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鸿图大计在同一时间推行也可能带来问题，必须审慎筹划才行。
结束Bellcore的顾问工作后，我和研究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几位，我在数年后设立讯息工程学系时，聘为系内的教员。他们丰富的经验，大大有助于课程的改进，使学系的学术水平获得世界确认。
现在想来，迁回香港的准备应该可以计划得周详些。在香港时我已知道，重要职位的招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总裁，通常都是先锁定目标，试探他转投的可能性，然后利诱他，说服他接受新职位。虽然公司会出招聘广告，但只有一个申请者肯定会获聘，尽管也许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工作。
我早就应该知道递交申请书的结果，也因此在早几个月前就应该把我们的房子在房产高峰期时卖出，将我们的家私全送给别人，住进旅馆，无牵无挂地等待回港的一天。
可是，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迁出后几个月才卖出，那时房产价格正在下滑。还好，在卖出房子的三个星期后，房价才跌到了谷底。我们从没想过申请大学校长职位实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记了申请这回事，事前全无预算。
在1985年，我曾在德国史图加特的西门子公司做过一年工，我的儿子初出茅庐，仍住在家里。他能与我们同住，我很高兴，虽然他不算是个爱打理家务的年轻人。女儿明淇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所工作，也在那儿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国，第一件事便是给美芸安排割除子宫瘤手术。这年圣诞，各散东西的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团聚。但未来几年，我们还是要远隔重洋，各散东西。
美芸手术康复，立即就要报读附近Fairfield College的一个春季课程，她总喜欢不断进修学习。明漳受朋友怂恿，准备在1986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读电脑工程硕士学位。他获得学士学位时雀跃万分，曾严正宣布：“感谢上天，总算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不要考什么试，我再不要读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谢他们。
Chapter09 出掌中大（5）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轨之际，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不无忧虑，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中大方面时常给我电话、传真、邮件，甚至派专人到访，都减轻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职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大学的生活和事务。
在一个明朗的秋日，我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美芸和我在机上睡得安稳，准备好与前来接机的一众要人相会，他们包括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财务长和图书馆馆长。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官式礼仪，我们从头等舱座位起来步向过道，即有礼宾人员指引我们来到就泊在飞机旁的一辆汽车前。汽车把我们载到贵宾室，那里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难得的是，那还是清晨时分。室内布置体面，有足够的沙发让大家都坐下来喝茶聊天。与此同时，已有人拿我们的护照去办过关手续。从贵宾室出来，司机已在等候，我们的行李也安顿在行李箱内。新闻媒体也来了，镁光灯闪个不停。就这样，我们翻开了生活新的一页。
校长府位于主校园对面的一个小山上，门前的车道，相信是香港通往私人住所最长的车道，守卫遥遥望见我们的车子，便打开门前铁闸，我们的管家也在迎候。他将为我们打点家务，并负责家居用品的添置。我们后来才发觉这安排有点不大方便，但当时我们只能接受为我们准备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也颇令我们有措手不及之感。
校长府是山上唯一的住宅，在林荫苍郁的半山，一不留神便察觉不到树木丛中的那条车道。只有一块刻上“汉园”二字的小石碑，标示附近有住宅。大宅建于20世纪60年代，属50年代加州式设计。楼下饭厅可容十六人同台用膳，旁边的客厅十分宽大，可供多种用途。我们时常邀请三十至五十位教职员和客人，或是整个学系的教员和家眷来进行各种活动。膳食多采自助形式，客人可随意在饭厅和宽敞的后园自由进出，并欣赏俯瞰大学校园的美景。花园的中心景点自然是那个鱼池。日本领事在房子落成之日曾赠予多条漂亮的锦鲤，红的、金的、白的，大的、小的，相映成趣，喂饲时众鲤一时汇集，翻滚追逐，蔚为奇观。
如果不是事先有一年时间预为准备，了解大学的使命和行政程序，现在要发号施令，一定会乱作一团。睡过一觉起来，我已经有在家的感觉了。
我的首要之务是提升大学的研究水平，使其足以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我常向教学人员说，他们在回港服务之前，已经有多年从事研究和在知名大学工作的经验，应该足以向世界显示，在香港也可以取得同样的学术成就。我向他们保证，必尽力寻求捐助和资助，购置所需的设备和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我深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位教师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才可以在教学上有出色的表现。
出色的教学人员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择善固执，欠缺这种素质的人，很难与时并进，勇攀学术的顶峰。正因他们有择善的智慧，有固执的自信，才能成为一位能推动学生，感化学生的教师。他们会承认自己也会有错，但不会轻易放弃理想，除非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行不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感谢他们对增进人类知识的贡献。
Chapter09 出掌中大（6）
我相信，大学校长的秘密武器，是具有洞察教学人员志趣的能力，并能善于与他们沟通。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说，有些学者已失去进取的动力，总是在原地踏步。更糟的是，如果让这类学者盘踞高位，势将大大打击基层学者的士气，一个本应朝气勃勃的学系，如果由一个暮气沉沉的人统领，后果可想而知。让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保持活力，是推动大学不断向前的唯一良方。
