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副所长黄汲清请孙健初自己选择助手。到西安后，他找到老同学高伟伯，请他帮助介绍一位助手。谁知，找了几位，一听说是到大西北的戈壁上去工作，均摇头辞谢。失望后，高伟伯想到了从乡下走出来的靳锡庚。现在，靳锡庚表示了愿去西北的态度，这令高伟伯如释重负，陕西若无敢为国赴难的豪士，他真要无地自容了。
第二天，高伟伯领孙健初到靳锡庚的旅店住所见面。
“靳先生，西北工作艰苦啊。”孙健初请靳锡庚再考虑。
“孙先生，”靳锡庚说，“日本人把我的家乡都占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再艰苦的工作我也不会畏惧的。”
孙健初紧紧地握住了靳锡庚的手。靳锡庚说，这一握就定下了我的终身，从此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
九十老翁记得极清楚， 这天是1938年10月13日。
在与孙健初一握后，靳锡庚不忍将四个女儿抛在日寇的铁蹄下，又冒着生命危险，日夜兼程，回到杞县将四个女儿接到西安。父女五人随孙健初踏上了西行的旅程。
我们要谈谈严爽了，他作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作为打出第一口出油井的中国人，是应该进入史册的。
他1896年生于江苏泰兴，毕业于北京大学矿冶系。关于他追随孙越崎到陕北开发油矿的壮举，我们前边已有介绍。但在刘志丹接管（传统说法是“解放”）延长油矿后，他的行踪则成为石油史上的一个谜。刘志丹去时，孙越崎已被翁文灏派去管理焦作中福煤矿，延长油矿由严爽代理，因此严爽必在红军手中。但后来怎么又到美国去了呢？为了搞清这段史实，我对每一位采访者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向我推荐了一位89岁的长者单喆颖先生，说单先生当年与严爽同被刘志丹解放，以后又到玉门油矿担任机厂厂长，应该清楚此事。
不知经过多少周折，我才与在淮南煤矿度晚年的单先生联系上。他给我回了四封信，纸上的字已呈无笔体的虚弱状，我揣度，这位老人是以怎样的毅力来完成这项叙史工作的，一定是在用生命来写。
1935年夏，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接管延长油矿后，将严爽关押到瓦窑堡。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发展生产，又将严爽放出，请他担任延长油矿的技术主管。为留住严爽的心，又将一位根据边区政府新婚姻政策与地主丈夫离婚的原地主的侍妾嫁给了严爽。好心的严爽接受了这位妻子，而他的原配妻子此时在上海正带着两个女儿日夜盼望着他的归来。陕北妻子为严爽生了两个儿子，张心田到陕北调运钻机时，将她带到玉门与严爽团聚，不幸的是，在生第三胎时因难产，加之医疗条件简陋，故去。
对于严爽是如何从陕北到美国的，众说纷纭。一篇文章说，边区政府对严爽是来去自由，但未提如何自由出走之事，只说严爽担心不能专事矿业，经领导同意离开延长。台湾有文章说，严爽是在陕北妻子的化装掩护下出逃，这似乎也很离奇。单喆颖在给我的信中则这样写道：
1936年底，东北军攻占延安。当时我在中央石油厂永坪矿作副厂长，接到中共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的指示，让我们撤退到延长。正在准备行装时，东北军已派人来，让我们去见一位吴师长。吴师长说，受南京资源委员会的委托，令你们回南京。于是，永坪矿所有外来人员随东北军到了延安。当时严爽正在延长。东北军未到延长，红军已撤，工人们得知永坪员工被东北军接走，怕失业，遂簇拥着严爽第二天也来到延安。到西安后，资源委员会发钱遣散工人，只剩下我和严爽二人到焦作去拜见孙越崎。不久，严爽被资源委员会派到美国深造，以备后用。果真一年后，翁文灏电召严爽回国，委以了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的重任。
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在兰州相会了。他们在兰州做物资上的准备。一年前，试探队完成甘青考察回到兰州后，两位美国人因战争爆发，匆匆离开，有心的孙健初则把考察的物资全部寄存在兰州。这批物资对已失去开发西北石油兴趣的顾维钧仅是微不足道的损失，甚至早已忘掉，而对开发玉门油矿的先遣队，则如雪中送炭一般。
11月28日，他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卡车，沿着刚修建完毕的简陋的兰新公路，从兰州颠簸着向酒泉进发。
