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少的中国装甲列车能打到这个水平，与双方战车的设计与历史渊源大有关系。可以说，中国装甲列车，是按照公狮子的模式设计的，而日本的装甲列车，是按照母狮子的模式设计的。
公狮子和母狮子有怎样的区别呢？
在非洲，动物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成群活动的狮子中，通常只有一头成年公狮子，却有成群的母狮。真正负责狩猎的，是母狮子，它们用集群追击的方式攻击斑马和羚羊，公狮子却很少出动。从身体结构而言，公狮子身材笨重，跑动不快，也不适合参加这种狩猎。
那么，公狮子平时做什么呢？
人们发现，其实公狮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它要负责与进入自己地盘的任何其他公狮子或大型猛兽搏斗，将其驱逐。如果没有公狮子，狮群就没有自己的猎场。
公狮子与母狮子交手，则母狮子必然吃亏。其原因就在于，虽然都是猛兽，但公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肉食兽的，而母狮子是“设计”来对抗草食兽的，双方交手，公狮子自然会占上风。
这就和中日两国的装甲列车的情况有点儿相似了。当时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和敌方装甲列车作战的，而日本军队的装甲列车，设计的蓝本是用来支援步兵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锦州之战中两国装甲列车的渊源吧。中国军队的装甲列车，特别是锦州张学良部东北军的装甲列车，究竟来自何方呢？
2－５国民党军使用的“中山号”装甲列车，推测这就是在兰封大战土肥原师团的两列装甲列车之一。
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国，坦克和飞机主宰战争还是一种新概念（对，新概念，不是新东方），在中国的将军们眼里，装甲列车是一种更加熟悉的重型武器，因此备受重视。据史料而论，中国曾经使用装甲列车与日军作战的部队包括——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此外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
这几支部队的装甲列车来历各不相同，在战场上的表现也不相同，大多数却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北边的那个邻居——苏俄。
2－６苏俄装甲列车图样，中国的装甲列车设计与此类似。
苏俄素来重视装甲列车的使用，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波战争等战斗中多次使用装甲列车进行作战。由于当时苏俄的主要对手是西方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欧洲各国，所以双方的战斗中装甲列车的对战时有出现。因此，苏俄的装甲列车在设计上对此很是重视。
或许正因为处在同一环境，西方坦克的发展也比较早地考虑到了与对方坦克的作战。而日本所在的亚洲地区，由于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工业国，原料物资又比较短缺，因此日本整个二战期间，其装甲部队的主要设计思想都是打对方的步兵和堡垒，其装甲列车也受这个思想影响很大。
几路人马中，构成最简单的应属宋哲元二十九军的装甲列车。宋部曾有一列装甲列车在七七事变后于保定北平间活动，后被日军俘获。宋哲元部脱胎于冯玉祥建立的西北军，冯玉祥1926年曾从苏联获得装甲列车图纸，加以简化后自行生产过数列，组建装甲列车旅，由梁方企、耿耀张担任正副旅长，在1931年中原大战中曾经很出过风头。中原大战失败，梁耿都投入蒋介石门下，这支装甲列车部队也大部损失。但至少有一列随宋哲元部北撤。推测起来，应该就是在保定以北被俘的这一列了。
在日本《不许可写真集》中有日军拍摄的这列列车照片，看来颇为简陋，是覆盖钢甲的闷罐子车，似未安装火炮，更应称作“装甲运兵列车”。不过西北军装备低劣，这已经是难得的重武器了。
