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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为了声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我们在48小时多、不到64小时之内，在深圳做了“中国人今天说不”的晚会，晚会集中了我们的艺术家，集中了我们的主持人，主持人是两岸三地的，艺术家也是两岸三地的，把中国人的怒吼和中国人的声音发出来。我在现场的动员是这样的，声音没有了，再推上去，灯光灭了，再打亮，语句忘了，再想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个现场的声讨晚会，我们大家都是参与者，而不是表演者。我们做完节目的那一天夜里，也就是美国的白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国驻美使馆留言簿上签了道歉的字，于是我们的阶段性任务和历史任务就完成了。在晚会现场，我们参加电视转播的一位主管，就是深圳影视的陆总陆志杰，已经说不出话来，声音全哑了。
后来我给这种付出弄了一个外号，凡是在重大的事件中出现这种“失声”状况的人，我们会亲切叫他“活着”，在凤凰“活着”真的不容易啊，也真光荣。
“9·11”事件爆发的时候，我和钟大年正准备进高尔夫球场
记者：您作为多次凤凰大事直播的策划，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
王纪言：直播大事，目睹历史事件在眼前爆发，是令一个媒体业者最感满足和最兴奋的。世界有很多事情不是在媒体生涯中都能够碰到的，如“9·11”、伊拉克战争，作为媒体指挥者，能够必然或者偶然，使你在第一时间点和一个历史事件碰撞，并且能够用一个媒体的力量对这个事件保持同步报道，对我真的是最刺激的感觉，或者说是最大的欣慰。“”爆发的时候，我和钟大年正在高尔夫练习场外，那时是晚上八点多钟，我们到达球场以前已经在一个小饺子馆里把肚子填饱了，可以说我们提前为直播的“9·11”做好了物质准备。大年正在球场办理手续的时候我接到总编室的电话，我马上向老板报告并商议了对策，钟老师拿着条子出来，我说我们打不成了，要赶到直播间，在路上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边行车边部署，从晚上九点钟《时事直通车》就进入了直播状态，九点半中断正常节目，在小莉播出过程中，我们把第一现场第二架飞机撞大楼的瞬间直接播出。所以当“9·11”改变世界的时候，“9·11”也在世界面前改变了凤凰的形态。媒体行为里有一个“第一介入点”，你对事件越贴近，你将越可能有最好的状态。“9·11”的时候由于当时情况限制，我们有好多媒体同行都没有能够进行同步报道，我听说有些媒体同仁们恨不得把自己的脑袋撞到墙上。真的，作为媒体人，在职业生涯中很难赶上世界性的事件，当世界性事件在眼前爆发而又不能参与报道，它绝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遗憾，而是永远的心痛。
美伊战争，我们在直播状态中等候
王纪言：凤凰卫视直播伊拉克战争也很有意思。伊拉克战争打响是在北京时间的半夜，那天正好是中国足球队在沈阳赢得世界杯出线权，整个北京沸腾了，沈阳沸腾了。我们边研究如何连线直播沈阳和北京的庆祝活动，边部署第二天《凤凰早班车》如何播出新闻，比如我们要采访教练，采访主要运动员。大约在12点钟，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习惯在资讯台看看各个频道，突然发现西方一两个频道突然中断正常节目，美军在伊拉克的战争打响了，五分钟之后我们就启动了直播。大事件可能发生，媒体正在期待着和它同步，它正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赶上了很多，包括美国解除伊拉克武装这次，事后大家都在评论到底谁赢得了这场直播，特别是北京广播学院老师、媒体学者都在研究，谁表现得更出色，我觉得第一个判断就是媒体在什么时间点、通过什么方式、什么时候启动的直播。我们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美国能够开始战争，但我们认为美国宣布最后通牒50个小时结束后那一刻，每一分钟都有战争开始的可能性，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在直播状态中等候。有些媒体，特别是不少香港媒体也在最后通牒50个小时后开始直播，但是它们没有挺住，最后播了别的。我们坚持了这个大胆的决策，虽然广告商告诉我们，只有战争打起来，他们才投广告，我们顶着压力坚持直播，就是为了避免错过“第一时机介入事件”的瞬间，就是要把状态反映出来，要把形势分析出来，因为我们认为美国或者准备行动的盟国不能再等待了，果真在我们播出大约两小时之后，白宫就出现了历史上最短的那个新闻记者会，白宫新闻发言人突然出现在记者面前，只说了一句话“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战斗已经打响”，很简单。历史瞬间被我们直播进去了，在这句话说完之后，我们的广告标板也出来了。
