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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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无情- 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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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项;3、调查研究成果必须写成报告,首先交地质调查所一份;4、野外采集的标本、化石必须交地质调查所研究保存,重份的可由美国专家携带出国。

  黄汲清对此事的处理无疑是爱国的行动。辛亥革命后,爱国的地质工作者深感国门洞开对祖国矿产资源的危害,自觉行动起来维护国家地质考察的主权。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后,对外国人来华进行探险、考察的活动开始进行国家保护措施,对考察的成果和标本实行首选拥有权,从而结束了外国人把中国作为探险家乐园的历史。

  但是,从韦勒记述的考察活动看,由于代表政府的实业部并不重视考察主权,只请地调所派员协助,致使孙健初在考察中只处于次要的地位。

  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随即成立,队长史悠明,队员韦勒、萨顿、孙健初。史悠明为民国初年外交家,曾任驻美国纽约总领事、秘鲁公使,后进入金融界。

  1937年7月5日,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出发了。

  对于这次探险考察,史书无任何记载,我们只能从韦勒的书信中得知详情。他写道:

  我们的考察队终于出发了,一共有驮运装备物资的骡子20匹,另有马和骡子共5匹供骑用,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史悠明和工人的行李。我和弗雷德、孙健初3人骑着牲口,4名工人轮流乘两匹骡子,另一名工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改装的出租车跟随行进,以便记下路程的远近。

  沿途中国西北的风情,深深吸引了韦勒。他发现中国少数民族的古朴多姿,不但令他的西北之行意想不到的有趣,而且获得了除地质之外的意想不到的收获。回族人的鹰钩鼻和多毛发,他认定有着西方人的血统;他还为看到带面纱的妇女而惊喜,肯定地说,这是土耳其语系的民族居住在中亚细亚的一个分支。他对中国普通百姓的脏虽有微词,但表示理解;反之对有钱人无抑制的打麻将却深感厌恶。

  试探队于7月2日到达西宁。他们的目的是去青海湖,因为哈里将石油湖的方位大致定在青海湖的附近。

  由于顾维钧的面子,对这次考察活动国民政府专门发文,要求西北各省地方政府全力协助试探队工作。在兰州,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亲自接见他们。孙键初还通过贺耀祖弄到一份省政府签发的军用地图。但孙健初担心青海的马步芳,马步芳作为土军阀,并不看重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否允许试探队进入青海考察实属未知,1935年,孙健初在进行西北地质调查时,就因为马家军中的甘肃马步青的阻挠,而未能对玉门石油进行考察。没想到,试探队刚到西宁,马步芳已派代表在城东门等候,并将他们安排到最好的旅馆。

  15日,马步芳在他的官邸接见了他们。韦勒有如一位“天方夜谈”中的朝圣者去拜见阿拉伯的国王,心绪亢奋。会见充满了神秘的东方情调。会客厅的地上铺满东方地毯,色彩鲜艳而亮丽,一个高出地面的平台上,有一把很像北平皇宫里的皇帝宝座的椅子。马步芳在会客厅接见了试探队的队员,他不但同意了考察的全部计划,而且还同意派军队做试探队的保卫和向导。这真令试探队的全体队员喜出望外,因为马步芳的赞同态度,就预示着今后的甘、青两省考察将畅通无阻。

  试探队于7月27日进入湟源河谷。这里是最有希望出现石油的地方。他们沿河谷考察,直达青海湖。

  青海湖是座名副其实的“蓝色的海”,湖水深邃碧绿,微风吹来,掀起阵阵涟漪。远处则卷起串串白色的浪花。湖面浩瀚无际,甚至连对岸的山头也看不真切。南边是青海南山,向北到湖边一直是缓坡,在湖水的映照下,远近迷迷蒙蒙全是绿色。这是韦勒眼中的青海湖,他伫立在湖边,兴奋异常,认为自己已经站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了。

  试探队在一条入湖的小河边扎下帐篷。韦勒和萨顿一顶,史悠明和孙健初一顶,五名马步芳的护兵一顶,驮夫们共住一顶大的,还有两顶作为厨房和饭厅。当六顶帐篷竖起来时,远远望去,俨然成为荒原上的一座帐篷城。

