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探花帅承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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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探花帅承瀛- 第3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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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四代传人非陶渊明莫属。陶渊明(公元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他“风流”就在于他终日以酒为伴无拘无束的行为。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五代传人就是唐朝的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使。从二十五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其间曾因吴钧等推荐,于天宝初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使他对当时政治腐败,获得较深认识。天宝三载,在洛阳与诗人杜甫结交。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为永王幕僚,因兵败牵累,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开当途。据最早的文献(唐李阳冰《草堂集序》和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西凉国的创建人武昭王李高的九世孙,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在隋朝末年,李白的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白的父亲才携带家族重新返归内地,定居于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时恢复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高的后裔,所以李白长大以后在社交中常常同唐宗室子弟联宗,以从兄弟、叔侄或祖孙相称谓。不过可能是因为李白这一房人经历了隋末事故和将近一百年的流亡生活,“难求谱谍”,所以没有得到唐朝政府掌管皇室亲属的宗正寺的正式承认。现在一部分研究李白的学者,把李白在诗文中所标明的与宗室子弟的世代关系,以李白自称为李高九世孙作标准加以核对,发现往往自相矛盾,联系到当时人们冒称宗室,相互联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的风气相当普遍,所以认为李白并不真正是李高的子孙。李白一生活动主要在唐朝中期的玄宗、肃宗时代。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战乱??安史之乱。这场战乱长途八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才算最后平息。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广大人民惨遭浩劫。从此以后,唐朝就开始走向衰落,封建中央集权日益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对强大,战乱不断。李白一生正处在这个由进入全盛到急剧衰落的历史时期。他是这个时期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也是这个时代的卓越歌手。他终生以“酒仙”自居,无拘无束,就是他的“风流”所在。
 “风流才子”的第六代传人是北宋词人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其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他的文学活动期间约略相当于仁宗朝(1023─1063)。其年齿与晏殊相近。因排行第七,故也称为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他又做过余杭令,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因此深知贫苦盐民的悲惨生活。他的《煮海歌》说他们终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两三首。但即如上引《煮海歌》,已可见其风格和他的词完全不同。他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他在这方面之所以有显著的成就,和他生性放浪、风流倜傥的私生活有关。据宋人笔记,他因在〔鹤冲天〕词中说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宋仁宗所不喜,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他屡试不中。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元年(1034)的进士。按〔鹤冲天〕开头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则此词正为“下第”而作,并非先有此词而后仁宗除他的名。其次,象他这种似乎颓废的牢骚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常有的习气,连堂堂宰相范仲淹都说:“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忍把浮名牵系?”(〔剔银灯〕)柳永的牢骚,正是从范仲淹那里来的。又据说,因为仁宗对他的批评,他就自称“奉圣旨填词”(《艺苑雌黄》)。其实,他平日填词,所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和他亲密交游的歌女舞伎的“芳旨”。柳永年轻时是个风流才子,喜欢为秦楼楚馆的姑娘们和教坊的乐工们(演奏员)用当时的口语为她们填词,写出她们的心思。柳永大概没有结婚,他死后没有家属为之营丧葬,由歌女们聚资为他营葬,因此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以后她们每年还为他举行“吊柳会”,《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江楼记》即是敷衍此事成为小说。把柳永恋爱故事的传说写成剧本的,有元曲《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关汉卿著,剧本说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结婚。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常在旅行中,在城中则就宿在歌女家中。他在词史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其二,他用俗语填入词中。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这些情况,都是符合《花间》和南唐的本色传统的。在北宋大家的集子中,保存长调最多的要算柳永的作品,而且以《乐章》名集,又在许多慢词的调名上还注明宫调名称,以指导乐器的演奏员按调奏乐。如“正宫”、“仙吕宫”、“大石调”等。可见他不但提倡写长调,而且着重证明长调也和小令一样,可以入乐演唱;他的作品不仅是诗集而且是唱本,故名《乐章》。和柳永约略同时的张先也写了一些慢词,但比柳永要少得多。《乐章集》中除少数当时流行的小令如〔玉楼春〕、〔巫山一段云〕、〔少年游〕、〔木兰花〕、〔蝶恋花〕等外,绝大多数是长调,其中有不少是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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