王纪言（8）
什么是满足？就是这样的感觉。此后的凤凰直播形式不断丰富，对一件大事我们不仅仅停留在它的“表面”，而是做出了“深度”：最关键的时候，直播可以在多个演播空间里进行同步多场景直播，主播台在资讯台，《时事辩论会》在一个棚里，《军情观察室》在另一个棚里，有三到四个棚，因为我们技术改造，可以同时发布信号，主播台变成主控部分。当说到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把《时事辩论会》切出来，由评论员进行辩论，谈到军事问题，就把问题甩到《军情观察室》，主播还可以提问。于是三到四个棚同步直播，并把战场内容的丰富性通过不同演播调度展示出来，能够为观众提供多视点的解释、图像、信息，并且和事件发生保持同步报道，我们把直播技术多样发挥出来的同时，媒体人的满足感也油然而生了。
“虚焦点”记录了真实的历史瞬间
记者：院长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幅？
王纪言：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我在凤凰莫斯科演播厅抓拍到的连续四幅照片，是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为主办城市的那一瞬间，窦文涛、周星驰、陈鲁豫和李纹激情拥抱的照片，前两张焦点是实的，后两张是虚的。为什么焦点“虚”了？因为我流泪了，作为凤凰人，我的泪水里包含了太多的滋味。
申奥直播，本来我们是和内地一个媒体合作进行的，但是当我们把所有卫星、所有场地、所有主持人流程已经研究完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要求我们分开做。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已经租好的卫星线路、已经租好的演播馆、已经商量好的流程全部留给内地伙伴，凤凰必须完全重新开始。我们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内把卫星信号通过各个国家转接，通过不同公司服务把它们衔接起来，在一个大家都没有发现的非常好的莫斯科酒店顶楼上找到了理想直播地点，并找到了俄罗斯的转播车和个个都像艺术家的俄罗斯电影制片厂的大制作人来为凤凰打工。当我们的信号从莫斯科顺利地没有偏差地传递出去，当鲁豫第一次开场白说完的时候，我在现场带头鼓掌。为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克服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终于迎来了最好的结果，那就是“北京”两个字。酒水、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们欢呼雀跃，每一个人都说不清楚自己流了多少泪，自己流了多少汗，自己呼喊了多少次，自己跳了多少回。我竟然在现场还记录了凤凰人的瞬间表情，现在《凤凰私家相册》中那个拥抱的过程是我记录的，四张连续拍摄，虽然后两张焦点虚了，但记录下来的却是历史的真实瞬间。跟随诺曼底登陆的美国著名的摄影师在盟军登陆的一刻，拍摄的照片全是虚的。后来，世界摄影界分析照片时认为，这几张登陆的片子不虚就不对了，并纷纷撰文分析此作品“虚焦点”的魅力。所以你看，在宣布北京胜出之前，我的焦点是实的，但是宣布了之后，我的焦点是虚的，这说明我拍的这些照片也是“大师级作品”。哈哈。
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海上是《 凤凰号下西洋 》，陆上是《 千禧之旅 》
记者：凤凰做过的最难的事是什么？
