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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林风自己除了扶植了一个军火钢铁企业之外，也并未搞什么“五年计划、星火任务”之类嚎头——这正是林风时常洋洋自得的一个优点，来到这个时代这么久，事业上也称得上是风生水起，到如今也算是一个领袖了，但他倒也没有因此自我膨胀——这点几乎是所有领袖的一个通病，所谓一个人不能太成功了，如果太成功那就一定会太自信，太自信那就免不了会一通乱搞，历史上因为这点而毁却一世英名的老大太多了，比如什么农业学大寨或者蹦蹦跳跳前进之类就是明证。在林风看来，搞生产、做生意乃至于发展经济，那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之专业的活动，很显然，他自己确实缺乏这方面的才能，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放开手让这些专业人士去干呢？
其实这个理论倒也不是林风独创，虽然当年功课不咋样，但一些大趋势倒也还记得，实际上在林风印象之中，在这个资本萌芽的当口正是自由经济大行其道的时期，所以说自己的这个汉军政府只要不捞过界，任由这帮工商业主折腾就行了，政府在这个时代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充当打手，比如某地欺压汉军的商人或者拒绝开放市场之类，如果这类现象很严重林风当然就得拖上大炮碾过去。
当然除了这些宽松的政策环境，汉军近期的政府采购计划在本地的工商业发展注射了一记强心针，这段时间汉军总参谋部的青年参谋在军队中上下走访，参考了军中老兵宿将的意见，另外再按照林风大帅和指示，制定出了一套新的装备方案。在这套新的军备计划中，汉军士兵和军官的装备得到了质的提高，除了武器装备之外，其他的许多辎重或者生活用品也得到了大大改观，比如根据新的规定，一名汉军士兵除了武器之外，还得配发军服、军鞋、武装带、绑腿、芦苇席、火药囊、饮水葫芦等等，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此次整编之中汉军正式成了军医编制，为此又大量采购了行军散、金疮药以及其他治疗疫病的药物。
以前这类活动对于商人来说都算不上一种“买卖”，因为在这战乱的年月。朝廷基本上是以“抢劫”的方式来完成，而且对于这种强盗行为不予配合还得被戴上“叛党”的名号杀头，但在汉军政府这个新的经济框架下，这些行为都必须遵循正常的商业途径来完成，当然起初开始采购的时候汉军的官员们也打算按老办法干，不过这个阴谋火速被“大汉商税律令修订委员会”捅了上去，企图肇事的几个官员当即被最高领导以最快的速度干掉，于是这个事情在汉军政府的官场中发挥了警示作用，这些官员们不得不捏着鼻子和商人们对等的坐下来谈判。
这个政策最后的直接效果就是直隶一地的各种手工工场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而这个繁荣的景象简直令老人家啧啧称奇，而且总是令林风想起当年的深圳神话，因为这个时候直隶一代也到处流传着某种“发财现象”，甚至还流传到了林风耳中，印象中比较深刻的就是某个保定人的故事，这个人本来是白洋淀放鸭子兼打鱼的穷措大，后来因为汉军大批采购芦苇席和军用的辎重篓子，这个人牵头组织乡党搞编织业，在这个冬天赚了个饱，最后成为身家达两千两白银的巨富。
虽然林风大帅如此纵然商贾，但汉军那的几个传统的儒家重臣，比如李光地、陈梦雷汤斌等却纷纷转过脸去假装没看见，这个现象倒也不是偶然，因为现在汉军政府上上下下每个人都知道大帅与这些商人的“秘密交易”。
众所周知，汉军势力膨胀得非常厉害，无论军队或者政府行政机构都在一天一天的扩充，但财政状况却一直非常糟糕，入不敷出赤字现象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就目前来看根本无法解决。一个是因为还未到收获的季节，眼下也不能收取农赋，而新的工商政策却税率不高，所以这段时间李光地可谓是难为到家了，除了疯狂的朝婊子身上伸手他一时间还真的想不出什么招来，然而即算如此，所取得的税收也非常有限，可以说汉军现在还一直在吃康熙的老本。
这个时候无所不能的林大帅当然又出了奇招。