  他们开始在青海湖周围进行考察。

  湖面上有一种奇特的野鸭引起两位美国人的兴趣。这是一种个头很大的野鸭,胸部呈黄褐色,背部从前往后逐渐变为灰色,最后到尾部变为黑色。两翅根部为白色,中间泛着彩虹般的暗绿色,翅梢则又变成纯黑。为了得到这样一只色彩斑斓的野鸭,韦勒和萨顿骑马绕湖追猎。好象湖神对美国人的亵渎行为不满,令湖边的蚊子不停地袭击他们。轰赶不走的青海蚊子叫韦勒烦燥而无奈,就在他颓丧地要放弃捕杀时,萨顿猎到了一只野鸭。

  一天,他们发现了一条小溪边的一个洞里有鱼,便用脸盆淘水,想淘干捕捉它们,但未能如愿。于是又用力将水搅浑,使受惊的鱼纷纷浮到水面。士兵和驮夫立即下水捕捉,竟捉到了十余条。这种鱼有一英尺长,令萨顿吃惊的是鱼的全身没有一片鳞。士兵们说,这是有名的青海湟鱼。鱼成了队员们丰盛的晚宴,但无鳞令韦勒厌恶,竟拒绝进食。

  在对青海湖周围的考察中,他们不断遇到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困难,丢失了马匹,还遭到土匪的袭击,但都未能阻挡试探队的前进。对两名美国人来说,考察生活的艰苦与危险反而是有趣的;不能忍受的是跳蚤的折磨,这令他们彻夜难眠。一日清晨,不堪忍受的韦勒起身,一气捉了十个,而随之加入围歼跳蚤之战的孙健初在袜子上便捉了近二十个。

  令人沮丧的是,一个月后,当试探队结束青海的考察时,是失望地离开的。这里不仅见不到那神秘的石油湖,甚至连石油生成的条件也被否定。他们在考察报告中断言:“这一地区已无进一步考察的价值。”

  只有寄希望于祁连山北麓。

  9月19日,试探队到达甘肃肃州,即今日酒泉。两年前,孙健初曾来到这里进行地质调查被马步青阻挠,这次因有国民政府的电令,马步芳又在青海做出欢迎的姿态,使肃州的马家另一位土军阀马步康很客气地接待了试探队。

  试探队在肃州做了休整,补充了生活用品。与青海的考察不同,肃州以西,过嘉峪关后,不但人烟稀少,而且缺少水源,为此,他们购买了八匹骆驼,以便在干旱的戈壁滩上做负重之用。

  10月2日。试探队离开肃州。因为肃州自古便有石油苗露头的记载,所以这次考察的目的和路线都很明确。孙健初骑骆驼,两位美国人由于不习惯骑骆驼,仍旧骑马。史悠明因在兰州联系内地情况,此次没有同行。

  他们沿着祁连山麓向西,考察所有传闻中渗出石油的地方,但都不是美国人所期望的。

  十月的祁连山下已开始进入冬季。祁连主峰全为白雪覆盖,每当夜晚明月高悬时,月光射到山峰上,与雪光交相辉映,如同白昼一般。主峰虽是神女般地迷人,山下却是魔鬼的领地,晴朗的天空会突然彤云密布,呼啸的北风卷着雪花向试探队凶狠地打来,即刻,雪花又会变成绵绵细雨,落到身上,结成一层薄冰。

  当我读到韦勒在祁连山下的帐篷中写就的家书时,我深切地感到,世界上再没有比地质学家更难以承担的称号,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牺牲自我的决心,没有用苦难换取收获的意志,是无论如何也戴不上这顶桂冠的。

  由于是依山考察。试探队没有走嘉峪关,直到10月12日才跨过长城。孙健初找到一位蒙古族头人,送给他一块茶砖做报酬,请他作向导,带他们去石油河。

  石油河是肃州玉门县境内一条由祁连山雪水汇集而成的小河,因为两岸自古便有石油从崖缝中渗出而得名。自清同治年,这里便开始有人采集石油作为商品外销,做照明和车毂的润滑用,是肃州石油产量最多的地方,因此成为试探队西北考察最有希望的目的地。