王纪言：最难的事太多了，很难说哪个最难。如果有“最难”，在海洋上最难的就是《凤凰号下西洋》，我们是在用挑战极限的方法来追寻郑和的足迹，而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中，很多事情是未知的，比如我们在整个的南中国海不能靠岸，要长途行驶，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在我们试图靠岸休息的时候，越南守军还用枪来扫射，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不靠岸了，继续前行。发生大海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凤凰号具体方位在哪里，实际上他们停留在了印度洋的一个小岛，很危险。在海啸来临的时候，我们的船不仅化险为夷，并且我们的船长和记者还能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一带参加救助活动，这是很难想象的。凤凰号要和风向下赌注，和潮汐下赌注，和寂寞和孤独作斗争，对于个人是个巨大的考验，另外他们还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到达一个地方，帆船是很难有规定时间的，海上航行最艰难的就在这里。路上最艰难的要属《千禧之旅》，现在没有媒体可以操作，沿这条道路再走一遍。
记者：《千禧之旅》经历的故事能讲一下吗？
王纪言：故事挺多，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千禧之旅》团队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当时队员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经消耗了大量体力，对于他们在冬季逾越世界屋脊我们不抱太大的希望。我跟老板到印度去迎接他们，计划是送他们返回巴基斯坦，由帕米尔经丝绸之路返回。经过尼泊尔时我们了解到，在冬季喜马拉雅山是可逾越的，喜马拉雅山的樟木口岸是开通的，一种力量又把我们激励了一下，于是我们在印度跟队员们开会，决定不返回巴基斯坦，从印度到尼泊尔，翻越樟木口岸，在冬季进入西藏，通过青藏路翻越唐古拉山口、昆仑山口，再走蜀道，回到北京。这是《千禧之旅》已经要走到尾声时候的一个重大决策，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他们在冬季穿越世界屋脊，春节期间到达了北京。
秋雨先生是最好的媒体合作者
记者：凤凰与学者联手做节目，从建台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中，您作为一名学者，怎样看待与凤凰合作过的学者和专家？
王纪言（9）
王纪言：说起《千禧之旅》，我想起了秋雨先生，就是他这样一位儒雅的江南大学者伴随凤凰走完了全程。前段时间总有一些文化界的人，对秋雨先生爱品头论足，我认为秋雨先生是一个最好的媒体合作者，当年秋雨先生写完《行者无疆》的时候，有些出版商、出版界的人让我说说秋雨先生书中的文化含量是什么，我都没说，我说这用不着，一个文化学者在行走过程中，把他的文化传达出来，不仅通过电视，还通过著作传达出来，他应该是最成功的。秋雨先生在不同的文章中，已经讲到过很多合作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讲他自己。我在跟秋雨先生谈合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跟秋雨先生说过给他多少待遇；秋雨先生也从来没有问过给他上了多少保险。作为自幼生长在江浙一带的文化学者，他不像我长在内蒙古，吃羊肉出身，来自鱼米之乡的他在全程和凤凰员工一样克服异域带来的饮食方面的不习惯，尤其是《千禧之旅》沿途经过的几乎全是阿拉伯世界，他没有对自己的饮食生活待遇提出任何要求。坐车秋雨先生从来是坐4号车的后座位，谁都知道，在长途行军中的吉普车，前座舒服，视野好，颠簸也少，可他从来都是坐后面。凤凰的几次电视行动邀请秋雨先生参加，他没有一个助手同行，我曾提出说在北京给他搭一个班子，帮助查资料，因为所有讲述，所有的文字，都即时出现在路途中，但秋雨先生没有答应。一个大学者，与媒体同行，我先不说写出什么文字来，他的勇气和毅力就值得我们电视人钦佩。所以他跟《千禧之旅》的摄制组成了患难朋友，成了生死之交。另外凤凰还和很多文化学者建立了很好的伙伴关系，像《穿越风沙线》中的徐刚先生，他带领着我们行走三北防护林；还有葛建雄先生等等，一直到台湾的李敖先生。
和李敖先生合作了这么长时间，越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