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来者小心”，同时门户大开；只有“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性格中的韬光养晦，内敛含蓄。胡适若有意于仕途官位，早有不止一次的机会。1933年3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就曾希望胡适出任###长，胡适致信婉拒，答曰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1947年，蒋介石再邀胡适出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也被胡适婉拒，为此胡适复信给王世杰说：“今日分别后细细想过，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绝不敢就，国府要员也绝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我不愿意放弃我独往独来的自由。”由上观之，胡适之不愿进入政府，不愿失去个人之独立自由，确系其真心迹的表露。
“受逼上梁山”（2）
胡适之所以会被逼上梁山，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从骨子里来说，胡适还是一个传统文人，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向自己的妻子解释他接受驻美大使任命的原因说：“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国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胡适绝对的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志趣之上。1939年6月22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光甫来深谈，他很高兴。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他有时也很愤慨，说‘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气恼，何苦来！’”胡适说的是陈光甫。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38年12月，胡适因过度劳顿大病一场，住院七十多天。胡妻江冬秀得悉后于次年4月请友人张慰慈发电，劝胡适辞职养病。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次年9月21日，他在给江冬秀的家信中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胡适晚年也曾回忆自己早年的生活说：“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战时中国驻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参与实际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正基于这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胡适以非正式使节出使欧美期间，几乎拒绝一切娱乐活动，他解释说：“国家在破败状态。我们应该自己慎重，不可让人因我们而讪笑我们这民族全无心肝。”胡适也不愿独自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1938年2月，有几家美国大学想聘他讲学，其中哈佛大学想聘任他为客座教授，讲授中国文学史或者思想史，年薪八千元。一流学府、专职学术、优厚的待遇，踌躇良久，胡适还是辞掉了，“由于战争在继续，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非常优厚，同样在道义上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学和研究中去的职位，我凭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将无法拥有足够平静的心灵”。在5月5日的家信中胡适说：“教书的事，我很费踌躇。后来决心都辞掉了。这个决定是不错的。我不愿在海外过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过不去。”
对于驻美大使的生活，胡适感到的不是风光无限，而是苦不堪言。驻美大使紧张忙碌的生活与他习惯和理想的生活距离太远了。1941年4月10日，胡适给江冬秀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向妻子解释不带她到美国的原因，“根本的问题，是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外交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绝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我向来不对你诉苦，今天写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这里并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愿意做的事”。看来，驻美大使的职务对胡适而言就是两个字“受罪”。也正因如此，胡适在给妻子的家信中也曾透露出自己的心意，说自己“很盼望回国，情愿回昆明的北大教书”。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这当然绝对不是客气话，1942年8月15日，胡适收到免去他大使职务的电报，心中极为欣喜，当晚10时，他便回电国民政府：“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9月8日，他交卸职务后，便又回到本属他自己的园地。1944年12月，有人再次推荐他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他回答说：“我绝不要干此事。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只希望能留此馀生，做完几件未了的学术工作。我不能做应付人、应付事的职业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真实感受，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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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大使的书生气（1）
1938年10月，胡适就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肩负战时外交之重任，历时四年至1942年9月卸任。胡适上任之初正是国内抗战局势最为糟糕、最为危急的时候，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10月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10月23日，胡适勉励使馆人员“不要灰心”，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守。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
胡适作为学者任驻美大使，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略，而是以“诚实和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学者大使”。对于胡适使美的业绩，时人就有不同评价。王世杰认为胡适的“人格与信望”使他在驻美任上“较任何人为有效”；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她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日本政界听到胡适任驻美大使的消息后给予异常的关注，代表日本官方的《日本评论》曾发表评论说，日本需派出三个人一同出使，才可能抵抗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石，分别是文学的、经济的和雄辩的专家。而与上相反的是孔祥熙放言：“适之不如儒堂”；宋子文则斥胡适之讲演为“空文宣传”，且隐喻其非“外交长才”。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颇有几分无奈。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他才临危受命。我们必须认识到外交是讲究利害关系的，没有纯粹的道义。外交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而胡适毕竟只是个书生，因而他在大使任中便不免带有几分书生气。
胡适的“小朋友”唐德刚曾讲述过胡适大使任上的一件趣事。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卿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馆长冷落在幽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这件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真所谓“真名士而自风流”！
罗斯福像
现在，有很多人将日美断交、中美借款协议，作为胡适驻美大使任内的主要成绩，甚至还有人将胡适说成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认为“罗斯福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但我们细思之，日美断交、中美借款协议的达成更多程度上是美国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更何况中美借款协议更多的要归功于先行到美的银行家陈光甫。至于说，胡适使外交圈套让罗斯福上当，则更近于笑谈。“诚实和公开”的书生胡适论外交手腕，他又哪是老练的罗斯福的对手，胡书生又哪里会玩什么外交手腕？事实上，胡适在美引人瞩目且发生较大影响的并非其外交活动；而是作为文化使节和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所从事的活动，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普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馀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应该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但一位处于关键职位的驻美大使却仅仅将演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这里多少也体现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胡适的热衷于演讲也被时人所诟病，宋子文就曾在公开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不满，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对此，唐德刚先生评价说：“其实这种苦差事（指演讲）如行之者是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是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摸鱼摸虾，耽误庄稼。胡适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鱼摸虾，岂不该撤职……总之胡先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而更显胡适书生气的是，当他作行程三万五千公里的旅行，到处发表演说并传播中国的良好愿望和理想时，国民政府给了他三万美元作宣传费用，他将此款全部奉还并解释说，我的演说就是足够的宣传，不需要任何宣传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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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大使的书生气（2）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则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百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对于荣誉博士学位，胡适自己也知道并无多大实际价值，“这些玩意儿，毫无用处，不过好玩罢了”。但胡适博士对此却依然乐此不疲，我行我素。胡适如此行事，却也不脱书生本色，单纯得可爱。又据时人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此事也显出胡适大使的书生气。
“一身轻才能无官”（1）
胡适在任大使期间写给妻子江冬秀的家信中，涉及生活的很多方面。1961年，胡适夫妇在台北这些家信也为我们全面理解胡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胡适大使任内的家信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在每一封家信中，胡适都会提及到“钱”。随举几例：“保险费付了也好。我随时一定寄点钱来。我知道你是不会瞎用钱的。”“买外国东西，全世界都没有香港便宜，此事我最近才明白。如要什么，可托慰慈代买。”“你收了许多漂亮的干女儿，你要我买东西送他们。我是不会买东西的，只好托游太太去买了几个粉盒，几个钱包……这些都不贵。”
当然，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