  10月15日,试探队到达石油河畔。

  韦勒写到:

  这是一片高地,比山下的石油河高出350英尺。在高地边沿可以俯视石油河,它从河床的鹅卵石上咆哮着流淌过去。在河面以上100英尺处的高地上有一座濒于倾圮的红色小庙,以下的戈壁滩全被石油浸成黑色。

  韦勒笔下的小庙,便是数年后闻名于世的老君庙。

  在河边,有一座石头搭起的小房子。他们便走下河谷,去造访房子的主人。里面住着三个人,一个是十来岁的孩子,穿著极破的羊皮袄,浑身沾满了黑色的原油。韦勒说,只有用沙纸才能清除这孩子身上的油垢。这三人便是石油河畔的采油人,他们每天用长柄勺将地下浸出的石油舀出来,收集到桶里,再用毛驴驮到崖上,倒入油池,等待城里来的牛车装运到外地卖掉。

  四个月漫长的跋涉,试探队终于见到了石油。他们在石油河的周围地区考察了七天,七天的考察,希望与失望相悖相存。

  失望,是因为两位美国人没有找到那令人神往的石油湖——

  考察队经过湟源或肃州,都曾询问过当地人士,但没有获得有关石油湖的任何消息……石油湖是存在的,这完全是可能的,但是前往这一地区考察的任何考察团都不曾提到这样一个地方,而且深入到南山开采金矿的中国人对此也毫无所知。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或者这一报告纯属骗局,以便从赫西及其友人手中得到好处,或者是对石油河做了过分的夸大。

  ——摘自《本地区考察报告》

  历史证明两位美国人的判断是正确的。

  此时,哈里·赫西已到天国。

  但孙健初却感到如释重负。玉门之行,不仅补充完成了他两年前未能完成的地质调查,而且对玉门的石油资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他与两位美国人共同编写的玉门地区地质考察报告中,满怀希望地写道:

  “目前已可断言,石油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

地质家的信念
以往对1949年以前的玉门油矿的认识是有偏差的。写玉门油矿要搞清楚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发的?它是民族经济,还是官僚、买办、帝国主义资本?是资本家去发财,还是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为抗战献身大西北?

  ——摘自原玉门油矿副军代表、原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的采访笔录

  地质家的信念

  正当试探队在大西北的荒原上风餐露宿,为石油奔波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1937年11月20日,南京政府通电中外,迁都重庆。12月13日,就是试探队结束西北考察回到兰州的第三天,南京陷落。

  半壁河山沦陷敌手,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神州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亡的时刻。

  不愿做奴隶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起反抗!

  历史学家在定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说这是场为资源而战的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学者丹尼尔·耶金在他那部享誉世界的巨著《石油·金钱·权力》一书中,更坦直地说,是为石油而战。

  石油,成了一个国家国力和战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中国的燃料油基本上依赖于进口。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抗战后方仅剩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信道与外界联络,洋油一时断绝,中日两国军队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更大的差距。

  为了解决燃料的不足,大后方的人民想尽了一切办法。当时,常可以看到现代人无法想象的烧木碳的汽车。为了供应前方燃料,国营私营企业还掀起了一阵大办酒精厂的热潮,以酒精替代汽油。大西南相继建造了62座酒精厂,但由于质量不高,对发动机的腐蚀非常严重。

  翁文灏领导的地质调查所,早在1933年就开始了植物油提取动力燃料油的研究。很巧,由于战争,西南盛产的桐油无处销售,此项研究成果正好利用,翁文灏便着手组建植物油提炼动力油料厂,大量收购桐油,用以提炼能够替代汽油的燃料。此种方法在经济上损失是巨大的,但即使如此,仍不敷战时之用。

  中国为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

  大地质学家翁文灏此时已就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

  翁文灏的一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知识分子对政治驽钝的本质,使他又不能不走上这座最终毁灭他的舞台。蒋介石上台之初,为了巩固政权,多方笼络各界贤达,翁文灏与他是同乡,自然成为他的首先拉拢的名士。翁文灏先以母逝为由,推辞了蒋介石给他的###长之职;1932年10月,蒋介石邀请翁文灏上庐山讲学,在一次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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