在这个漫长的冬季内，一头扎在天津港口的施琅和杨海生面对着面的比赛，极为疯狂的朝造船工匠们使劲——虽然两个人都知道这是大帅的阴谋，而且这种简陋的激将法也更本瞒不住人，但两个人却谁也不愿让步，这个原因倒也简单：若是让对面的那个“玩意儿”当了自己的上司，神气活现的对自己发号施令，那还真不如一头撞死了干脆。
这个现象的出现当然在效率方面起了非常好的效果，而且在这项海军投资上，汉军的确是真真切切的做到了杜绝贪污，两位提督在这个时候吝啬得出奇，除了捏着经费一分一厘的掂量之外，还非常狂热的把自己的军饷也砸了进去，于是天津港的造船工匠就倒了大霉，因为两位将军都把铺盖带了进来，瞪着眼睛看他们造船——当然没有人能指望一个将军会有好脾气。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这种现象的负面效应也是非常巨大，而且很多纠纷时常闹到了林风哪里，令大帅也头疼万分。因为将军们之间的矛盾，两支舰队的水兵自然也不会给对方好脸色看，这个时候海军的编制都比较小，所有能被施琅和杨海生挑中的人那都是自己带得顺手的人，所以官兵之间也非常之贴心。于是当第一舰队的水兵去茶馆喝茶的时候，第二舰队的水兵一定选择离开，转而去酒馆喝酒，总之这里绝对不会出现什么团结、联欢之类现象，甚至连走在路上双方都是怒目而视，饶是如此，打架斗殴也还是少不了，不过看在同穿一种军服的面子上大伙不好意思舞刀弄枪，于是砸砖头敲棒子自然也就成了传统项目，所以虽然没有死人但断胳膊断腿的事情总是少不了的，而且这类恶性治安事件也给汉军政府的天津地方官带来极大的困扰，因为每次砸完酒馆茶馆之后总是由父母官出去给军爷们擦屁股。
在拼命的督促之下，杨海生和施琅连造带买，总算是各自都有了几条海船，而且两人在武器装备上两位海军少将也表现比陆军将军们更坏的脾气，每次船一落水，他们派给督造总管戴梓的信使那是一拨接一拨，川流不息，工场的工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因为稍微迟了一两天，两位将军就气势汹汹的带领亲兵亲自上门，堵着戴总管要大炮。
当冬天过去之后，两支小小的舰队也基本上武装完毕，这个时候大帅的“经济计划”也开始着手实施。
这个计划林风提出来之后经过几个重臣的秘密商议，综合起来的意见有点矛盾，总的来说优势就是可行性高、周转快、投入成本不大，但后的一致意见是要求大帅秘密行事，最好要假装不是咱们干的。据说与会的几位大臣当时满脸惭愧，唯独林风大帅一个人恬不知耻的逐一开导：说什么在历史事件的比较之中，就人品方面，咱们这些人比不了先贤，但绝对还是要比曹操要强的，人家阿瞒挖坟盗墓还任命“摸金校尉”什么的，咱们比起他来，还是有资格在道义上鄙视他的。
其实这个计划商会会长许淡阳早已知晓，而且在很早以前就开始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所以在林风通报重臣之后，一支不起眼的小型商队在林风的精锐近卫军保护下进入了天津港口，然后施、杨两位将军就立即心照不宣的火速装船，林风在这件事上账目做得相当公平，起码就货物的价值上绝对不会偏向谁，比如假如施琅舰队护送了一张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那么杨海生舰队就绝对有一张宋徽宗的瘦金帖或“百鸟朝凤图”，总之大帅绝对公平公正，绝对不会偏向那一边。
当然这里杨海生和施琅自然不可能从这批货物上得到直接利润，虽然林风下达的命令是要他们自行扩张，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总还是大汉政府的武装力量，不是强盗或者佣兵，而这次活动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军事指令而不是一桩买卖，之所以看重货物的价值，除了怕对方在大帅心中得印象分之外，也还因为商人方面的许诺——这是人之常情，如果货物很贵重商人很紧张的话，那么他们多少会给护航的舰队一些好处，而这些好处，也在林风的许可范围之内。
