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我的书籍，我的……一切都丧失了”！当然，这都是后话。
吴文藻、冰心夫妇与父母
1938年夏，时值酷暑。冰心和吴文藻携带三个孩子、吴文藻母亲以及在冰心家帮佣的满族人富奶奶，踏上南下的长途行程。临行，冰心回到城里与家人辞别。即将离开至爱苦恋的北平，惜别骨肉亲友，冰心自是伤感满怀，她曾回忆说：“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冒着酷暑，冰心一家老幼由天津登船，经海路至上海，因担心吴母年高不能忍受旅途劳苦，冰心夫妇将吴母送至上海吴文藻妹妹处。冰心一家由海路到达香港后，再由冰心的三弟为楫安排，绕道海防，乘坐窄轨的滇越铁路火车进入云南河口。当时，由海防至云南的路途十分艰难，冰心一家挤在拥挤不堪的硬座车厢里，长女宗远坐在冰心的腿上，次女宗黎坐在帮佣富奶奶的腿上，长子宗生随吴文藻坐在对面。中间放个大篮子，装满了婴幼儿离不开的奶瓶等杂物。旅途的困顿难以尽述。一路艰辛，冰心一家到达昆明时已是1938年的9月。冰心后来回忆说：“这一路旅途的困顿曲折，心绪的恶劣悲愤，就不能细说了。记得到达昆明旅店的那夜，我们都累得抬不起头来，我怀里抱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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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该丧气”（1）
抵达云南后，吴文藻任教于云南大学。在朋友的帮助下，冰心一家定居于昆明螺峰街。不久，为躲避日军空袭，冰心和富奶奶带三个孩子，迁到离昆明市区不远的呈贡县居住。而吴文藻仍留在昆明，继续人类学的讲座，同时筹建云南大学的社会学系。
冰心一家的居所建在呈贡山上，冰心把这个山居称为“默庐”。默庐“前廊朝东，正对着城墙”，“后窗朝西，书案便设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贡八景，已可见其三”，“清晨黄昏看日上，月出。晚霞，朝霭，变幻万端，莫可名状，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悦”。下楼出门，便是树林，冰心常常带着两个女儿到林中去，“两个小女儿穿着桔黄、水红的绒衣，在广场上游戏奔走，使人感到眼前的宇宙，显得流动，鲜明”。处身于美丽的大自然怀抱之中，冰心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说：“论山之青翠，湖之涟漪，风物之醇永亲切，没有一处赶得上默庐。我已经说过，这里整个是一首华姿华斯的诗。”在此时冰心能有如此的心境，细微而又恬静地玩味着呈贡的山水，这是在战争苦难面前一种心灵的逃避？还是在登山望水之时，寄托着一种精神的向往？
尽管冰心自己也认为，“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无论是长居短居，恐怕是默庐最惬心意”。但思乡之情，却也在所难免，她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苦恋着已遭沦陷之苦的北平。“人家说想北平大觉寺的杏花、香山的红叶，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笔墨笺纸，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故宫北海，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烤鸭子涮羊肉，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火神庙隆福寺，我说我也想；人家说想北平的糖葫芦炒栗子，我说我也想”。但是，冰心也知道，她是不能回去的，她绝不能够回到那个被敌人蹂躏着的第二故乡，她不能看着这个在敌人铁蹄下呻吟着的美丽的城市而不动愁容，“我的心灵时刻的在自警说：‘不，你不能想，你是不能回去的，除非有那样的一天。’”
由于昆明的疏散，呈贡县的人口顿时骤增，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也只得扩大招生。为了提高学校的声誉，加强师资力量，简易师范学校校长邀请冰心担任简易师范的教师，冰心欣然应承。校长怀着歉意，不好意思地谈到学校经费紧张，教师的薪酬很低……。冰心笑着回答：“我到学校义务教课，不要任何报酬……”这样，冰心就来到简易师范重执教鞭，担任义务教师。尽管简师的课程比燕京大学简单得多，但冰心仍然是用心备课，教得非常认真。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虽远离前线，但能为抗战尽一份微薄的力量，也是莫大的安慰。任教期间，冰心还为呈贡简易师范写了一首校歌：“西山苍苍滇海长，绿原上面是家乡。师生济济聚一堂，切磋弦诵乐未央。谨信弘毅校训，莫忘来日正多艰，任重道又远。努力奋发自强，为国造福，为人民增光。”不知道这所学校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不知道冰心为他们写的校歌现在是否依然还在吟唱？