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我相信我有两项优越的条件。其一是我有与顶尖人才合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怎样鞭策和激励他们精益求精；我在光纤通讯业内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是我能常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也是我做人处世的宗旨，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能顾及各方感受，无论与群体还是小众都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少有龃龉。
我的退休欢送会是一个感人的聚会。大家都为能克服困难，令大学成为一所获世界确认的学术机构而感到兴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主席说：“中文大学是一家建基于香港的大学，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大是香港的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功劳应归于全体教职员，尤其是精奋日进的教学人员。我只是适逢其会，在中大锐意发展的阶段，致力并成功将大学提升至最高的国际水平而已。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多项改革，有些改革是强加于我们之上的，有些是由我们自己策动的，我有幸能得到四位副校长的扶助，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令改革取得成效。
四改三之争：以失败开始的胜利
卓有成效的大学四年制，始于二十五年前中大成立之初，要一下子改制，颇令我有点措手不及。教资会建议，将中大所获的资助额与香港大学看齐，而港大行的是三年制，中学生需读两年预科，才能报考港大。看到这样的建议，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的即时反应是：“教资会怎可以听任香港政府指使，统一所有香港最高学府的资助方法？这怎算合理？”我的质疑不算不合理吧。
我相信，这是一个愚蠢的官僚决策。统一学制，无异于扼杀了多元竞秀的高等教育，而一个多样化的教育制度，正是不少大都会地区所极力争取的。政府的做法，也许是为了增加大学毕业生人数，而三年制大学是比较节省成本的。
要中大四改三的压力也有可能源自中学。也许可以这样说，支持改制的人自有他的理由。在改制之前，报考中大只需读一年预科，一家著名女子中学的校长说，她希望女同学们能在学校多留一年。她说：“预科同学是学妹们的好榜样，也是学校活动的好助手和领袖。”
但对我来说，我希望见到的大学制度，应该富有弹性，而不是刻板的千篇一律。对教资会的要求，我的反应是想方设法令中大在骤变中保持灵活性，同时保持对高素质和卓越的追求，无论是在我们的传统强项，还是在新的领域上。
其中一个方法，是将课程改为学分制，各个科目的学分由一分至三分不等，要获得学士学位，学生必须修满一百二十个学分。美国的大学和高等学府，都是采用学分制，多年来证明行之有效。这制度有很高的灵活性，而且可即时实施。
学分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迫切的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获得的资助会增加。一直以来，中大所获的资助比港大少，资源颇为紧绌。我向同事们实话实说，我向教资会所提的建议，必令其毫无保留地接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Chapter09 出掌中大（7）
我也向同事和同学们解释，中大并没有放弃四年制，简单地说，学生入读中大，可以采取任何进度学习，只要修毕一百二十个学分，就可以毕业。如果他们通过高级程度会考（A…level Examinations，我们给予二十一个学分以确认此学历）和达到指定的语文程度要求，平均三年就可修毕学士学位课程。这样，中大日后接受具有社区学院资历的学生，或其他大学的转移学分，以及配合未来可能的转变，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特区政府在2002年提出将中小学学制改为六年小学、六年中学。大学则可相应调整课程，容许学生在四年时间内毕业。如此说来，当日要中大改制，无疑是多此一举，浪费了许多人力。我殷切盼望教育改革者了解保持学制灵活性的必要。
迫令中大改制无疑是一种倒退，手法也不高明。三年制令课程变得比较紧迫，难以容纳一些需要较大弹性的跨学科研习。我要花不少气力说服同事，我们并没有放弃四年制的原则。与此同时，我也作好准备，进行必须的结构和行政改革，以求保持学术的卓越水平。无论是既有还是新加入的同事，都要稳定他们对大学的信心。
成立新的工程学院
随着内地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香港与内地的双向投资日见增长，生产总值稳步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正陷入短期衰退，我们因此可以有能力聘请一流的教学人员。对我来说，大学学额的扩张无疑是及时之举。如果不是增加学额，让我有更多资源推动中大发展，新成立的科技大学恐怕就会把大部分的资源吸纳过去。在更平等的竞争基础上，我们建议设立新的工程学院，以及扩充和加强其他各学院。新工程学院将集中于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成为一个包罗广泛的电子工程和电脑科学研究中心。主要的知识范畴包括发展迅速的电子、电脑、系统科学和材料科学。新学院的成立，也可说适逢其时。我们将既有的电子学系和电脑科学系纳入新的工程学院，而讯息工程学系是其中首个新成立的学系。我们有幸能请来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最出色的工程学家出任院长。讯息工程学系也有幸能招纳在学术和工业实务上富有经验的人员执掌教席。他们大都是著名大学的毕业生，也在通讯和电脑业的著名研究和开发机构任职多年。物以类聚，能吸引他们加入中大，相信我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互相启发和衷诚合作，始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达到出类拔萃的效果。
在院长领导下，工程学院的地位足与世界各大学的同类学院争一日长短。作为校长，我也有了一个比较和量度的标准，推动其他学系向前迈进。多年下来，工程学院的所有学系都取得良佳的发展。
从成立新学院的经验中，我总结出的结论就是，人的素质是最先决的条件。我相信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协调能力。加州理工学院、柏克莱、史丹福、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科技研究大学，虽然都以一位教授指导多名博士生而取得杰出成果，但工业界以多名主要首席研究人员领导一组研究员，从事较广泛项目的钻研，也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工业界也已意识到大学研究的效率，如果作出适当的安排，大学也可助工业界一臂之力，在工业研究上担当一定角色。事实上，工业界已开始委托大学进行指定的研究。教资会推行的卓越学术领域计划，无疑有助订立学术与创新意念的新标准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