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建设，以便使美国资本能够促进中国的民生福抵及其疆土完整”。这一举措的结果使摩根财团并入由四大国（法、英、德、美）于1910 年组建的财团体系之中。
四大国财团与盛宣怀在1911 年5 月最终签署的财团合同正好与当时一道上谕一同面世。这道上谕是由盛宣怀促成的，它对所有原先由各省份控制的项目实行国有化，买断并置于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一弃置各省利益的做法无异于火上浇油。在各省爱国人士眼中，满洲人和他们贪赃枉法的爪牙们为了渔利，不惜将中国出卖给外国的银行家。一场“保路运动”由此兴起，尤其在四川发生了大规模的人民集会和派代表赴京请愿活动。但是一切归于徒劳，清政府不给任何答复。四川的运动形势渐趋紧张，商店罢市，学校罢课，税款的支付被迫中止，农民也开始动员起来。到了9 月份政府调来了军队，枪杀示威者并逮捕了当地士绅领袖。这些人大多数是家道殷实的举人，有绅商背景，在日本留过学，此时又是省咨政会的要人，在铁路建设项目上做过大量投资。他们的排外口号“四川是四川人的四川”反映了省内实力阶层的利益，表明此时该阶层已经具有了强烈的反清排满思想。
这样，晚清改革的最后ro 年中人们看到了一场社会和体制转型的开始。义和拳运动失败之后，近代世界的方方面面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变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教会学校和美国青年卫理公会的影响进入了社会上层和城市青年中，妇女缠足的陋习受到抨击则标志着中国妇女解放的开始。两种传统上被轻视的行业― 商人和军人，也获得了新的特权。19 世纪通商口岸中有不少官员和买办曾与外国人周旋往还，此时他们也开始被在国外受教育归来的官员和有更广阔背景的金融商人实业家所取代。一些拥有地产的士绅不再把自己的出路定在科举人仕和朝廷的荣宠上，他们已经致力于开发当地的商业利益和建设当地的工业基础。这一基本上态度保守的地方精英集团一度支持过宪政运动，希望立宪政体的建立能够使他们通过设在北京的议会与最高统治集团联系起来，他们还希望建立一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通过让整个官僚体制向内阁负责，把中国的财政体制、行政体制和公共事业结构推向近代化。19 （为年之后，各地方的省级咨政会成了新兴的政治机构― 政策探讨和政治组织的中心。
近代出版业集中的中心城市大多数是通商口岸，因此成了向这一新型政治生活输送新鲜血液的源泉。中文报刊最早主要由传教士开办，这种状况持续到1895 年；但在总共60 种左右刊物中，大多数是于1911 年之前的巧年间开始出版发行的，其出版商为完全华资的产业，在发展商务新闻业的同时也传播了改良主义思想。在上海，新的日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继《 申报》 于1872 年创办之后，其后继者队伍不断壮大。《 申报》 到1895 年为止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 。 5 万份。另一家创办于1897 年的近代出版业先驱商务印书馆则主要为各所学校提供教科书。到19n 年时，各省咨政会和出版界为维护士绅阶层和新的年轻学生与军官阶层的利益，创办了一个讲坛即《 青年中国》 杂志。立宪君主制依旧是时代的口号，但是清王朝统治秩序的基础已受到了革命思想的致命侵蚀。
二、辛亥革命
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新政权经常是从中原以外的地域开始它们的征服，10 世纪到17 世纪之间的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和满洲征服者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在20 世纪早期的各通商口岸，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聚居区以及日木帝国都为中国的反清志士提供过避难所。实际上，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
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承认。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近代化道路。但不管怎样，在1898 年到1914 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古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 卯7 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 世纪的英国、1915 年至1949 年间的美国，或者50 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邻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裔于教授。而产生这种局面是因为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日本在1895 年到1905 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势力、走建设近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日本对当时的中国颇有兴趣，这在主张发展政治文化、扩张日本势力的领导人们于1898 年建立的“东亚同文会”及其他类似组织的组建纲领中有所体现。在东京和京都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机构，在当时的日古台湾也建立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在沈阳也有由日本南满铁路公司支持的中国研究中心，上海也不乏这类机构。为了推动日本越过朝鲜与俄国争夺东亚大陆的计划，成立于上叩1 年的一个极端爱国主义组织“黑龙会”鼓励日本探险者以学生、旅游者和商人的身份向东亚腹地渗透。出于国内政治策略的需要，在野的“立宪改进党”领导人也不断要求政府采取更加强劲有力的对外政策。其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这种形势下，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顺利地在日本得到了庇护。康有为一度与“立宪改进党”创始人大限重信交往很多；此人于1898 年短期出任过首相；在日本引起对中国问题兴趣的“大限重信原则”就是他提出的。他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近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近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大限重信的继任犬养毅在居留日本的中国流亡者中间做了不少工作。1898 年他安排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一次会面，希望双方能够就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清革命者之间的合作进行商谈。但是康有为声明除非孙中山改宗做他的弟子，否则不一与之会面；更有甚者，康有为坚持的自己保皇态度，固执地效忠于他的光绪皇帝。18 卯年，他开始到处活动，在海外华人聚居区建立起他的保皇会机构，并募集资金办了一份改良派的刊物。老师不在身边时，梁启超一度考虑与孙中山合作，但被康有为及时制止。日本方面联合这两股力量的努力就此失败。1 义刃年之后，改良派和革命派尽管都因为爱国行为受到北京朝廷的通缉，两个集团却成了死敌。在这些年里涌现出来的许多领导人中，有两位最为人熟知，也为人们研究得最深。