居呈贡期间，由于物价暴涨，冰心一家仅靠吴文藻一个人的薪金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冰心曾在给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周叔昭的信中透露出他们一家当时生活的信息：“我们也是对于我们的环境万分知足，生活比天还高，可是我们的兴致并不因此减低，从前是月馀吃不着整个的鸡，现在是月馀吃不着整斤的肉，我们自慰着说‘肉食者鄙’，等到抗战完结再做鄙人罢。”尽管生活艰辛，但冰心精神上仍旧相当充实，对抗战充满信心，她在给周叔昭的信中说：“似乎我们还不该丧气。走一天是一天，为孩子们打出一个更光明的国家，我们这一辈人都不会活到老年，这我也知道！前途很难预测，聚散也没有一定，所准知道的只是一个信念，就是‘中国不亡’。”抗战时期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战争带给人的最大伤痛却是亲人的生离死别。1940年，冰心接到家信，她一生至爱与崇拜的父亲在忧愤中悄然离世。战乱死别，情何以堪！冰心回忆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父亲过世后，冰心大弟请人代冰心夫妇拟有挽联，其联曰：“分为半子，情等家人，远道那堪闻噩耗；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此联当为冰心当时心情恰当的抒写，是啊，“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战争是悬在每个人头顶上的一片阴霾，战争的灾难和痛苦随时有可能落到每一个人身上。西南联大校门对于父亲的离世，冰心一直耿耿于怀，多年后她还万分遗憾地回忆说：“那时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我们还不该丧气”（2）
僻静的“默庐”自冰心居住之后，就变得“谈笑有鸿儒”。那时，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主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已在昆明开办。三校教师中清华大学的最多，不少是吴文藻的老朋友，自然而然也是冰心的朋友。西南联大未带眷属来昆明的朋友们，每到周末，总喜欢到呈贡来过星期天。对于这些来访的朋友，冰心印象极佳，她曾评论这些朋友们说：“大半是些穷教授，北平各大学来的，见过世面，穷而不酸。几两花生，一杯白酒，扺掌论天下大事，对于抗战有信念，对于战后回北平，也有相当的把握。他们早晨起来是豆浆烧饼，中饭有个肉丝炒什么的，就算是荤菜。一件破蓝布大褂，昂然上课、一点不损教授的尊严。他们也谈穷，谈轰炸，谈的却很幽默，而不悲惨，他们会给防空壕门口贴上‘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春联。他们自比为落难的公子，曾给自己刻上一颗‘小姐赠金’的图章。他们是抗战建国期中最结实最沉默最中坚的分子。”每到星期六的黄昏，冰心估摸着时间，便领着三个孩子上到呈贡西门的城楼上耐心等待吴文藻和他带来的朋友们，其中来的最多的自然是冰心夫妇的好友联大教授罗常培。那时从昆明到呈贡要先坐火车，然后从火车站骑马回来。所以孩子们一听见山路上有“得得得得”的马蹄声，就会齐声大喊“来将通名”，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们就拍手欢呼起来。
在冰心的默庐，到访的朋友们坐在一起谈战事，谈西南联大的教育，谈一些教授专心治学闹出的笑话，苦中作乐的趣事，点缀了云南的艰苦生活。有一次，清华校长梅贻琦携夫人至呈贡访冰心夫妇。谈话中大家说起一些联大教授们的趣事，冰心不禁联想起吴文藻这个“书呆子”办的一些“傻事”。有一次，冰心夫妇准备去看望冰心的父亲。冰心让吴文藻上街买一种叫“萨琪玛”的点心，并为父亲买一块双丝葛的布料。可吴文藻这个一头扎进学问、不问世事的人到点心店后却怎么也想不起点心的名字，只好对店员说买一种小孩称做“马”的点心（孩子太小，将“萨琪玛”简称“马”），店员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要什么点心。到布店后，吴文藻又糊里糊涂地说要买一丈羽毛纱，与双丝葛相去甚远。加之吴文藻曾将丁香花称做“香丁”，冰心兴之所致，便以从清华毕业的丈夫为内容写了一首宝塔诗来和清华校长开玩笑。
