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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一个城市的交通问题，交通政策是决定性的，可是一些官员和专家，总是认为交通工程才是关键所在，他们认同一个观点：北京为什么堵车？就因为道路面积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
我想，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的道路面积能赶得上机动车的增长啊？要都赶上的话，这城市早就被拆光了。恐怕，被拆光了还是赶不上。
按照他们的观点，洛杉矶就是北京的理想模式，因为洛杉矶三分之二的城市土地是给交通用的，但这符合中国的国情吗？符合中央提出的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吗？这样搞下去，人与城市的关系能和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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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6）
除了交通政策外，评价一个城市的交通，最重要的是看路网的密度，而不是马路的宽度。
有人说，北京的交通拥堵，就是因为老城的棋盘式路网交叉口太多。其实不然，这种高密度路网有其意想不到的优点，在这样的路网里，每一个点总是与数条道路相连，前面拥堵了，你可以灵活地向周围疏解，曲线抵达目的地，整个交通自然成为了一个系统。
由于没有看到这种路网的优点，在北京的新区发展中，近半个多世纪，一直采取道路“宽而稀”的模式建设，大马路那么宽，相隔五百米、七八百米一条，只通往一个方向，前面堵车了，两边根本无法疏解，只能排着队等着，拥堵“点”迅速蔓延为“面”，十分脆弱。
而马路虽窄，只要路网密度高，就很少拥堵。路网密度高，就可以搞单行线，单行线的十字路口通行率特别高。它还有什么好处呢？能够提高城市的经济发育能力。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现在搞城市开发，都追求“金角”、“银边”，最不喜欢的就是“草肚皮”。你想想，你的路网是“宽而稀”，中间是多么大的一个“草肚皮”？你还不如把宽马路变成两条窄马路，在“草肚皮”里划一个十字，“草肚皮”一下子就变小了，临街面一下子就变多了，“金角”、“银边”供应充足了，城市的就业容量就大了。
你看纽约，路网格局跟北京老城特别像，它也是相隔约七十米一条街——跟北京的胡同似的——它横着的街都是供居住用的，两边纵向的大街相隔约二百米一条，是供商业用的。所以你在横街里边呆着感觉就像北京的胡同，一进去，里边特别安静，因为都是住宅区，你要想买东西，走出来，两边的大街什么都有，很像北京老城的那种感觉。
你看它的路网密度高，“金角”、“银边”就多了，整个城市的土地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解决就业的机会就多了。所以，北京的道路应该怎么规划？应该向老北京学习，应该把一条大马路分成几条小马路，密度搞高点儿，这样，不但有利于解决交通问题，还有利于提升土地的利用价值，提高城市的就业容量。中国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嘛，我们应该把宝贵的土地资源用好用足，尽可能地提高它们的价值。
再谈谈我对老北京的一个认识。
大家看这张图（大屏幕），1943年美国的空军航拍的北京城区图，当时这个城市还被日本鬼子占领着。从图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元大都，土城一带的城墙还很清楚，金中都在这个位置，西二环南段是从金中都的轴线上穿过。
金中都被忽必烈放弃以后，里边还住着人。在元代，还有老城和新城的说法。新城是什么？是元大都。老城是什么？是金中都。你现在去大栅栏，可以看到很多斜的胡同，它们和元大都规整的胡同很不相同，是斜的，为什么是斜的？是从元大都往金中都这边斜。这些胡同是当年人们在老城和新城之间走出来的。
元大都在中国的城市发展史上有什么地位呢？我大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之后，再来看今天的问题就明白了。