蒋介石中央军的装甲列车部队在抗战中活动频繁，徐州会战中曾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台儿庄会战后期，中国装甲列车在炮兵和步兵配合下揭开反攻序幕，在这种类似恐龙的装甲怪物面前，日军尽管拥有八九式、九五式、九四式等坦克和装甲车，但打起来像面对巨犀的恶狼，无从下口，只好且战且退。在装甲列车的掩护下，中国军队攻占台儿庄北日军多个据点，战果辉煌。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6）
豫东战役中，中央军的装甲部队与土肥原部队交过手，攻占兰封火车站。邓贤在他的纪实文学《黄河殇》中这样描述此战：“由于豫东战事日趋激烈，兰封火车站反复争夺拉锯，中国大本营命令铁甲列车十万火急星夜驰援，决心予敌致命一击。为防止暴露目标，铁甲列车实行灯火管制，沿途车站也一律实行戒严铁甲列车在黎明前的夜色掩护下悄悄抵达兰封前线东方既白，曙光刚刚染红天际，两条钢铁巨龙突然出现在惊惶失措的日本人面前。本来日本人已经在路轨上设置许多障碍，铁道两侧还筑有坚固的地堡和沙袋工事，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中国军队竟然开来两列庞然大物的铁甲列车。铁甲列车不仅装甲坚固火力强大，而且前端装有专门对付路障的清障器，所以毫不费力就突破敌人封锁，把敌人苦心经营的防线统统碾得粉碎当天，一面国旗终于高高地飘扬在兰封火车站上空。”
平汉线上的中国装甲列车，曾在石家庄附近与日军装甲列车发生战斗，并击落日军九七式重型轰炸机一架。
在各次战役中，蒋介石等高级指挥官也多使用装甲列车作为机动司令部。
中央军的装甲列车，来源有三：
第一，是黄埔军校建立的时候，苏联赠送的一列铁甲列车（一说两列）。1924年，这列铁甲列车组成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担任过铁甲车队队长的周士第所述来看，这两列装甲列车还比较简陋，炮塔中只有机枪而没有炮，官兵在从车厢侧面的装甲射击口射击时还要脚踏长凳。这两列装甲列车的作用，更像是孙中山的移动指挥部，所属一百多名官兵，也多来自帅府卫队。有趣的是，这样一支护卫国民党总理的八三四一式部队，却是共产党当家，后来发展成共产党第一支自己掌握的武装——叶挺的独立团。直到这次四川地震，这支部队在解放军中的后身还在四川参加抗震救灾呢！
这列铁甲列车共有6节，前面是披挂铁甲的火车头，后拖5辆铁甲车。各车厢均有装甲，两侧开有高低不同的长条形射击窗口，中间一辆顶端有旋转炮塔。
此列车未见参加抗战，应是到抗战时期已经老旧淘汰。
第二，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从德国购买了两列装甲列车，命名为“中山一号”和“中山二号”，据说曾经有所仿制，是国民党军中央装甲列车纵队（斯烈指挥）的主力。徐州会战和豫东会战中参战的，应该就是这两车或它们的仿制姊妹车。
这种装甲列车是怎样的呢？按照1937年冬乘坐过该车北上的人员回忆，这列装甲列车共有5节，最前面一节是炮车，首尾各有一门平射炮，中央顶上是一挺可升降的重机枪。第二节是防空车，装一门苏罗通高平两用炮，放置在车厢里；第三节是指挥车，也可作司令部，前后都有望台；第四节是运兵车，装载一连步兵；第五节是装甲火车头。中山一号车车长名叫冯庸，营长阶级。
2－７德国装甲列车，推测中山一号的炮车外形和它应该是相同的。
那么，德国的装甲列车与苏俄有关系吗？当然有了。德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多次俘获俄军装甲列车，对其进行过充分的研究，并吸取其技术。二战中德军使用的装甲列车都有苏俄设计笨重，坚固的风格。
第三，北伐军到上海时，闸北铁路机车厂的工人在沈干城等组织设计下，紧急改造6列装甲列车供北伐军使用，曾与孙传芳所部在松江等地交火。
这6列车是在车厢中放置火炮，外包装甲制成的简易装甲列车。根据当时战报，1931年中原大战的时候，第一师代师长徐廷瑶（长城抗战名将，国民党军装甲部队之父）曾亲率其中一列挂上大铁钩冲向冯阎军阵内，试图捕捉对方的装甲列车，结果被炮火击毁，自己也负了伤。
这几列装甲列车中，推测可能有两列参加了对日作战。
九一八事变一年之后发生的淞沪抗战中，蔡廷锴将军指挥的十九路军曾暗藏两列装甲列车在上海北站内，准备在日军进攻时作为杀手锏使用。可惜仅仅使用了一次就由于汉奸告密暴露目标，遭日军轰炸被毁，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时日军轰炸机威力不大，被轻易炸毁说明其不似专门设计的装甲列车，更像改造产品。因为尚未发现上海当时制造其他装甲列车的纪录，十九路军从广东北上的时候也没有携带装甲列车，所以很可能使用的就是这批闸北铁路机车厂产品中的两列。