两位主角：梁启起和孙中山
梁启超于19 （ X ）年至1901 年间游历了檀香山和东京，并于1903 年游历了美国，但20 世纪最初的ro 年里他大部分时间住在日本。早已是国学大师的梁启超此时大量吸收近代思想，用他雄辩、清晰、有力的文笔在各个方面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这使他成了当时最知名的作者和中国学生心中通向世界的窗口。从他先后主持出版的刊物名称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擅变：1898 年创办《 公意》 、1902 年创办《 新民丛报》 ，1910 年以后创办《 国魂》 。1903 年梁启超年仅30 ，但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老师。此时康有为45 岁，已经到了不容易改变思想的年纪。梁启超尊他为“孔教中的马丁？ 路德”和“进化论东来”前的伟大思想家。从他在日本吸收新学时起，梁启超就开始把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审视。为了给改良运动寻找理论支持，他选取了当时风行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把中国漫长的发展史与各国做比较，他比较哥伦布、达伽玛和郑和，伊曼纽埃尔？ 康德和王阳明，甚至还把上个世纪他积极参与的“今文”运动比做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希腊学术的复兴。一言以蔽之，他站到了传统国学的藩篱以外，以近代眼光对发展中的中国历史做出了重新评价。
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推行民族主义的普遍教育，他以此为从精神上振兴民气的手段。他倡和日本的福译谕吉等西学人士，认为自尊、自强、关心公益的英美式民众是一种理想公民。在遣责中国政治腐败的同时，他敦促实行改变现状的政策，认为臣民应对国家而不是统治者负责，人民应当惟法制是从，而不是以孔教伦常为任。他呼吁修宪法，开议会，组织责任政府。他还主持文学杂志的出版，写作小说并翻译各国文学。后者主要是借助日译再转译成中文。但是在政治见解方面，他不主张把中国的积弊归之于满清王朝。与士绅阶层的所有人及大多数外国旁观者一样，他认为中国民众此时尚未准备就绪，实行代议民主制度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一直到1910 年底，他都是一名反对共和，并不热心革命的渐进改良家和立宪君主制的鼓吹者。他在1 如7 年组织的“政闻社”倡议采用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政治过程来推动改革。他因此在宪政运动中声名大起。尽管这一运动和一般开明党派一样陷入了清政府和反清革命者的前后夹击。
梁启超出身＿上层知识分子阶层，是思想界的领袖人物，而他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却是近代中国的一位早期职业革命家。两人各自从相反的社会背景出发，带着相反的先人之见，通过各不相同的媒介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当梁启超阐明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时，孙中山正在建设早期革命运动的骨于力量。孙中山具有一种适合担当革命领导人的个人条件。他来自距澳门咫尺之遥的地区，这里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时间最长、距北京控制也最远的地区，也是许多早期留学生、买办和无数海外华人的故乡。从社会和地理条件来看，孙中山出生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幸运的。他是农家子弟，在一位早年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叔父那里接受了启蒙教育。天王洪秀全是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孙中山早年就是清王朝的叛逆二他在13 岁时就到檀香山投奔他的大哥，在那里住了3 年，在一所英国圣公会办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英语教育。他加入了教堂的唱诗班，后来接受了基督教。回到故乡后，他因为信仰基督教反对乡人的偶像崇拜，打破了当地供奉的先师牌位，受到地方上的驱逐。在他大哥的支持下，他到香港读书，之后又去了一次檀香山，回国后在广东和香港往了5 年（1886 年到1892 年），学习化学、生理外科和其他一些科目，希望取得一家英国传教士办的医院授予的医学学位。1892 年起他开始在澳门行医，但是因为没有葡萄牙颁发的证书被迫离开了那里。自从1885 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后，孙中山一直很关心中国的命运；他向当时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上书要求实行改良，但未受理睬。这样，孙中山行医受挫，受到权贵的冷遇之后便转而从事一个新的职业。他将成为一个非商、非农、非士、非医的革命者，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而愿意与任何阶层合作的人。
孙中山早年就与一个叫作“兄弟会”的传统反清组织有过接触。到1894 年的时候，他有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兴中会”，并且在夏威夷和澳门一香港一广东地区建立了分会。1895 年兴中会领导的第一次冲击广东巡抚衙门的暴动在起义前被官府查获，几名同志被处决。孙中山侥幸逃到日本，除辫蓄须，穿西式服装，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姓“中山”的日本人（“中山”这个名称后来被用来命名公园、马路和学校，甚至成了民国时期的一种服装式样）。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孙中山取道美国辗转来到伦敦。1896 年他在伦敦的中国使馆附近被人认出而遭人绑架，受到十几天的非法监禁；正当他面临被遣送回北京处决的时候，以前教过他板球的老师詹姆士？ 坎特利爵士（J 一）利用了英国舆论的力量，这才使他获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