河西走廊早已没有了昔日丝绸之路的繁华，戈壁连绵，飞鸟不见，寒风飒飒，黄沙滚滚。靳锡庚的四个女儿在卡车上冻得缩成一团，他只得心疼地将小女儿搂在怀里，无言地安慰女儿的心。
12月4日到达酒泉，将筹备处设在三官楼街。
靳锡庚租下筹备处对面刘兴国家的一间房子，安顿下女儿。他答应教刘兴国测量技术，这使女儿得到了更好的照顾。
酒泉恐怕是当时中国最穷的城镇，靳锡庚去时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仍看到许多人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到夜晚烧热了炕，就光着身子躺在炕上。没有菜吃，全城寥寥几个卖菜的同做着鸦片生意。靳锡庚的四个女儿有两条被子，算是富裕人家。他和孙健初一起搭伙吃饭，他的四个女儿则自己做饭吃。
在酒泉先遣队又招了几位测量工，靳锡庚作他们的老师。
1938年12月23日，先遣勘测队出发了。中国石油史应该记住他们的名字：严爽、孙健初、靳锡庚，工人刘万才、宿光远、邢长仲、刘兴国，还有一名驮夫。22峰骆驼，驮着他们和物资出嘉峪关，向石油河走去。
“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祁连山上银装素裹，祁连山下荒漠黄沙。苍凉凄寒的穹隆下，万物皆空，唯有这支驼队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艰难地跋涉着。
这里听不到中国军民与日寇激战的枪声，但这声声驼铃同样昭示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不可动摇的意志。
1938年12月26日，这是中国石油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开发玉门石油的先遣勘测队于黄昏到达了石油河畔的老君庙。
这座老君庙不知建于何年，只传闻是来石油河淘金的人修建的。当年孙健初欲来酒泉考察，马步青坚决阻止其行，就缘于石油河沙金之故。但现在天寒地冻，已不见人踪。小庙仅10平方米左右，敝橼陋瓦，一派颓败的景象。庙内供着一座泥塑的老君像，彩漆剥落，尘灰遮面，不知香火断了多少时日。唯一可见人类还在关照老君的，是后倾欲倒的像后有一堆支撑的鹅卵石。这位老君是断然没有想到，今天到来的这一行人会使他的这座孤处于祁连山下荒漠中的小庙在一年后闻名于神州大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祥地。
出现了一个惊奇。在老君庙西边一座石头垒的地窝子里跑出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满身的油污，只留有一双闪着惊喜目光的眼睛，使这些找油人感到眼前的这个生灵是个人娃。问他，他说他是舀油的；叫什么？不知。那就叫油娃吧。这个油娃的故事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传得很广，也很神，他是否就是韦勒家书中讲述的那个用沙纸才能清除身上油污的孩子？孙健初没说，只有让小说家去联想杜撰了。不久，油娃神秘地走了，再也没人见到。
严爽一行在老君庙旁支起了帐篷，老君庙做了厨房。
夜晚，九个人头顶头排成两行睡在帐篷里。
冷寂的夜空升起一钩弯月。峡谷中传来石油河水冲击冰雪发出的清晰悦耳的声响。
大西北空旷而深邃的夜空包容着三颗难眠的心。不仅是寒气的难挡，更是寻觅理想的亢奋令他们难以入睡。他们披衣而起，呵着手憧憬着老君庙美好的明天。
孙健初说：“将来我们能打出一口自喷井就好了。”
严爽说：“一天能出50桶就不错。”他在陕北延长后来打的，一天仅出百十公斤，不足一桶。
靳锡庚更风趣：“我看出五桶就不错。”
靳锡庚对我说，你看我们多可笑，走了两个月，吃了那么多苦，到了那里，就那么点儿愿望。中国人盼石油，盼得反而不敢多想了。
1939年3月，延长调运的第一部钻机费时五个月运抵老君庙，从各地调集和召募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也陆续到矿。
5月6日，孙健初勘测定位，钻井工程师董蔚翘主持，距老君庙北15米处，第一口油井开钻。8月11日，钻至米，自喷出油，日产10吨。
玉门石油，这颗深藏于地下的明珠终于放出了夺目的光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壮烈祁连
