者一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的性质，这样评价确实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
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文化型态的核心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文言取代白话，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施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够激进的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7）
应该说明，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魏晋的检讨传统，有的也很尖锐，例如孔融说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由于父亲有情欲，才生出儿子，谈不到有什么“亲”。至于母亲，不过是儿子暂时寄存的一个瓶子，从瓶子里出来，双方就脱离了。明末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对皇权和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史学家称当时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但这些批判传统的言论，是在传统的主体性呈强势的情况下发生的，对传统有调适的作用。
五四精英们所做的，不是一般的对固有传统的检讨和批判，而是对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作一次总清理，是全面、系统地攻击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切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包括力图摧毁集中藏有传统文化密码的一些文化典范。他们想彻底和传统决裂、想彻底抛弃造成中国落后的封建传统这个难堪的“包袱”，然后好走一条新的路。
他们认为可以引导自己走向新路的，只有西方文化。
可以说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举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说、十九世纪的写实批判主义文学思潮、日本的明治维新、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
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人们很容易凭感觉推断，认为传统是不会断的。但是，如果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中国的清末民初到五四时期，一些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的人物，即那个时代的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并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批时代精英，比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鲁迅、吴虞、钱玄同、傅斯年等，一起站出来挑战传统、向传统发起总攻，在整个社会形成风潮，纵使传统不致被折断，也必然大大的被削弱，使“传统失去为其延传所必需的拥护”（希尔斯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即民主和科学。他们的激烈反传统，也是想为德、赛两先生的通行无阻铺平路基。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的反对封建专制的精神、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精神，将永载史册。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种精神，而且深感德、赛两先生的可贵。
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新的思潮，在日常生活和学术领域有压倒之势，这当然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生活以及人文精神创造的一些领域，科学有时会显得无能为力。在涉及人类的细微情感问题，科学就插不上嘴了。男女之间的爱情，靠恋爱双方的爱的信息传递，用爱来交换爱，而不是靠抽象的科学分析。科学是要把问题说清楚，爱情的特点恰恰是说不清楚。宗教与信仰问题，也不合于科学的旨趣。诗歌、音乐等艺术与文学的创作和欣赏，天份、体验和情感比科学要重要得多。甚至一些陋习和不良嗜好，比如赌博和吸食毒品，法律和科学也不能完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国维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去毒篇》，他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对有文化的阶层可以通过艺术，对没文化的阶层，宗教能解决相当一部分问题。
大传统和小传统
五四反传统主义所打击的主要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即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封建制度的以“三纲五伦”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也就是封建礼教。但文化传统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人类学家一般把占据社会主流位置的文化型态及其传衍，叫作大传统，把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世代相传，叫作小传统。大传统被时代精英检讨、反思、添加、融合的几率比较多，而且受制于最高统治者的政策，因此相对变易得比小传统快一些（我说的是相对，无论哪一种传统，只要是传统，就是一种惰性力，就不容易变化）。
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因此变易得就相当缓慢。就是说，小传统更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改变起来不仅缓慢，而且困难得多。五四先进人物把家庭和家族骂得一塌糊涂，但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的家庭和家族照样运转，看不出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觉醒的青年离家出走、或追求爱情、或留洋、或投身革命，是后五四时期文学作品常见的主题，但悲剧往往发生在出走者的身上，家庭并没有因之发生太大的变化。遭到五四精英痛批的“孝”这种家庭伦理的核心道德，在1949年以前以及以后的长时期，仍然是维系家庭血缘纽带的基本规范。