十九路军使用的装甲列车还有一种来源可能，就是从孙传芳所部缴获的。孙传芳部本没有装甲列车，但1925年秋，他在与张宗昌部交战中缴获过张部白俄军团的装甲列车，并俘虏了在车上的张部总指挥施从滨。孙传芳部在北伐战争中被歼灭，这列装甲列车可能又被国民党军缴获，保留在上海并被十九路军使用。然而，美国人丹？赫尔曼写过一本书叫做《白肤色中国官员》，曾经用当事人目击的记录描述了孙传芳部一列装甲列车的最后命运。当北伐军与起义者攻占上海时，这列“燕京号”装甲列车满载孙军败兵和官员试图冲入租界避难，结果被北伐军炮火击毁，翻车后逃跑向租界的人员又遭到“暴动者”的截击，全军覆没。
阎锡山和张学良部抗战中使用的装甲列车，概出同源，都要追溯到“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上。
四
2－８日军保留下来的一张珍贵照片，在锦州作战中装甲列车遭到义勇军袭击，日军下车迎战。
总的来说，义勇军对铁路线的攻击远不如八路军活跃。这是因为大多数义勇军部队起兵目的在于保卫乡土，主动进攻和协调组织比较差，这也是义勇军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
张宗昌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粗鄙无识，忘恩负义的轶事俯拾皆是。就这么一个粗人、混人、不仗义的人，居然凭着一副好身板和匹夫之勇干到总司令、督军，部下十个军，张宗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笑柄。
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7）
然而，要说张宗昌就是一个混人，也不够全面。1995年到山东某部驻地，称老营盘，实乃兵家必争要隘，尚残存夯土旧工事寨墙残址，恰在军事禁区的最要紧之处。一打听，竟然是张宗昌修的。可见老张对用兵也颇有些无师自通的灵巧。而说到中国装甲列车的使用，张宗昌可算是老祖宗，不但会用而且会造。他的装甲列车部队使用白俄雇佣军，也是一大特色。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员构成，张宗昌部装甲列车的设计带有浓厚的俄国色彩。
张宗昌的装甲列车部队如何形成，发展与车辆情况，这里不再赘叙。这支部队装备的车辆，后来分别成为东北军、孙传芳军和阎锡山军的装甲列车部队主力——这种不可多得的重武器没人会轻易将其抛弃的。
孙传芳在击溃施从滨一役中缴获了张宗昌的装甲列车，因为是截断铁路迫其缴械，车辆没有损坏，可以继续服役。《白肤色中国官员》中描述在上海被摧毁的装甲列车，大概就是此车。当时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全面合作，装甲列车这样的重武器也提供上海守军使用。唯孙与张宗昌战斗中所得装甲列车似不仅一列，其余列车命运则不详。
文中提到“湖北号”装甲列车投奔阎锡山。但是，湖北号的轨距宽，无法在山西的窄轨铁路上运行，故此进不了大同，始终在晋省外活动。1937年日军在平地泉缴获晋绥军装甲列车一列，怀疑即此车。
张宗昌装甲列车部队的主力，则归了东北军。1928年，奉军不敌北伐军，意图出关自守，与奉系合作的直鲁联军，包括张宗昌和褚玉璞部战败后退到滦河一带恰好夹在北伐军白崇禧部和张学良之间。张、褚最初意图随张学良出关。但张学良深知张宗昌反复无常，部队纪律极差，所以不肯同意，提出张宗昌等离开部队，直鲁联军缩编为四个师才可以出关的条件。张宗昌不肯，先试图绕过张学良与白崇禧媾和，失败后又试图走杨宇霆的门路压张学良就范，都不能成功。最终冒险起事讨奉，被张学良轻易击溃。此时，文献中有纪录其所部五列装甲列车开到古冶都被缴械。而锦州战斗中张学良在电报中称沈瑞礼所部为“古冶铁甲车”，由来即是在此。不过此时车上作战的已经都是中国官兵，张宗昌的白俄铁甲列车部队早已被缴械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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