从战国到北宋初期，中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你走进唐代的长安城，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不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城市景观，你看到的是一堵堵的墙，全是墙！什么墙呢？是坊墙。每个街坊都是被坊墙包围着的，不准沿街做买卖，坊墙上开坊门，在规定时间，你必须回家，否则犯夜，要被警察逮着了，就比较麻烦。买东西只能到东市和西市这两个地方去，东市和西市也是用坊墙包围着的，“买东买西买东西”，“买东西”这个词儿就是这么来的。
到北宋中期，对城市有过一次改建，把坊墙给拆了，可以沿街做买卖了，于是，我们看见《清明上河图》了。
元大都则是第一次按照《清明上河图》显示的那种街巷方式来规划的一个城市。忽必烈的想法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什刹海的东岸自北向南划一条线，和什刹海的东岸相切，切线就是城市中轴线，切点在哪儿？在后门桥。然后，把重要的建筑物摆在这个中轴线上，再相隔七十来米，划出一条条东西向的胡同，再相隔六七百米，划一条条南北向的街巷，街巷是供商业的，胡同是供居住的。划好胡同之后，又把胡同内的地切成一个个方块，在上面盖出一个个四合院。
大家看（大屏幕），这些都是典型的元大都的街巷，这是鼓楼、钟楼。这种街巷的好处在哪里？真是应了古人的一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你在胡同里，安静极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商业。但你买东西又特别方便，走几步到胡同口，什么都有。
我回家的感觉是理直气壮啊，我在大街上见到的几乎都是我不认识的人，一走到胡同里边，见到我的邻居了，再一进院儿，到我的家了。
在这个城市，大街是属于城市的，胡同是属于社区的，当然，它也可以与城市混合使用，那个院儿是属于私密的个人空间。这个空间秩序一清二楚。我这样走回家，心理状态特别舒服，是一种真实的回家的感觉。小偷这么走一趟，就倒大霉了。在大街上他觉得很安全，抢谁的包，他一跑没人管。可在胡同里，就不行了。谁喊一声抓小偷，胡同口只要有一个人把着，他就完蛋了。他要是斗胆走进你们家的院儿了，也许你们家的猫叫一嗓子，他就给吓跑了。你看这样的空间布置多好——让社区的主人感到非常安全，让小偷感到非常不安全。这是中国古代规划师的智慧。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7）
四合院是属于私密的家庭空间，但胡同里有星罗棋布的小寺庙，什么关帝庙、斗母宫、地藏庵等不一而足，乾隆京城全图共标出内外城寺庙1207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这些寺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社区交往的场所，就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大家经常在那里见面，能够增进对社区的认同和安全感。这些小寺庙是社区的穴位，年轻人可以在那里认识产生爱情，老年人在那里不再孤独。于是，社区而成其为社区。
我最近看了一个资料，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二战以后世界城市规划界分成两大流派，一派主张疏散城市的功能，比如伦敦1944年作的大伦敦规划，针对的是当时伦敦在工业化时期出现的严重城市问题，特别是工厂进城造成的污染，以及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伦敦当局就想办法把工厂疏散出去，在市郊安排了一系列卫星城。这些卫星城和北京的不一样，北京的卫星城因缺乏就业功能，白天是“空城”，大家都进城上班去了，晚上是“睡觉城”，大家赶回来睡觉了。
伦敦把就业的功能安排到卫星城了，这样大家就愿意搬出去了，中心区人口的密度就减少了。从那之后，疏散城市功能成为许多城市的方向。后来疏散成什么样了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疏散成美国西部城市那样了，整个城市没有了密度，不像个城市了，所以有人说洛杉矶是个伪城市。
于是，出现了另一个流派，认为城市应该紧凑的发展，应该有密度。
这两种观点不断地交锋，最近出了一本书，把双方的意见都集中在一起，我看了之后，就想到了北京。
先说这两种观点是怎样交锋的。反对疏散的一方说，你们疏散那么多功能出去，大家都得开小汽车了，能耗怎么办？大气污染怎么办？那些赞成疏散的人说，你觉得紧凑好，纽约倒是紧凑，但我想在纽约有个后花园，你能给我吗？难道想要个后花园这不是人性的要求吗？