林风大帅对商人的感情投资和政策拉拢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实际上这些商人对大汉的帮助之大，简直用左膀右臂来形容都不过分，其实在汉军起兵之初，直隶、京畿甚至其他地方都因为漕运断绝的关系爆发了大面积经济恐慌，到底明、清两朝这么多年北京都是靠漕运吃饭的，现在漕运断绝的感觉象是世界末日，所以汉军领地的金融形势一日之间由银本位坠落为粮本位，给李光地的政府造成了沉重打击，除了少数城市，其他广大农村地区的百姓都拒绝使用白银或铜钱，而把小米、玉米等粮食当成硬通货，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也就几乎完全失去了干预能力，至少在行政手段是无效的。而在这个危急的时刻，商会的介入就立即扭转了这一困难局面，而就物流手段来说，商人们的效率真是令任何政府机构惭愧得无地自容。
除此之外，这段时间商会发动的针对流民的贷款运动也大大缓解了李光地政府的窘境，而之前这些事情都是官场之中最龌龊、最难办的项目之一，因为就官僚集团贪婪无耻的本性来看，硬逼着让一头老虎去救济一只兔子无疑是一件相当无奈的事情，而无论多么充沛的经费、多么充足的物资，官吏们都有本事把它们在一层一层的调拨中蚕食干净，但商人们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这点弊病，虽然说这些高利贷吸血鬼也是满屁股臭屎，但对于那些农民来说，比之政府官员救济那还是实惠很多。而把这种事情交卸出去之后的李光地政府，则就能把力量集中在村落编组、行政控制以及其他许多关于兴修水利、土地规划和与当地原住民交涉等公共项目上来，这对于行政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非常之有利的。
经过这段事件的观察之后，汉军的那些重臣也开始在怀疑以前的传统政策，因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圣贤传下来的那一套经学国术似乎有点憋气，看着大帅和商人们玩得团团转，不论是李光地还是汤斌陈梦雷，暗地里都还是觉得很没面子——这都叫什么玩意？几千年来咱们中国是都是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谁听说过什么“与商贾共治天下”？！
出于对这类社会现实的疑惑和反思，一六八五年春天的时候，北京城里几个不知名的狂生在一家又脏又臭的客栈里成立了一个叫“工商诗社”的玩意，这个组织谈不上政党也不算什么学术机构，而这个只有几名成员的“工商诗社”最后也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在二十天后奚零星散，它所有的作品也只是十几首针对时政的七韵长诗。不过在之后数百年的日子里，全体中国人都因为历史教科书的原因记得了这个短暂的历史瞬间。
林风其实也并非不知道这里面的汹涌暗潮，不过这个时候他也无能无力，因为清流掌握中国的舆论已有数千年，谁也没本事在一时之间去改变它，而这个时候因为是在乱世，各路诸侯为了争霸天下各出奇招，比林风玩得更离谱的也不是没有，所以士林们也没有对这个重商政策感觉很奇怪，虽然有少数极端保守派很是不满，但就整个士林来说，更多的人是抱着一副惊奇、审视、玩味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其中直隶本地儒生因为亲身受到经济恐慌的冲击更是非常理解，并且在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早已认可了汉军政府统治，所以当他们把这个情况传递出去之后就明显失实，这个政治状况落在外地儒生耳中的时候早已经过了一番儒家学说的演绎：他们把林大帅不顾一切拯救百万黎民和“被迫”接受商人的条件联系起来，经过单方面的想象，这个商人当然就是利用林大帅爱民如子的弱点百般欺诈，最后林大帅虽然经过一番抗争，但为了这百万颠沛流离的子民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在商贾的淫威之下，所以出现了如今的时世——对于大帅的选择，儒生们表示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因为这个条例可以援引圣人语录“嫂溺叔援之以手”，所谓事急从权，也就是说林风大帅在施政方面基本上还是没有偏出大框架。
几个政府重臣对一些好友的信件表示了缄默，尤其是李光地，因为在他管理之下的地方居然出现了商贾代为行使传统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