对小传统的大破坏，是五四过了50年之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这是一次以“革”文化“命”为目标的彻底摧毁传统的非理性的运动。五四反传统基本上是理性的运动。理性地反传统，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主要打击的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大传统。非理性地反传统，是情感的发泄，直接遭殃的是民间文化、民间习俗和民间信仰，使小传统遭到大的破坏。古人说：“礼失，求诸野。”这是说当主流文化型态因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时候，官方已经不再流行的礼仪秩序，还可以在民间找到。原因就在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比大传统更具有稳定性。小传统和过去连接得更紧密，传统文化的密码在小传统里埋藏得更深邃。大小传统的关系，是互动互补的关系。没有大传统，小传统得不到礼仪习俗的思想资源；没有小传统，大传统失去辐射全社会的功能，主流文化的根基就会不牢固。
。。
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8）
如果一个民族的大传统被彻底清算而又不及时修补、小传统遭到根本的破坏却不知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流失得差不多了。
本来由于中国人在信仰这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上，宗教情感比较薄弱。这不能说是我们的缺点，只能说是特点。宗教情感薄弱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宋儒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特别强调“敬”这个范畴，认为“居敬”、“持敬”是为人行事的关键。20世纪的大思想家马一浮因此提出“主敬”的思想。他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敬”这种规范，可以提升人的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庄重和庄严的精神境界。但“敬”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还是不如宗教信仰来得坚实。由于信仰的原因，我们的文化是比较松散的，传统也是比较松散的。
所以传统社会大传统的传衍，并不是那么顺利，实际上从汉到清经过无数次变易，孔子也成了“圣之时者也”；倒是小传统传衍稳定而少变易。
但文革把小传统彻底破坏了，连每个家庭对传统文化遗存的零星收藏都大部分付之一炬了，更不消说鼓励子女揭发父亲、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揭发老师、同事揭发同事、朋友揭发朋友、街坊揭发邻里。稍带一点传统意味的道德，全部荡然无存。
中国的传统不要了，外国的传统也不要了。“封资修”三字概括得多么全面，“封”当然是指中国的过去的遗留，“资”是外国的西方的遗留，“修”是外国的东方的遗留。要把这些遗留全部彻底扫除干净。试想，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中学生穿农民的衣服、知识分子穿工人的衣服、工人穿军人的衣服。传统社会把“易服色”看成是文化礼仪变迁的大事，中国六、七十年代，实际上是全民大“易服色”的历史时期。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是学问与知识的清理，纵使批判得过了头，也是有识之士的愤激；六、七十年代的反传统，是无知者对传统的毁坏。
请大家想一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民族还能保留下什么传统呢？
1644年清兵打进北京、第二年南下打下南京，于是发布“剃发令”，要求所有的汉人接到命令十天之内，必须剃发留辫，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有人说，明朝的灭亡是亡文化，就是指这点说的。从此以后，华夏民族就没有属于自己的衣冠了。你能够承认清代的那种怪怪的服饰、再加一条大辫子，是很好看的打扮吗？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吗？唐宋装好看，日本吸收去了。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民族服装。我们的文化传统清代就开始流失了。
“文革”的乱穿衣，不仅是文化传统流失的表现，而且是失掉传统的表现。
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所以，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是专门研究传统和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他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说：“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
2003年8月3日，法国《费加罗杂志》刊载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中国代表汉学家让·吕克·多梅纳克的一篇文章（8月14日的《参考消息》译载了这篇文章），其中写道：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这种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何在？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
文章还说：
“只要到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走走，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人每个星期都在对城市过去的遗迹、对所有让人感觉是这个国家活遗产的东西进行着改造。能够逃过改造的只有那些官方公布的受到保护的古迹。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社会破坏。”
这位汉学家最后写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走向没落吗？现在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与房地产、官僚主义、致力于现代化有关的愚蠢行为同重新找回儒学过去的前民主主义之间在进行斗争。要消灭一种历史，必须真有消灭这一历史的愿望。也许正是中国的广袤无垠保护了自己，中国确实拥有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
我觉得联合国这位汉学家官员还是有点客气，或者说他所受的教育使他不愿失去作为“西客”的宾礼。他询问：“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这个问题提得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想探讨这个问题。只是我的看法，我们“恢复清醒头脑的机会”可能不多了。因为以前许多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都轻松地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