双方完全说不到一块去。我一看，哎呀，咱们老北京城就是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啊——在那么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下，它还给你一个后花园，你在景山上看，一片绿海，这个城市是在树林里面盖房子呀。
南小街拆了的时候，我去拍照片，那些四合院被拆掉之后，整个儿是一片森林啊。
我去孟端胡同45号，一个老的王府。住户说，这个房子真好。我说怎么好啊？他说，大热天这里面不用空调，晚上还得盖被子。大家知道住宅节能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有外遮阳，我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给窗户搞个外遮阳，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把太阳能挡在外边。靠里边的窗帘挡着是没用的，因为太阳能已经进来了。
老北京城的四合院，在大家不需要太阳能辐射的时候，树叶已经长出来，阳光就晒不透，树就像一把大遮阳伞，把四合院罩在下边，所以不用空调，晚上还得盖被子。等冬天我们需要阳光的时候，树叶都落光了。古人真是有智慧，这是节能型的住宅啊。
但这个城市是有密度的，平方公里，130万人口，这是1949年的数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是两万多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巴黎才八千多人，伦敦是四千多人，北京的平房居然可以装下两万多人，我说这统计准不准啊？
后来我看见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方案，这个方案专门把每个区的人口密度都标出来了。一看，好家伙！前门大栅栏，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都已经四万多人了，这四万多人好不好？人口密度高好不好？
如果人口密度高，大家还愿意在这个地方呆着，就自有它的道理。这个地方肯定是水草丰美，有机会啊，有就业啊，能挣到钱啊，才能养活那么多人啊。
你可能会说那会儿北京人的住宅标准太低了，所以人口密度才这么高。但你以为他们心甘情愿被挤着呀？为什么遭这种“罪”他们还不离开呢？因为他们在这里能活下去啊。
如果人口密度与城市的繁荣是正比关系，就是一件好事情，不应简单地去套那个人均住宅标准，这样去套，完全是因果倒置。
四合院多为单层的庭院式住宅，由它组成的城市为什么能装这么多人？
你想想，一条六七百米长的胡同，一看就是一堵墙，它是院挨院建起来的，能趴房子的地方全趴满了，这个密度其实是很大的。
我和一位规划师谈这个现象，他说，按照我们现在的小区设计标准，建造塔楼小区，消防要考虑，遮阳要考虑，每平方公里能装上一万五千人就不错了，而且还有不少土地被浪费掉了，那里可能永远不会有一双脚踩上去。再看北京老城，所有能用的土地几乎都用起来了。而且，院子里都有空，都有树。
所以，我特别想把国际城市规划界这两派争论的学者召到北京开个会，劝他们不要争了，因为北京就能给出答案，这个古城既有密度，又能给你一个后花园，既是城市，又有郊野之气。这是13世纪中国人的智慧，是可以骄傲的遗产，它居然回答了当今人类城市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以这样的规划而建造的古城，在今天仍是合用的，只要我们采取一个与之配套的、正确的交通政策，在胡同两边的大街安排像波哥大那样的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就能够成功。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8）
我们从几百米长的胡同里走出来，有什么不可以？这个过程还会产生许多故事，也许那个小伙子和小姑娘就认识了。走到胡同口，公交车就在那里，四通八达，快速准时，大家就不用开车了，这是多好的生活方式啊。
所以，如此伟大的城市规划遗产完全可以在今天得以利用，如果我们不能看到这样的价值，那就是数典忘祖了。如此巨大的精神与物质遗产，如果没有人能理解它，看懂它，这是多大的悲哀啊。事实上，这种规划理念在我们今天依然是有生命力的，是值得传承的。你看，北美那些好的城市，都是方格子棋盘式的道路，跟北京古城惊人地相似。
美国一位女记者写了一本书，说高密度的方格子道路好在哪儿呢？她说，在这样的路网里，她的孩子遇到坏蛋的时候，撒腿一跑，一拐弯，坏蛋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要是她的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