我们共和国的中青年中，有几个真正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鞠躬尽瘁报国图强的创业史？我们不能用阶级斗争法则机械地割断我们民族的发展史，苟求老一代知识分子要等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再进行他们的科学与工业建设事业。他们无法选择历史，只能在历史的条件下做他们那一代人的事情。
——采访札记
壮烈祁连
戈壁、黄沙、玉门关。
这斑驳的历史遗迹，记载了多少动地惊天的故事，览阅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杰。虽然戈壁黄沙湮灭了它的城垣，但这片荒漠依然是中华民族创造英雄的地方。
当玉门石油的涌流将严爽、孙健初的憧憬化为现实的时候，老君庙几乎在一夜之间闻名于世。大后方的人民激动不已，日本人则表现出无可奈何的震惊。日本人的震惊，不仅是因为中国人拥有了石油，更因为玉门石油的发现展现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在当年的重庆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这是在号召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支持玉门油矿的建设。
1941年夏，年轻的蒋经国先生驱车万里，体察大西北民情，归来后，发表了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文章——“伟大的西北”。文中号召有志的青年到大西北去建设抗战的后方。在我采访的老人中，几乎都谈到了自己由于受到建设大西北思想的影响而卷入了奔向大西北的潮流。
一时间，到大西北去，到玉门去，成了抗战后方知识分子向往的地方。
玉门石油的震波越洋传到了英伦三岛，震动了伦敦大学皇家学院一位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的心。他叫翁文波，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堂弟，新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地球物理学的一代宗师。那年他年仅27岁，留学期间研制了当时堪称尖端科技的“重力探测仪”，这种仪器正是石油勘测最新式的武器。祖国抗战的号角召唤着他，异国丰厚的工资，舒适的生活再也挽留不住他沸腾的心，毅然踏上了东归的旅途。
由于二次大战的炮火已在欧洲蔓延，旅途异常艰难，莫测的海上航行更不允许他带赘臃的行李，离开英国时，他的身边只有随身的衣物和那架“重力仪”。随着旅程的辗转波折，每到一地他便扔掉一些物品。中国港口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轮船只能停靠越南的西贡港。翁文波下船后，见西贡混乱的样子，索性扔掉了近乎无物的皮箱，只抱着“重力仪”向祖国跋涉。采访中他对我说，财产都是身外之物，丢了还可再有。“重力仪”是我留学数年所得的收获，正是祖国急需的东西，如果丢了，我无颜见家乡父老。
当翁文波衣衫褴褛地踏上祖国土地时，俯身抓起一把土，失声痛哭。
翁文波归国后，先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三个月后，带着自制仪器到了四川油气田。1939年12月20日，翁文波作为中国人首次用电法测石油探井成功，为此，数十年后，他被石油人称作“中国测井之父”。他返回重庆后，又自制多架物理探测仪，于1940年5月利用假期带着仪器到玉门油矿做物理探矿。
1941年夏，翁文波正式进入玉门油矿工作，临行前，翁文波问他的学生：“哪位愿随我去玉门？”
一位英俊的青年说：“翁先生，我去。”这个青年人就是半个世纪后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著名石油专家童宪章。
童宪章的父亲童翼与李济深同窗，参加过蔡锷的护国军，时任国防部均衡司司长。国民党将门之后的童宪章并没有去享受父亲的庇荫，在校期间以自己的勤奋和自立，被推举为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他问翁文波：“先生是翁部长的弟弟，留洋的博士，为什么要到玉门那艰苦的地方去？”
翁文波回答：“玉门是国家的希望，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国家的兴盛，所以我要到玉门去。”
正在寻找抗战报国之门的童宪章听罢，义无反顾地随先生踏上了玉门之路。
冯秀娥，一位极文静秀美的天津大家小姐，翁文波的未婚妻，当时正在上海震