马
香丁
羽毛纱
样样都差
傻姑爷到家
说起来是笑话
教育原来在清华
梅贻琦看罢，哈哈大笑，并提笔随手在宝塔诗后续写了两句：
冰心女生眼力不佳
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
冰心看罢，哑然失笑，举座哄然。
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生离死别，还有艰苦战乱中的温情，所有的一切都让冰心重新思考生命和自己的人生。如果说抗战前冰心的生活以及她对生命的认识都封闭在精致的象牙塔之中的话，那么抗战后，冰心开始真正接触塔外的生活，她的眼睛开始看到了别样的人生。在战争中冰心真正意识到了生命的尊严和美丽。在给好友顾一樵书写的条幅中，冰心写道：“别离碎我为微尘，和爱和愁，病又把我团捏起来，正敷上一层智慧。等到病叉手退立，仔细端详放心大去之后，我已另是一个人，她已渐远渐杳。我虽没有留她的意想，望着她的背影，却也觉得有些凄恋。我起来试走，我的躯体轻健。我举目四望，我的眼光清澈。遍天涯长着萋萋的芳草，我要从此走上远大的生命的道途。感谢病与别离，二十馀年来，我第一次认识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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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1）
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也就是在这一年，宋美龄以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校友的名义，用前后同学的身份，从重庆写了一封信给住在呈贡的冰心，信的大意是：你躲在昆明的呈贡，不能参加抗日的工作，欢迎你到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来为直接投入抗战工作献身等等。与此同时，吴文藻清华的同学，时在重庆“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的浦薛风和在重庆担任###政务次长的顾一樵，都劝吴文藻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负责研究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这一工作与吴文藻的专长和志趣相合。宋美龄既“请”，冰心自己也有参加抗战实际工作的愿望，同时吴文藻也愿意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于是，1940年冬，冰心一家离开云南前往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
迁至重庆后，冰心一家住在郊区的歌乐山。冰心为这个住处取名叫“潜庐”，“潜庐”有一书房，冰心将其命名为“力构小窗”。冰心的创作向来崇尚“须有自来，不以力构”，取名“力构小窗”，可能有反其意而用之的意思。“潜庐”是一处什么样的住所呢？冰心在文章里描述道：“潜庐只是歌乐山腰向东的一座土房，大小只有六间屋子，外面看去四四方方的，毫无风趣可言。倒是居于四围那几十棵松树，三年来拔高了四五尺，把房子完全遮起，无冬无夏，都是浓阴逼人。房子左右，有云顶、兔子二山当窗对峙，无论从哪一处外望，都有峰峦起伏之胜。房子东面松树下便是山坡，有小小的一块空地，站在那里看下去，便如同在飞机里下视一般。嘉陵江婉蜒如带，沙磁区各学校建筑，都排列在眼前。隔江是重庆，重庆山外是南岸的山，真是‘蜀江水碧蜀山青’。重庆又常常阴雨，淡雾之中，碧的更碧，青的更青，比起北方山水，又另是一番景色。”无论何地，冰心都能用她温柔的目光看到一种独属于她的美丽。
至重庆后，冰心任职于妇女指导委员会。参加实际的抗战工作，对冰心来说意味着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内容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她喜欢闲适、安静、简单的生活，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所带来的则是繁忙、嘈杂和琐碎。冰心开始忙碌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